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7章 进入武帝统治后期（21）
说到这里刘从戎讲咱们总结一下，大溪墓葬中死者均埋在公共墓地，头向一般为正南，且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同时伴有少量的俯身葬和侧身葬。而且绝大多数墓，都有随葬品。不过，女性墓的随葬品，一般比男性墓丰富。至于随葬品，一般为龟甲、石镯、镶牙镯、驯养的狗等等。甚至，还出现了比较少见的整条鱼骨。针对大溪文化的墓葬特色，生活、生产器物的特征，后人将这种文化遗存，称之为“大溪文化”。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依据考古专家大溪文化这一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以巫山的大溪遗址为代表，囊括湖南、湖北等地的10多处遗址。也就是说，大溪文化遗址类型分布范围很广，对重庆、湖南、湖北影响比较大。大溪文化的房屋多为红烧土联合竹材，混合制作而成。显然，这种建筑结构的形成，必定需要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作为依托。同时，红烧土这种建筑材料的出现，表明了彼时的大溪文化，已经明确知晓通过强化土壤结构，来加强房屋的耐久性。显然，拥有这种建筑意识，至少可以表明，彼时的大溪文化，已经脱离了较为原始的社会意识，继而具备了较高的文明构筑意识。不用多说，这种文明之构筑意识，绝对算得上是文明意识的觉醒。显然，大溪文化明显在向着文明的方向，努力前行着。大溪文化中，有大量稻壳标本。这表明大溪文化，是一处稻作文明。彼时，生产工具类型的文化遗存，主要有石凿、石斧、石锛、石杵、石镰、纺轮、骨针、蚌镰、网坠等。而骨针、蚌镰、网坠等器物的出现，则表明大溪文化这种稻作文明，还兼具渔猎行为。不用多说，无论是稻壳标本，还是众多的生产工具，都足以证明，曾经的那个大溪文化，已经具备了，以农业文明为主，渔猎为辅的，上古文明之基本特征。
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另外掺杂一些黑陶、灰陶，以及极少的三足器物。其中，红陶器物普遍涂上红衣，大多呈现出圆形、长方形、新月形等戳印纹，且纹饰多为红陶黑彩，颇具特色，且个性鲜明。其中，主要的红陶器物有豆、曲腹杯、碗、罐、盘、瓶、盆、钵等。当然了，在众多的器物之中，属筒形瓶、高圈足深腹豆、曲腹杯最具代表性。众多的精美陶器的出现，证明了大溪文化，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具备了较高的审美及艺术水平。而这些，也恰恰反映出了，曾经的那个大溪文化，其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社会分工较为明确的，较为高阶的上古文明社会之阶段。而且，这一系列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基本可以证明了，彼时的上古大溪文化，已经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着父系氏族社会转变了。且大概率已经处在了，父系氏族社会之萌芽状态。如果说精美的红陶器物的出现，代表的是大溪文化的，一种朴素的生活审美之需求的话。那么大溪文化中，出土的诸多装饰品，则证明了大溪文化中的上古先民，已经从大众共性的生活审美需要，发展出了个体之个性审美需求，乃至美学艺术追求。这显然足以证明，大溪文化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审美和艺术水平。如果有人不信，我们可以从较多的，大溪文化的装饰品中，找到证据。这些装饰品，主要有玉、石镯、骨镯、象牙饰品、兽牙饰品等几种。当然了，这些饰品，主要用于耳饰、项饰和臂饰。
另外，在大溪文化遗址中，还出土有一些陶球。一般来说，专家多认为这些陶球，也属于装饰品。不过，也有人持反对意见。特别是针对那件空心陶响球，有人认为当是一种特殊的乐器。当然，笔者也赞同这件陶响球，属于某种特殊乐器。也许这件特殊的古老器物，真的是一种特殊的乐器，代表着大溪文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音乐追求及素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溪文化的许多陶片上，还出现了很多神秘的刻划符号。根据考古发掘及学者统计，这些刻符总计约有300多个。在一段时间内，因为甲骨文破译工作进度相对缓慢。人们一度认为，这些原始刻划符号，与华夏文字之甲骨文毫无关系，而仅仅是装饰性符号而已。可是，随着甲骨文破译工作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这些刻划符号，可不仅仅、不单单是符号而已。而是确确实实地与甲骨文，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故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大溪文化刻符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的视野，为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字的研究，乃至甲骨文的研究，揭开了新的序幕和篇章！