斯特林堡

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是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被称为“世界现代戏剧之父”。他创作前期为坚定的自然主义风格，晚年转向象征主义，转折点即为《地狱》创作期间所发生的精神异常。尽管持续创作并佳作屡出，但他的精神病性症状也相当明显、为时人所瞩目。他也是最早的几个被精神病学家当作研究对象的名人之一。

研究斯特林堡有以下方法学意义：

（1）考虑可能的诊断是精神病性障碍、有急性精神病性发作；

（2）已有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诊断意见有分歧；

（3）人生经历丰富，涉及宗教和神秘主义；

（4）他的一些创作习惯可能受到精神症状的影响。

病史

◎急性精神病性发作

斯特林堡的精神错乱表现引人注目，但针对其具体性质又众说纷纭。本文主要依据《斯特林堡传》中的资料来分析。

1894年，朋友在为斯特林堡募捐的呼吁书中谈到他“无可奈何的处境”，说他“正经历着一次危机，可能会导致他的毁灭”。另一朋友在家书中称，听说“斯特林堡已经精神失常，总是疑神疑鬼，摆脱不出自己的想法”。当时斯特林堡的态度是对“那份可恨的呼吁书”感到非常生气并与募捐发起人绝交[1]369。传记作者拉格尔·克朗斯认为此事不实，主要是以讹传讹造成的。但在精神科医生看来，虽然信息极少、不足以作出判断，但“总是疑神疑鬼，摆脱不出自己的想法”这样的描述十分贴合临床实际的描述，如果朋友不是真见到他发病的情况，是不太能给出这样的描述的。

在1896年“那年夏天斯特林堡给图士登·海德隆德写了一系列的信，那些信气氛十分紧张，想象力令人难以置信，调子和1894年夏天写给里特曼逊的信差不多。他主要向海德隆德讲了下列情况：有人要暗杀他，有人敲他的墙，有人向他的屋子里通电想电死他，他有被警察当成伪造艺术品的人抓起来的危险……斯特林堡的悲剧在7月19日达到高潮。前一天，他写信对海德隆德说，对他来说，好像幻觉、想象和梦都有很大的现实性……据日记记载，斯特林堡在度过了‘可怕的一夜’之后，于7月19日上午11时12分跑出奥尔菲拉旅馆，住进钥匙大街的一个公寓。同一天下午3点钟，他给海德隆德写了一封像抒情诗一样优美的长信。他在信里说，他完全相信有人在用煤气暗杀他。他详细叙述了在过去的24小时内发生的事，说他听见隔壁屋子里有秘密谈话的声音，说他如何在《圣经》里寻找安慰……钥匙大街的平静是短暂的。很快，斯特林堡再次逃跑，先是跑到他住在迪埃普的朋友弗雷茨·塔欧洛那里，然后按照天上的星星指引的方向跑回家。他在7月30日又一次回到于斯塔德的埃里亚森医生那里。实际上，他的探索到此已经结束”[1]380-382。克朗斯记录了这些表现，但不忘列举斯特林堡当时的种种神秘主义言论，认为他对这些表现的记录是在为自己的创作累积素材（以下将详细分析），暗示斯特林堡这些症状并不是真的。但是，记录有夸大和造作的成分，并不意味着全无基础。真实情况很可能是斯特林堡确有那些症状，同时他对症状高度重视，加以渲染并赋予神秘的涵义。就算他在信中对自己症状的描写有造作的成分，他写那些气氛紧张的信和因为害怕而四处逃窜的情况也是真实的，而且这几项症状如被害妄想、言语性幻听和他的怪异行为之间联系密切。

他1896年的这次发作，如果是从夏天写那些信开始，那么时间很可能超过一个月，按克朗斯的说法，他的这次发作到7月30日便结束。之后，他旅行到奥地利的岳母家，除了一些古怪举动外能正常生活。数年后，他将这段经历写成《地狱》一书，此后未再出现发作，并能恋爱结婚。

