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假说

假说1：制度化是各种制度性行动者为了实现其各类诉求而进行的政治努力的结果。换言之，制度化的顺利实施与作为结果的制度所形成的形式，也取决于各种影响它的行动者的权力。

在制度演变尤其是制度创立的过程中，作为行动者的人所产生的能动作用必须加以考虑。尤其是在外部的制度环境的自我利益的驱动下，不同类型的行动者往往都会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展开权力博弈乃至冲突，同时也可能最终在规则的制定问题上达成妥协、形成共识。如此，制度安排得以产生，并在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和制度内化的基础上对组织生活发挥着规范性的作用，以至于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形成特定的秩序和规则。所以，制度的创设及其制度化的过程往往都是各种行动者为实现其目的而进行的政治过程的客观结果，它彰显了组织的利益与各种行动者的相对权力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制度性的行动者中，通常国家专业性组织、专业人员、社会精英是最基本的类型。此外，对于大学组织而言，文化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制度化施动者。但这里所言的文化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特定制度行动者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事方式乃至利益诉求的反映或表现，它既是某种制度化变迁发生的具体文化背景，也是推动这种制度化变迁发生的基本动力之一。

假说2：在中国的大学演进史之中，产生过许多富有特色的大学制度。例如，教授治校制度作为经典的学术权力制度形式，不仅具有价值层面的合法性与优越性，也具有技术层面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因此，这种大学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价值的合法性与技术合理性的最有力证明。

制度是某种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由内在需求的驱使所产生的，制度体现了人类对共同社会生活的自我规划和巧妙安排。大学是典型的制度化产物，其内在发展逻辑在于学者对真知的渴求，这是大学学术本位的制度逻辑的本质所在。实际上，自中世纪大学开始，大学在自身演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确立起了教授治校的学术权力制度逻辑。千百年来，教授治校仍是中外诸多大学的管理理念、核心价值。尽管随着大学利益相关者多元治理的组织属性的凸显以及大学共治的兴起，教授治校制度的基本内涵和行动规则不断变化，甚至社会上还形成了一股“教授治学”优于“教授治校”之风，但其核心价值和制度安排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从世界上大多数主流大学的发展来看，仅仅只是依照大学外部制度环境和组织生态变化而对具体的规则层面做了适应性调整。就这个角度而言，教授治校制度不仅是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而且具有相当强大的可塑性和适应性。它不但适合于中世纪时代的“学者行会”型的大学组织，而且适合于现代“具有多元利益主体以及社会轴心机构”的大学组织。事实上，只要囊括在科学合理的大学治理结构之中，从教授治学发展到教授治校制度依然能够能满足现代大学内在发展逻辑和外部社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