很显然，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众多的大溪文化刻符，应该被当做一种早期的华夏文字，属于汉字的原始阶段。故而，大溪文化刻符应当被视为，是汉字的源头之一。当然了，大溪文化刻符还存有不少争议，诸如，都是单字无法成句成文等等。大溪文化刻符，确实和甲骨文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大溪文化刻符是原始华夏文字，和甲骨文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大溪文化刻符属于华夏文字、汉字的源头之一。毕竟，这些刻划符号都是很有规律性的，显然具备了早期文字的特征。从特殊墓葬形式、较为成熟的房屋建制、大量的稻壳标本，到数量众多的石凿、石斧、石锛、红陶器物等生产及生活器物的出现，到玉器、石镯、骨镯等较为精美的装饰品的形成，再到300多个很有规律性的刻划符号的出现。显然，种种迹象都表明，大溪文化绝对不只是，一种普通的上古中华文化而已，而应该是一种已经发展出了，早期朴素华夏文字的上古中华文明。而且，这种华夏文字明显还和甲骨文，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这时已过了子时，田千秋见时间确实不早了，就急忙带着鲁贺阳、籍兴两个人从他所住的房间内离开回去休息。等田千秋、鲁贺阳、籍兴走后，王小二则又待了一会儿，思考了下一些事情，把自己喝剩下的那坛子御酒全部喝光后这才上床休息。第二天一早起来后，战船队早已驶入到了长江内的水道逆流而上。好在这天是顺风行驶，所以船的速度还可以。刘从戎吃过早饭后看天气很晴暖，就独自站在他所乘坐这艘指挥舰上一面欣赏着沿江两岸优美的风景，一面吸着吕宋草。这时籍兴前来找他，拿了一封他夫人吕幼兰写来的信，同时还送来了在巴郡内绣衣府分支机构负责人的消息。吕幼兰送来的信讲自他走后这几日长安这边一切都好，宫里面也很是太平。来信的主要意思是金日磾在大汉朝长安城内待久了，产生了思乡之情，向汉武帝刘彻请求打算回匈奴那边去探望一些亲朋好友。这位皇帝陛下拿不定主意，打算让吕幼兰征询下刘从戎的意见。看完信后，刘从戎立马回到自己的船舱给自己的夫人吕幼兰快速写了封回信，讲他觉得没什么问题，可以给让金日磾回匈奴那边一到两个月，具体时间由汉武帝刘彻定夺即可。金日磾这人素来重情义，应该是会如期回来的。写完后他交给了籍兴，让他以火速通过绣衣府的专属通信渠道送往长安。籍兴讲当地绣衣府送信的船只就在后面跟着的，他马上去办。巴郡绣衣府分支机构送来的消息讲他的船队到达鱼复时，江关都尉吴长信将在码头亲自迎候他。西汉时汉武帝时期设立了江关都尉，江关都尉是负责领兵守备关隘、稽查行人、兼掌税收的官职，其重要性在于掌握军事和行政权力。
江关都尉的职责包括掌佐守、典武职甲卒，侧重处理本郡戍防事务，有时还代行太守职务。其衙署独立，可置官属，在郡中与太守并重，有签署公文往来的钤印权。江关都尉的设立背景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扞关，汉武帝时期在此基础上设置了江关都尉，主要是管辖巴郡军事。吴长信也是刘从戎亲兵卫队的老人，曾经是他非常倚重的贴身亲随之一。漠北战役后，便留在长安渭水大营担任副主事。上任后没多久有一次汉武帝刘彻由太尉公孙贺陪着去渭水大营视察，长得高高大大，相貌英俊的吴长信则立马引起了这位皇帝陛下的注意。他便把吴长信叫过来谈话，一问才晓得吴长信也是从刘从戎亲兵卫队内出来的老人了。汉武帝刘彻对从刘从戎亲兵卫队内出来的人都格外看重，觉得吴长信在渭水大营担任副主事实在太埋没人才了，就嘱咐公孙贺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将吴长信外放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历练。过了不到半年恰好朝廷江关都尉空缺，太尉公孙贺便和刘从戎打了声招呼后，直接把吴长信调到巴郡担任江关都尉。而渭水大营副主事，就让李广利前来接替。江关都尉一职要比军中偏将级别要高，大体和副将级别相当，吴长信这也算是担任了地方上的要职。刘从戎晓得都尉一职到后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也没有设置，直到东汉末年汉灵帝时期才设立了八关都尉。八关是东汉洛阳周围的函谷、太谷、广城、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都尉的合称。东汉灵帝光和七年（184）二月，爆发了黄巾起义，三月，灵帝于上述八关置都尉，以加强京城洛阳的防卫，掌各关部队，镇遏地方反叛。
西汉在战国扞关的基础上置江关，设江关都尉统领，与鱼复县同城而治。《汉书·地理志》巴郡下：“鱼复，江关都尉治。有橘官。”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七月，“更郡守为太守，郡尉为都尉”卷五《景帝纪》，因此可以断定，“江关都尉”这个官职名，应当出现于公元前148年或稍后。