◎多疑和难以相处

斯特林堡多次因为怀疑而攻击、排斥朋友，其中一些是帮过他大忙的。比如，劳拉·马宏为斯特林堡在德国文艺界打开知名度，而他却认为马宏照顾他是为了最终将他送进精神病院；怀疑卢斯特罗姆在自己出版的书的印数上搞鬼，而写去带侮辱性的信；怀疑朋友比昂逊在报纸上讽刺自己，而写信去警告；怀疑年轻助手斯代芬有偷窃行为，并把他赶走；怀疑审查官来干涉他的出版，是因为妻子锡丽在背后搞鬼。他与第一任妻子锡丽离婚数年前便怀疑其出轨，虽然最后找到了证据，但他怀疑的对象很广泛，用了许多可笑的方式去向朋友们打探消息。三任婚姻都以离婚收场，在离婚前都经历频繁争吵。

◎一些可疑的精神病性症状和神秘主义倾向

斯特林堡从中年起，逐渐出现一些怪异的表现。对这些表现辨析如下。

1891年他写下短篇小说《银色沼泽》，讲述一个人在森林里迷路，突然想到童年时听说的把衣服翻过来穿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他对这种幼稚的想法感到犹豫，因为他是理性主义者，而在尝试后的感觉是：“……使他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变成了两个人，他要对附着在他身上的那个人负责。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好像从什么东西中摆脱出来，已经把自己的皮脱下，那张出汗出得热乎乎的皮就像他夏天搭在胳膊上的一件衣服；但是那张皮里还有一种有灵魂的东西，他于是就产生一种精神上的无拘无束、轻松和自由的感觉……”然后他成功回到了家[1]305。这是一种感知觉综合障碍或人格解体吗？不好判断，但能看出他是有现实检验能力的，他更多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运用比喻来描绘他的一些奇妙感觉。他在当时还能够作为理性主义者来批判性地看待这类传说，数年后随着逐渐接触神秘主义，则越发以宗教信念来生活并对事物赋予神秘化解释。

斯特林堡在信中写道：“我内心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比这还要多！枕头是用鸟的羽毛填充起来的，羽毛曾是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从枕头上看到的是灵魂，是使枕头呈现人形的力量，枕头是用亚麻布做成的，亚麻布的纤维曾是生命力的运输工具，所以我从枕头上看到的是事实。”[1]380这些话在形式上类似逻辑倒错性思维[2]或者病理性象征性思维，是不是症状要看他是否把象征物（羽毛枕头）和本体（灵魂）混为一谈，如果能在各自的层面上使用这些对象，那么这些话倒也不失哲理。克朗斯认为这些话“承认他的想象和梦有现实性，但是并没有把它们同公开的现实生活混淆”，但需注意这些话是他在1896年那次发作最严重时写下的。

1986年秋天，岳母玛丽·乌尔观察到他的莫名其妙的举动。比如有一次，他用手在背后玩弄一把刀子，为的是（他自己说）防止敌人从后面向他进攻。还有一次，他穿上一身黑衣服躺在床上装死，让人瞻仰“遗容”[1]385。克朗斯引用乌尔的原话，认为这是斯特林堡为观察别人对自己一些戏剧性行为的反应而做的。但平心而论，这种程度的怪异行为不足以用这种理由解释。不久之后，斯特林堡向勃兰兑斯主动提出帮他弄死他的敌人，办法是在他们的照片上用有魔力的黑针刺他们的眼睛[1]386。这点倒是能用宗教和巫术的影响来解释。

在写《不公开的日记》的那段时期，斯特林堡对一些有神秘意味的事情特别留意并认真记录，比如，兄弟寄给孩子的电报被错寄到了他的孩子那儿，和其他类似的蹊跷事，如“一位先生在用左轮手枪向我射击”“在炉子的火苗里看到一个戴和尚帽子的死人脑袋”[1]389。在这些表现中，主要成分还是神秘化解释。

