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原来的书名是《重新定义中国人》，这是借用了柏杨先生对秋雨先生的评价。后来又觉得这个书名太大，就改了。但这篇前言还是要从“重新定义中国人”说起。

秋雨先生早年切身感受过中国文化的冷冽，后来在神秘的半山老屋中苦读中国古籍，又冒险潜入外文书库进行了系统的钻研和翻译，这让他深谙中西经典。后来，在改革开放之初，针对长久的“极左”封闭，他又写出了一系列论述世界人文科学的重大著作。这一切，使他获得了极高的社会评价，因此被推举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还担任了几所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

正是在这样的高光时刻，一道巨大的精神裂谷横亘在他面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起了全方位的对比性反思，国内外不少人士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发出了整体质疑，“丑陋的中国人”“民族的劣根性”等论述不绝于耳。

国外对中国人的偏见由来已久，对此秋雨先生早有关注。他研究过明清时期欧洲来华的几批耶稣会传教士的书简，如英国马嘎尔尼访华使团的记录，而让他产生极大心灵震动的，是看到美国早期报刊上描绘中国人的漫画。随着排华浊浪的兴起，漫画中的中国人形象越来越被丑化，甚至被丑化成异类、丑化成动物。但事实上正是这些中国劳工，以惊人的辛劳和智慧，完成了美国最艰难的铁路工程，为美国立下了巨大功劳。

看到“中国人”长期受到整体贬斥，秋雨先生深感痛心，因为这与他已经通悉的中西方文化格局完全不符。正在这时，他读到了英国哲学家罗素对中国的一些论述。

20世纪初，罗素曾到中国考察。当时的中国，备受列强欺凌，一片破败，让人看不到希望。但是这位哲学家却说：

进步和效率使我们富强，却被中国人忽视了。但是，在我们骚扰他们之前，他们还国泰民安。

白种人有强烈的支配别人的欲望，中国人却有不想统治他国的美德。正是这一美德，使中国在国际上显得虚弱。其实，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自豪得不屑于打仗，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如果中国愿意，它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文化最重要。只要文化问题能解决，无论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我都接受。

罗素对中国历史了解不多，却显现出如此公平的见识。这使秋雨先生下定决心摆脱已有的名誉和地位，独自奔赴西部高原，他只想在那里找到能够说服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实物证据。他在荒凉的汉唐遗址间一点点梳理，并急切地在小旅馆写成文章向外界报告。他把自己的这一行动，称为“穿越百年血泪，拜谒千年辉煌”，寻找中国人的“集体文化身份”。

没想到，这一行动竟然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文化奇迹。全球华文世界本来就有森严的政治壁垒，他的书却穿过一切壁垒，受到几乎所有华文读者的由衷欢迎。近三十年来，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只要能阅读华文的，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名字。

是他，用国际观念，把中华文化的整体神貌勾勒给了今天的世界。因他，当代华人在文化心态上可以心安理得，不卑不亢。

也就是说，他唤醒了一个庞大族群心底的文化密码。他已经远远不只是一个学者、一个作家。

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曾这样称赞秋雨先生：“他创造了中华文化在当代世界罕见的向心力奇迹，我们应该向他致以最高的敬意。”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说：“这样的人才百年难得，历史将会敬重。”

在台湾地区，秋雨先生遇到了当年以《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闻名的柏杨先生。柏杨先生握着秋雨先生的手说：“两个字，羡慕。羡慕你以大规模的文化遗址考察，重新定义了中国人。”

从集体文化人格上“重新定义了中国人”，这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就连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也对到访的中国领导人说：“20世纪后期，海外华人重新对中华文化产生感动，主要是由于余秋雨先生的书。”

前不久读到一篇研究秋雨先生的文章，正是以贾平凹先生所说的“历史将会敬重”为题，为贾先生的论断列举了十多条理由。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香港地区资深记者、文艺评论家、《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江迅先生。他关注秋雨先生三十多年，对于秋雨先生的为文为人很有研究。笔者与他也相识多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代表香港《亚洲周刊》来采访，笔者全程陪同，行旅中相谈甚欢，情谊日深，成为密友。这次从文章中又听到了他那发自肺腑的声音，与笔者产生了心灵共鸣。因此，我决定把《历史将会敬重》一文作为本书的附录，推荐给读者，让它产生“压轴”的力量。

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集体人格的研究，是秋雨先生矢志不渝的追求。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经历了许多磨难，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人生代价。正如新加坡“总统文化奖”获得者郭宝崑先生所言：“他以旷世的才华和毅力，创建了中国文化在当代世界的全新感知系统，既宏大又美丽，功绩无人可及。”

江迅先生在文章中感慨：在历史上，真正的文化巨峰少而又少，一旦出现，同时代的人往往很难辨识，因为大家被太多流行的价值系统挡住了眼，而文化的高度又无法用权力标志和财富标尺衡量出来。但是，如果历史还值得信任，那么，高度总会还原。

笔者确信，历史值得信任。对于这样一位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做出世界性定位的智者、勇者，历史一定会给予应有的敬重。

为秋雨先生写传记，并不是笔者所能担当的。秋雨先生自己写的“记忆文学”《借我一生》《门孔》，已经带有自传的性质。据我所知，近二十年，在世界各国大学深造的华人学生常常把研究秋雨先生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选题。有的出版社还编印了他的“文化大事记”和“文化档案”。

我的这本书，尽量不与这些文本重复。其中很大部分是对他的学术著作的重新研读。既然学术意味较浓，称“评传”也算合适吧。

本书从动笔到成稿，整个过程都没有告诉秋雨先生。所用资料都是从散落各处的文化信息中搜寻、比勘所得。相比之下，台湾地区报刊留存的资料更多一点。我很期盼在此书付印前，能把清样让秋雨先生过目，做一些校核。有关秋雨先生的妻子马兰老师的资料，我搜寻的难度更大，只能从当年的报刊上摘寻一些零星报道。本书写她，主要是表述笔者看过她几台著名演出后的观剧体会。那些无与伦比的美好印象，历久弥新，实在难以磨灭。据说马兰老师并不希望别人写她，那我这次是冒险了，但愿出版后她能读得下去。

江学恭

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