作为巴郡太守副贰，江关都尉的职责是“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卷一百三十一《官制·汉都尉》，侧重处理本郡戍防事务，有时还代行太守职务。其衙署别立，可置官属，在郡中与太守并重，有签署公文往来的钤印权。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收藏有一枚西汉江关都尉封泥，是保存下来盖有印章的干燥坚硬泥团的珍贵文物，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就成了阳文，边上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奉节老县城也曾发掘出土古代封泥，但文字一直没辨识清楚，所以这方封泥江关都尉章有其参考价值。江关初设瞿塘峡口长江北岸赤甲山。欧阳忞《舆地广记》载：“鱼复县故城，在县北，今名赤甲城。有古扞关，楚肃王所作，以拒巴蜀。”卷三十三《夔州路》如前所述，西汉江关就是在战国时扞关基础上设置，位于赤甲山。西汉末公孙述因在北岸筑白帝城，将江关迁到长江南岸，与白帝城相对。《后汉书》记建武六年（30），公孙述遣翼江王田戎统军，“与将军任满出江关，下临沮、夷陵间”，唐章怀太子李贤于“江关”下注曰：“旧在赤甲城，后移在江州南岸，对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人复县南。”赤甲城又作“赤岬城”，因修于赤甲山而得名，也是公孙述所筑，迤南与白帝山连成一片，规模比白帝城更大。《水经注》载：“江水又东迳赤岬城西，是公孙述所造，因山据势，周回七里一百四十步，东高二百丈，西北高千丈，南连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树木，其石悉赤，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谓之赤岬山。”卷三十三《江水一》744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括地志》没搞清楚白帝城与江关的南北方位，但也肯定了江关在鱼复县：“江关，今夔州鱼复县南二十里江南岸白帝城是。”卷四《夔州》南宋王应麟《玉海》《通鉴地理通释》两书都曾引述这条文献。
对于这些，刘从戎在现代上高一暑假时曾经都自己研究过。没过多一会儿籍兴又拿着一封书信前来找他，说信是益州刺史朱辅写来的。朱辅是汉武帝刘彻的亲信，好立功名，为人慷慨，有雄才大略。永平年间，朱辅在益州经营多年，宣扬汉德，使远夷畏服。自汶山以西，都是前人没有到达过的未知之地。在朱辅的招怀下，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人口六百万以上，皆“举种奉贡，称为臣仆”。“刺史”这个官职，职责是在一州之地行使监察权。“刺”字的本意是“杀”，引申意为“刺举”，源头应出自《周礼》，在“司刺”条中释义：掌三刺之法。这“三刺”分别是：讯群臣、讯群吏、讯万民。通俗一点说，就是对官吏、百姓行使监察权。在秦汉之际，掌握监察权是御史台，台中最高长官是御史大夫。秦朝设立郡县制，并在郡府设监御史来行使监察权，举报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刘邦建立汉朝后，也只是继承秦制，并未有改动。所以“刺史”之“史”是取自于“御史”之“史”。当时地方上执行监察权的监御史，并不能够很好地有所作为，甚至有些人与地方官员打成一片，互相包庇，引发地方百姓不满，到了汉文帝刘恒时，刘恒为了更有效执行对地方政府行使监管权力，便废除监御史，改由丞相府派出府吏前往地方巡视。即便如此，效果也未有太大改善。在后世南梁刘昭看来，西汉朝廷对地方缺少有效监督管理，这个弊病，也应算做是后来吕氏作乱的根源之一。到了汉武帝刘彻时，元封五年，才正式设立刺史制度：由朝廷派出使者，分派到各州，巡察郡府政务得失，郡府太守有失职的地方，由刺史上报给朝廷。《汉官典仪》：刺史行郡国，省察政教，黜陟能不，断理冤狱也。
起初，刺史的官秩只有六百石，因为其职责仅仅是代表朝廷在地方行使监察权，若要处理失职太守，这件事还是得上交给朝廷来办。但是由于古代通讯不便，刺史对不法案件的处理颇费周折，往往案件长期得不到及时处理，引发地方不满。刘昭评价此时的刺史，“传车周流，匪有定镇，秩裁数百，威望轻寡”：刺史坐车在各地到处跑，但是很难取得成效，因为官秩不高的缘故，威望也轻寡。郡太守是二千石的高官，自然可以不用给六百石的刺史面子，甚至动用权力，组织地方其他官员一同对抗刺史的巡察，这也是可以的。总体来说，在刺史制度建立初期，巡察地方的成效仍然不高。到了汉成帝刘骜时，绥和元年（-8年），朝廷下诏，将刺史改为州牧，官秩提升到二千石，与太守齐平，这时候，靠着官秩的提高，监察权才得以最大效力发挥，郡太守再也不敢对抗刺史了。在这段时间里，刺史的实权得到极大提升，敢对失职违法的太守直接罢免并追责。如此“断亲奏事，省入惜烦”，也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汉初遣丞相史分刺州，武帝改置刺史，察州，秩六百石。成帝更名牧，秩二千石。但是这样做有利也有弊，弊端就由于是刺史在地方权力过大，可能会导致某些刺史以权谋私。虽然说刺史都是皇帝亲自选拔派遣出去的心腹，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正人君子，总会有一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官员，在皇帝面前是忠臣义士，到了地方就极尽嚣张之能事。再往后，在汉哀帝刘欣时及新朝王莽时期，又多次将刺史、州牧互改，大概就是这样的原因，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上述就是刺史制度，在西汉时期的产生与沿革。经过了新莽之乱，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开国之际，建武元年（25年），为了让地方官员更有效稳定地方，便任命心腹之人为州牧，出任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