斯特林堡的研究者玛丽·桑德巴赫提到“最难令哈丽叶特理解的一定是斯特林堡相信自己生活的许多方面是由神秘的东西控制的，在《地狱》中他称之为‘神力’……1898年之后，这些神力不再以复数的形式出现，而成了‘那看不见的东西’‘那未知的东西’‘某人’，不过他们的功能还是一如既往。1905年9月16日他写信给哈丽叶特道：‘关于某人，我只知道他指引我的命运，并且总是朝着一个目标，尽管有时也迂回曲折。这是你我早些年相处所难理解的东西，那时你仍相信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3]73。这看起来像是被控制感，但更可能是一种宗教信念。被控制感是较少见而诊断意义较大的一种精神病性症状，一般它出现时更常见的幻觉妄想已出现，而斯特林堡此时处于精神状况比较平稳的晚年。另外，此类患者往往是觉得自己身上比较具体的东西，如某个思想或肢体被控制，而斯特林堡是在哲学思考层面感觉到更高的主宰。

克朗斯在传记中多次强调，斯特林堡受神秘主义影响甚深，并有意将之作为自己的灵感和素材：“信仰上帝和神秘主义兴趣（搞化学也是出于这种原因）伴随了斯特林堡一生。他后来继续记录和思索一些离奇古怪的事，并把自己的生活和整个宇宙间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这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为保持联想能力所做的一种精神体操……但是对他来说，将“地狱时期”的经历从艺术上加以利用，却是最主要的。”[1]401神秘主义对斯特林堡有深刻影响，这给我们判断症状带来极大困难。他的许多怪异表现可能是因为精神障碍，也可能是因为神秘主义观念所驱使。克朗斯通过列举大量斯特林堡参与神秘主义活动的事例，来提醒大家不可把他的怪异表现直接认定为精神障碍症状。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思考：他的异常表现哪些是能够用神秘主义观念来解释的，而那些不足以解释的又当如何？比如，他“觉得有更高的主宰”和“用黑针刺照片”足以用神秘主义来解释，而“拿刀防备偷袭”这种则不足以。众多怪异表现本身便提示精神病性症状的可能，而且需要注意，对神秘主义痴迷的动力的一部分就可能来源于精神病性症状。这条鉴别经验也可应用于临床上一些症状内容包含宗教观念的病人。

◎情绪高涨的症状

《斯特林堡传》记录了他数次精力充沛、全力投入创作的情形，比如在1884年春天：“1884年春天是斯特林堡一生中第一个干劲十足的时期。他把一切置之度外，一心想着工作，就像一个充电超过接受能力的电机一样火光四射……除写出大量批评社会的文章以外，他从事的活动简直不计其数”[1]157“整个春天，斯特林堡的头脑越来越热，劲头越来越大。在思想和感情极其混乱的情况下，他还有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苦衷，感到自己马上要爆炸。他给朋友写信时用的言辞比过去还要激烈，提到女人的时候越来越多……斯特林堡忽而写短篇小说，忽而写文章、随笔和书信。信的数量是那样多……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写出12篇以婚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传记详细描述了他在该时期的许多表现，兹不详细列举。有些表现是可疑的思维奔逸、自我夸大、精力充沛，比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可怜的脑子……又在受着气候变化的折磨。转呀，转呀，总是转个不停”“我要取得这样的名声……让我的同胞都注意听我衬衣皱褶里发出的每一下嚓嚓声，我一打喷嚏他们就给我打电报表示问候”“我现在必须像耶稣一样到两千尺高的橄榄山上去，到那里去思索这个世界和它的荒唐”。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还说，“我有时候觉得我的下场就是进疯人院，因为我一想到世界的荒唐就气得发疯！”。这是对那种精力充沛、易激惹、情绪高压力状态的生动描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情绪高涨表现密集出现的这段时期，他毫无根据地怀疑朋友卢斯特罗姆搞鬼而写去一封带侮辱性的信[1]162。

