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 国内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
在中国知网平台上,以“绿色发展”为主题进行文献检索(时间从1994年到2022年),从论文数量趋势图(见图2-1)中可以看出,从2008年开始该主题逐渐增多,尤其在2015年以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同年),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快速增加,说明学界始终聚焦国家战略需要、服务国家宏观大局。在国家层面,“绿色发展”第一次明确被提出,是在2010年胡锦涛同志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绿色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方式。“十二五”规划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凸显绿色发展指标。此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更是将“绿色发展”定义为国家发展理念,使其体现在国家发展的各个领域。
图2-1 中国知网“绿色发展”主题检索论文数量趋势(1994—2022)
国内学术界对绿色发展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粗放式开发利用模式,虽然带来了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却让人始料未及,终究反噬了人类自己。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1998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社科院发布的《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和联合国发布的《市场经济与环境保护》等调查研究报告让环境和资源问题进入大众视野,绿色发展在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等文献研究中逐渐得到关注。国内学者尝试从多角度对绿色发展进行探讨,如刘思华(1989)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陈林(1998)等从借鉴西方绿色思潮的角度,徐刚(1997)、郇庆治(1998)等从生态伦理的角度探讨环境危机,林建技(1999)等从环境和资源关系的角度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发展的探讨,开启了国内绿色发展研究的先河,将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相提并论,使之越来越受到关注。这也与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入息息相关。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的倡议,再次掀起了国内相关研究的高潮。
在绿色发展概念界定方面(见表2-1),《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一书认为“绿色发展是指经济增长摆脱对资源使用、碳排放和环境破坏的过度依赖,通过创造新的绿色产品市场、绿色技术、绿色投资以及改变消费和环保行为来促进增长”。王玲玲等认为“绿色发展是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制约下,通过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认为绿色发展是由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等子系统的绿色运行支撑的,并且分别分析了各个子系统在绿色发展中的作用。除了直接定义绿色发展的概念,学者们还通过辨析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生态发展等的关系来明确绿色发展的内涵。如胡鞍钢认为绿色发展“一是要发展,二是要绿色,核心是以人为本”,认为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2.0版,其核心是以符合生态需要的方式改造外部自然,其根本立足点在于推动生产力发展。
表2-1 部分国内学者关于绿色发展的定义
表2-1(续)
*根据已有文献整理。
在绿色发展路径选择、战略决策方面,胡鞍钢认为绿色发展要在经济、社会和自然的系统中平衡各个要素发展,要素间的关系有正向也有负向,绿色发展是要素间平衡发展的路径,中国可以主动避免经历发达国家的“黑色”工业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绿色”发展阶段。黄志斌等认为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日趋和谐、绿色资产不断增殖、人的绿色福利不断提升的过程,认为绿色发展的研究要从发展、资产和福利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界定,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绿色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绿色资产是绿色发展的载体,绿色福利是绿色发展的最终目标。蒋南平等认为绿色发展应建立在“资源能源合理利用,经济社会适度发展,损耗补偿互相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刘纯彬等以山西太原为例对资源型城市的绿色转型进行了基于三维结构模型的分析,认为绿色转型是山西太原等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要途径,只有走绿色发展道路才能够使城市资源可持续发展。王永芹认为绿色发展是现今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绿色发展是打破当前资源环境制约和束缚的唯一选择,而创新驱动则是加快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绿色发展创新可以从发展理念、科学基础、市场和制度几个方面进行。
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是绿色发展的目标,在“绿色体检表”等系列绿色发展概念提出的推动下,学者们对发展战略路径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李萌指出:中国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是基于制度、创新和全民的参与。其中,建立健全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是实现绿色发展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保障;加强科技创新,将创新作为战略基点,是引领、支撑绿色发展的关键;动员大众,全民参与,形成合力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础。胡鞍钢等认为绿色发展战略应将绿色规划、绿色财政、绿色金融包括在内。董战峰等尝试构建新的跨国战略框架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各主体的绿色发展。黄磊等通过构建“绿色创新协同发展”的分析框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绿色发展的效率等进行了分析,认为推进绿色发展要推进创新平台建设,加快创新成果转化,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多元化。秦书生等则认为绿色发展理念是我国“扭转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趋势”的必然选择,绿色发展理念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将人民群众获得生态幸福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应着力构建绿色发展制度保障体系。
在绿色发展测度研究方面,学者们投入了较多精力,这也是绿色发展研究领域的前沿阵地。刘杨等运用非期望产出模型,测算了2011—2015年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李晓西等通过构建“人类绿色发展指数”评价体系,得出在123个国家中中国排名86,绿色发展水平处于低级阶段。姚西龙等利用DEA-RAM模型对全国及各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绿色效率对工业经济转型的作用最显著,创新效率的营销也不容小觑,我国工业绿色创新转型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中东部明显优于西部地区。此外,杨顺顺运用AHP-GRAP联合评价法、钱争鸣等运用DEA模型测算了不同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给岀了绿色发展建议。朱海玲通过构建循环经济、绿色金融、节能排放、工业绿色发展四个指标群组成的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提出用调整系数法来核算绿色GDP。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对未来中国城乡建设提出了明确的绿色发展要求,按照城乡建设的特征分布提出了具体要求:到2025年,城乡建设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建设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碳减排扎实推进,城市整体性、系统性、生长性增强,“城市病”问题缓解,城乡生态环境质量整体改善,城乡发展质量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明显提升,综合治理能力显著提高,绿色生活方式普遍推广。到2035年,城乡建设全面实现绿色发展,碳减排水平快速提升,城市和乡村品质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更加美好,城乡建设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