又如1888年冬季，他在丹麦创立了斯堪的纳维亚实验剧院，在两个月里热火朝天地筹办，提出了一个比一个更脱离实际的投资计划，四处写信、刊登广告、拜访朋友。他在信中满怀信心地说剧院是“我所有社会、经济、艺术和家庭问题的总解决！也是我妻子的问题的总解决”[1]271。再如1889年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我想是尼采把我变成了瞎子，因为我的脑子就像一个脓疮，劳累过度。然而他显然也把我变成了疯子，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出的极端自信也使我产生了类似的想法。这一点并不妨碍我灰色的大脑皮层会裂开，肯定会裂开！”同时期他在另一封信里说，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超过负荷的莱顿瓶，只想冒火花”[1]269。这三段时期，相比于同时代的作家或他的其他时期，情绪确实比较高涨，但他的社会功能完整，高涨的程度似乎没有达到病态的程度。

其他一些提示可能有情绪高涨的信息包括：他多次出书畅销而稿费颇丰，但也多次因挥霍而陷入贫困，不得不拼命写书来赚钱；他一生忙忙碌碌、兴趣广泛，还曾涉足炼金、化学和神智学研究、旅行去科学考察、筹办剧院等；有一些雄心壮志和说大话的情况；情感经历丰富，有3次婚姻，五十多岁时还和青年女演员结婚，在外有私生子。

◎家族史

斯特林堡的妹妹伊丽莎白患有精神障碍，在1898年被送进了诺雪平医院，最后在1904年死于乌普萨拉医院。目前暂未找到她患有何种精神障碍的资料，但从长期住院和衰退的结局来看，很可能是精神分裂症。奥古斯特在剧本《复活节》中，以伊丽莎白为雏形描写剧中角色爱勒诺拉。1898年4月，他在写给妹妹伊丽莎白的信中说道：“关于你觉得自己受迫害之事，其实同我生病时的感觉一样。这种感觉缺少事实依据，也许根本就没有事实依据：似乎是我们自己迫害自己。假如你读过我的书《地狱》，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有受迫害的幻觉。其实主要是自责。你也可以看出我是如何承认失败的。别着急变动，因为没有用。你无法逃避自己——或者去造访你的人。”[1]50虽然作品可能有夸张成分，但在给亲人的书信中，制造噱头和艺术夸张的成分极少。其中，斯特林堡承认自己的妄想，承认这种症状的特点是“缺少事实依据”，也能看出他有较好的自知力，一直试图在认识和控制自己的症状。

◎饮酒和中毒

传记中总结了他饮酒的情况：“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一直和酒打交道，一会儿想喝，一会儿想戒，不过一直没有离开过酒。他平时喝，高兴的时候喝，经常喝醉……他在一时心灰意懒的情况下写道，人生给他的愉快是不真实的或者说是假的。‘唯一使我误以为幸福的，’他接着说，‘是酒！所以我喝酒！酒还可以减轻人生的痛苦。酒会使我迟钝的感觉清醒和活动起来！在我年轻的时候，喝酒有时候是因为肚子饿’。他收到受控告的电报以后，马上决定不再喝一滴酒，还想加入禁酒会。他是担心喝酒以后在法庭上控制不住自己，另外，也想利用禁酒运动为他的目的服务。可是他发现，不喝酒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了。他在自传里说，他最后像一堆破布一样瘫倒了，只好再开始喝酒。酒在他的生活中起着刺激作用。他一次又一次地发誓戒酒，《不公开的日记》里到处是戒酒的痛苦决定。”[1]179这样长期大量饮酒、多次酒精中毒、借酒消愁、有酒精渴求、停酒后出现戒断反应、多次戒酒多次复饮，是比较典型的酒精依赖行为模式。

有学者证明，斯特林堡“很早就开始喝了，尽管只有在节日时和沮丧时才比同龄人正常饮量大……早在1874年他就知道一醉方休的魅力了，尽管也许直到1884年去瑞士生活他才形成喝酒的习惯”[3]40。桑德巴赫已专门讨论过斯特林堡的饮酒问题[3]39。饮酒与他1896年的“地狱危机”的关系仍不清楚，一位1897年左右他写《地狱》时交往密切的医生朋友称“他酗酒太凶……在隆冬，他常坐在空无一人的人行道上，以很快的速度一瓶一瓶地喝美国棕榈酒……我说不出他到底习惯性饮酒的量有多大，但我相信酒精于他是相当大的地狱般危机的角色”。也有人认为饮酒不足以解释他的症状，因为在他1894年夏和1896年秋的危机期间无法得到大量的酒来喝[3]40。

另外有人指出，斯特林堡时代的人所喝的苦艾酒含有某种柏油，能致神经中毒和幻觉，其所导致的症状与斯特林堡在《地狱》中所描述的具有颇多相似之处[3]41。

精神病理分析

◎前人诊断综述

1.精神分裂症

雅思贝尔斯是比较早的关注斯特林堡的精神病学家，他认为“他的原初性格有两大基本特征：‘怀疑’与面对压力的‘敏感’……斯特林堡的精神分裂症过程始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生中出现过两次急性发作：第一次急性发作导致他特有的感知错觉、原发性被害妄想、典型的嫉妒妄想以及从事特异科学研究的倾向，至1887年达到顶点，此后进入间歇期；第二次急性发作自1894年至1896年，导致他的“宗教危机”与幻觉性偏执狂体验，并诱发“神智学的神秘主义”倾向。自1897年起，幻觉逐渐消失，张力得到缓解，在终末阶段达于一片安宁”[4]。他提到，斯特林堡在1887年也有过一次急性发作，但由于未能接触到关于该说法的第一手资料，此事待考。德国精神病学家大多诊断其为精神分裂症，但也有人批评他们对病人非常不了解并几乎完全依赖斯特林堡的所谓“自传”作品来认识他[3]38。

2.酒精相关障碍、创伤与应激相关障碍

该观点以瑞典精神病理专家斯文·赫登堡和英国精神病专家E.W.安德森为代表。他们认为，精神创伤、精神冲突和贫困是导致其精神危机的重要因素，而酗酒，尤其是苦艾酒加重了精神危机。

◎诊断

相比于以上提及的几位年代相去不远、能接触到第一手信息的研究者，本研究能搜集到的信息要局限得多。他们之间尚且诊断分歧巨大，表明对斯特林堡的精神病理分析有着巨大难度。鉴于斯特林堡受到神秘主义影响，体现在日记和作品中的症状可能被其创作习惯所夸大，对他种种异常精神行为表现的甄别还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以上对症状的整理，可能还是片面且有讹误的。

本研究还是倾向于用“精神分裂症谱系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来描述他的精神状态，因为斯特林堡的急性精神病性发作涉及妄想、思维形式障碍和行为紊乱多个方面的怪异精神行为表现，他有着疑心大的性格基础和精神病家族史。把众多患有精神障碍的文学家结合在一起看，文学家本人被创作习惯推向极端精神体验和亲近熟悉的宗教的例子为数不少，而斯特林堡是其中极为罕见的有着突出精神病性症状的人。所以，不能因为神秘主义和特别创作习惯的存在便否定精神病性症状存在的可能，或许还需要考虑斯特林堡是因为本身疑神疑鬼的性格才痴迷于神秘主义及其创作习惯的。鉴于斯特林堡急性发作时间较短，发作后功能恢复，整个人生社会功能尚好，也没有走向衰退，可能“短暂精神病性障碍”比精神分裂症更适合用来描述他。

◎鉴别诊断

斯特林堡的酒精依赖的行为模式确实存在，但似乎不能用酒精相关障碍一元论地解释他的异常表现。笔者更倾向于认为酒精相关障碍是一个共病的问题。用酒精不能完全解释的情况包括：

（1）他在形成酒精依赖的1884年前已有症状出现；

（2）长期饮酒可能出现酒精性妄想症、幻觉症，但已有的传记资料中并没有发现他的症状和大量饮酒或停酒之间的时间上的联系；

（3）他的妄想和异常行为和现实仍有一定联系，而酒精性妄想症和幻觉症的症状则有凌乱破碎的特点；

（4）他在出现症状期间仍保持写作和给朋友写信，到中晚年没有出现认知功能的明显衰退、反而在创作上形成新风格、迈上新台阶，这些侧面反映与他长期饮酒关系并不大。

斯特林堡一生中至少有三段时期情绪较为高涨，但期间社会功能完整，纵观他的一生也没有情绪高涨与低落交替的特征。双相及相关障碍也可能伴有精神病性特征，但一般出现在较重的躁狂或抑郁发作中，所以不优先考虑双相及相关障碍。

诚然，斯特林堡在早年和中年长期承受经济困境、诉讼、国内保守势力的排挤、出版不顺、和孩子分离等压力，但要用这些慢性应激因素来解释斯特林堡的急性发作及多种怪异行为会显得牵强，所以也不考虑创伤与应激相关障碍。

精神病性障碍与创作的关系

◎精神病性障碍对创作的影响——加剧与现实的冲突、陷入荒谬极端的处境

除“地狱危机”的那次精神病发作之外，他的猜疑、难以相处、想法怪异和装神弄鬼也是病情的一部分。当人们惊讶于斯特林堡的不安分、东奔西跑、搞各种怪力乱神的事业以及屡屡将自己陷入贫穷和众叛亲离时，也不难发现他精神病性的观念在多个方面的推波助澜。比如，他和三任妻子都是在长年争吵中以离婚收场、对众多朋友产生猜疑并决裂、从事炼金术一般的科学实验、被官方起诉并陷入被迫害的妄想……其中许多经历成了素材、激发了其写作动机，比如和第一任妻子分手后，他写出了《疯人辩护词》，在和第三任妻子分手后他写出《梦的戏剧》。而且，他的丰富经历、对科学和神秘学的广泛涉猎、对世道和官方的辛辣讽刺，也在很多方面塑造了他的文学的独特风格。

◎精神病性障碍对创作的影响——创作与自身经历的“亦真亦幻”关系

在斯特林堡身上能发现一种将创作和现实生活相混合的创作习惯，比如他写道“由于大量地进行创作，我的生活变成了一种虚存；我觉得我已经不在地上行走，而是毫无重量地在不是由空气而是由黑暗组成的大气中飘悠”[1]182。

他的一些有现实基础但又扭曲古怪的经验，可能来源于妄想、想象、潜意识中的愿望或神秘主义影响的观念。他没有结合现实对这些经验进行甄别，而是将之写进作品。这样的作品既有现实的部分，像是纪实性文章，记录他自己的某个经历，又有荒诞神秘的部分，从而达到神奇有趣、亦真亦幻的效果。比如，《被拘留期间》有个情节：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溜进他的房间指责他是魔鬼，并举出一系列因为反对斯特林堡而被杀、死亡或生病的人的名字，斯特林堡惶恐不安地解释说那些反对他的人没有生命力是很自然的（也就是说他已经觉得他的敌人真的已经毁灭）。克朗斯指出，装神弄鬼从很早开始就是斯特林堡进行戏剧创作时玩的把戏，并提到锡丽对斯特林堡“弄神弄鬼”和“扮演魔鬼帮凶的嗜好”难以忍受[1]246。

另一种情况刚好相反，是他将小说中的情节用来指导和预示现实的生活选择。小说中的情节本身就是他对生活的看法，但也是对人生道路的艺术化构思，里面有虚构的空间，所以会有许多浪漫、传奇的成分。如果他觉得自己将会走上小说人物的那种传奇道路的话，那么更进一步，他就有可能为了构思下一部小说而让自己走上一条更传奇的人生道路。比如，“我仿佛是在睡梦中走路；想象和生活似乎已经合二为一。我不知道《父亲》是一部作品还是我自己的生活；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事显然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到那时，要么我会因为受到良心责备而精神失常，要么就自杀。”[1]246

◎精神病性障碍对创作的影响——“地狱危机”和表现主义转向

斯特林堡的戏剧创作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自然主义，追求对社会人生的真实准确的描绘，而在“地狱危机”后转为表现主义。表现主义认为仅仅复制世界是毫无意义的，主张穿破事物的外在表象、直接表现作家的“主观现实”，常常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歪曲现实以求更好地表现心理和心灵的真实。斯特林堡风格转变后，笔触直达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潜意识，直接开启了20世纪现代心理剧的帷幕[5]，并被认为是荒诞派的直接源泉：“第一个以现代心理思维的精神把梦的世界搬上舞台的却是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到大马士革去》《一出梦的戏剧》及《鬼魂奏鸣曲》是写梦与执念的杰作，是荒诞派的直接源泉”[6]。促使他转变的这“地狱危机”性质为何？是如何促使其转变的？

斯特林堡在1894年到1896年的精神危机被称为“地狱危机”，其中最鲜明的是那次急性精神病性发作，这段经历后来作为素材被写入《地狱》中。它可以被理解为疾病对人所产生的种种影响，或是个人在长期的种种压力之下所发生的精神紊乱，或是接触神秘主义后受到宗教观念的种种影响，或是个人为了创作而去捕捉神秘体验或进入极端精神状态——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有主观因素对客观因素的选择和反应，也有客观因素对主观因素的影响和启示。

大体来看，可能是通过以下这几种方式促成转变的。

1.错觉之美

他疑神疑鬼的习惯、所收集和强调的种种神秘现象、现实检验能力下降后出现的错误观念，这些梦境般的体验可能会使他回味并注意到其中的艺术魅力。正如他在《一出梦的戏剧》的前言中写的，“作者在这个梦剧中仍然试图模仿梦所具有的不连贯的、但从表面上看又合乎逻辑的形式。一切都会发生、一切都是可能和合乎情理的。时间和空间是不存在的：在微乎其微的真实基础上展开想象，形成新的图像，把记忆、经历、杜撰、荒唐和即兴混为一体。剧中人物被割裂、交叉、重叠，被蒸发、凝固、离散、会聚”。不过也应注意到，在认识弗洛伊德的学说后文学界出现的注意梦境和潜意识的时代影响。

2.关注内心

作为文学家，他本来就对内心世界有充分觉察，而较短的发作和总体较好的功能使得他保留自知力，而他的妄想和行为紊乱又比较严重，这就使得对症状的考察会吸引他许多注意力、诱导他“向内看”。比如，他在给医生朋友的信中说：“你的第一封信里有一个词使我感到有点不安！你谈到我垮掉的灵魂。我的灵魂没有垮，而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相反地，我还摧毁了威胁我灵魂自由的那些低级灵魂。”又如他给妹妹伊丽莎白的信中道：“关于你觉得自己受迫害之事，其实同我生病时的感觉一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有受迫害的幻觉。其实主要是自责。”

3.夸张手法

发作中的扭曲怪异的精神体验，可能启发他采用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真实心灵。

4.大胆创新

发作中的那种挣脱开常规生活轨迹的突破感、自由感和叛逆体验，可能启发他在艺术形式上大胆创新、摈弃传统和现实风格，比如《到大马士革去》以疯人院为中心构建环形的剧情结构、《一出梦的戏剧》纯粹是呓语和内心流露、《鬼魂奏鸣曲》让人和鬼魂相混杂等。

◎创作对精神状况的影响——写作的疗愈作用

尽管有些时候斯特林堡是为了缓解经济压力而写作，也曾转向科学研究和炼金术，但总的来说，他一生勤于创作、热爱创作，并将自己的生命激情投入创作中。这种热爱部分源于写作给他的精神带来快乐、舒缓和疗愈的作用，他对此有自觉认识。早年他声称“写作和放松心情是最大的快乐和安逸”。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地狱》的写作令他“涤清了头脑，放下了一些负担”，晚年时对谢林说“用写作把痛苦驱出内心”[1]71。他还强调写作对于他生命的重要意义：“我发现，只有在创作中，我的生活才是快活的；只有在创作时，我才感觉到我是活着的。”[5]

传记中提到一个具体的例子，青年时他某次试戏失败，气得大哭并企图自杀。在读了某本小说后，联系自己的情况，他展开了密集的想象和构思。他在自传里描述这种状态“是一件既痛苦又愉快的工作，一切就像在发烧时发生的，没有他的意志，没有他的安排”。他4天就写出了剧本，当剧本写完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多年的痛苦烟消云散，一个恶瘤被切除。他顿时精神振奋，心旷神怡”[1]26。这种狂迷的写作状态给他带来疗愈和极乐的体验，不可避免地会塑造他对创作的态度，他在此后人生的数次精神危机后都会专心投入创作，比如在第一次离婚后写作《狂人辩词》，还有在1896年急性发作后写作《地狱》。

◎创作对精神状况的影响——将自身置于某种精神状态、陷入某种冲突或刻意发挥想象力以获取素材和灵感

在精神病理传记学研究中，人文学科学者和精神病学家应该通力合作，将自己的结果提供给对方作为研究基础。常见的情况是，人文学科学者利用精神病学家的诊断作为论述依据。而精神病学家也会利用传记作者对创作习惯的研究成果来进行精神病理分析，这里提供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斯特林堡跟着默尔滕森到了他住的地方，发现椅子上放着几个套着颜色鲜艳的丝绸外套的鸭绒靠垫。斯特林堡开始扔，还用嘴吻，样子非常滑稽可笑。靠垫在他的想象中变成人或魔鬼的形状。默尔滕森也从床上拿起他的大白枕头。两个人兴高采烈地扔着那个枕头和一个绿色的丝绸靠垫，后者的样子就像受难基督的脸，另一个则像宙斯的脸。斯特林堡的举动就像在举行一次招魂术大表演。他跪在地上，用低沉的声音向那个白神哀求，并等待着回答。在枕头鼓起来和改变形状时，他就觉得是得到了回答。”对于斯特林堡这个创作习惯的小故事，克朗斯分析道：“这个故事说明斯特林堡的想象力是如何工作的。整个《不公开的日记》是一场枕头游戏，说明斯特林堡在努力完成从凭感觉器官注意到的东西到超自然的东西的飞跃。斯特林堡始终知道，随着阳光的出现，一切都会消失。但是他却为他的创作取得了材料。”[1]389克朗斯指出，斯特林堡将自己多个人生经历夸大后写入作品中，如在和锡丽离婚后写作《狂人辩词》、在《不公开的日记》中积累大量神秘经历然后写《地狱》等。其实这可以升格为创作中的一般规律，叫作“为了获得创作素材而去经历一些极端的精神体验”，在郁达夫和三毛身上也能看到这种现象。这不难理解，作家依赖于从深刻经历中获得素材和灵感，如果当前的生活比较平庸，是有可能产生某种内在动机去进入一段特别经历的。

参考文献

[1]克朗斯.斯特林堡传[M].高子英，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2]李洁.瑞典戏剧家、小说家斯特林堡[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7，007（2）：160-162.

[3]斯特林堡.地狱·神秘日记抄[M].潘小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4]孙秀昌.一位客观表现型的精神分裂症艺术家——雅斯贝斯的斯特林堡观[J].邯郸学院学报，2008（4）：58-62.

[5]章罘平.斯特林堡：现代戏剧的开拓者[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3.

[6]艾思林.荒诞派戏剧[M].刘国彬，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