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秦朝统一了，但很快又灭亡了，天下一度恢复了分裂局面。然而统一仍是当时历史的主要趋势，于是有汉朝步秦后尘再建帝业之事。汉朝建立后将如何避免重蹈亡秦覆辙？这取决于人们如何认识秦朝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是汉朝历史的真正起点，就此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则是汉代历史的重要侧面。
汉初几十年，承秦而来的法治传统是朝廷政策的主流，黄老无为之术则被用来抵消或缓解其负面影响。汉初统治者以这种方式完成了重建帝国的任务，但能否真正巩固其统治仍面临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儒家学派迅速兴起，《春秋》学家尤为活跃。他们分为两个阵营，针对汉初政治所面临的难题，提出“以德化民”和“以礼为治”两种政治主张。自武帝以后，这两个阵营先后登上政治舞台，对朝廷政策施加影响，使汉朝政治在儒术独尊之后继续表现出大幅度的摇摆变化，使武帝至宣帝、元帝至王莽、东汉一朝，又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武帝继承了汉初的法治政策，同时“尊《公羊》家”，创造了“霸王道杂之”的政策模式，并出师征伐，变更制度，巩固了汉朝的统治。昭宣两朝继承武帝晚年的政策，完成了武帝的事业，但苛酷的吏治和“与民争利”的财政政策，受到《公羊》家及深受其影响的儒生们的激烈批评。宣帝扶植《穀梁》，排抑《公羊》，致使元帝以后在“《穀梁》大盛”的背景下，兴起托古改制运动。至王莽时期，随着以《左氏》学为核心的古文学的兴起，改制运动进入高潮。王莽借改制之机篡汉称帝，又因改制失败而被推翻。东汉建立后，《公羊》学借谶纬之力恢复了独尊地位，并对朝廷内外政策产生了更深的影响。但难以逆转的吏治苛刻之风和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又使之遭到严重质疑。于是，古文学再次崛起，提出一套以“礼”为核心的经学政治理论。
在汉代历史的上述演变过程中，“汉道”和《春秋》是两个重要概念。《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太宗穆穆……登我汉道。”(1)《后汉书》卷二〇《祭遵传》：“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汉道。”(2)“道”，本义指道路。《说文》：“道，所行道也。”又曰：“路，道也。”(3)引申为政治概念，则指治国治天下之道。董仲舒《天人三策》曰：“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4)不言而喻，“汉道”便是汉朝治国治天下之道。如何认识和确定“汉道”，是汉朝统治者思考了四百余年的问题，也是汉代各种政治学说包括儒家内部两种政治主张争论的焦点。《春秋》则是儒家经典之一。相传它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改写而成的(5)。《公羊传》昭公十二年春载孔子语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何休注曰：“其贬绝讥刺之辞有所失者，是丘之罪。”(6)孟子也曾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7)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8)按照这些说法，经孔子修改过的《春秋》已不再是一般的史书了，它变成了儒家的经典，字里行间隐含着孔子对当时出现的种种“邪说暴行”的批判，也隐含着他为后世“天子”亦即汉朝制定的拨乱反正之法。这种说法在汉代被普遍接受，因而《春秋》学是汉朝统治者确定“汉道”的重要理论依据(9)。
在汉代儒家经典中，《春秋》拥有特殊地位，可谓经典中的经典(10)。《春秋》三传之争是汉儒两派之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三传的兴衰则每每与朝廷政策的重大转折相关联。对这一现象，钱穆先生已注意到了。他在《国史大纲（修订本）》中指出：“汉儒论政，有两要点。一为变法和让贤论。此派理论远始战国晚年之阴阳学家，邹衍《五德终始论》，下及董仲舒《公羊春秋》一派‘通三统’的学说……二为礼乐和教化论……认为政治最大责任，在兴礼乐，讲教化……此派理论，亦远始战国晚年之荀卿。直到汉儒贾谊、董仲舒，下及王吉、贡禹等皆是。前一派于汉为齐学，后一派于汉为鲁学……王莽的受汉禅而变法，即是此两派学说之汇趋。”(11)英国学者鲁惟一和国内学者马勇做了进一步研究。鲁惟一在所著《汉代的兴盛与危机》(12)一书中指出，西汉政治舞台上存在两大对立派别，一是“现世派”（modernist），二是“革新派”（reformist）(13)。在学术上，现世派偏重今文家、《公羊》家，革新派则偏重古文家、《穀梁》家。在政治上，现世派继承秦朝的传统，强调国家对人力、物力的控制和利用，强调君权的至高无上和官吏的奉法行事。革新派则继承周代的传统，崇拜天并相信灾异，反对对百姓的过度控制，强调皇帝的道德表率作用。宣帝以前现世派居主导地位，元帝以后革新派居主导地位，因而使西汉前、后期的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不同(14)。马勇《汉代〈春秋〉学研究》(15)一书认为，汉武帝独尊儒术“就其内涵而言是《公羊》学得道”，宣帝时《穀梁》学兴起，“分享一部分最高法典的解释权”，西汉末年《左传》学兴起，“在刘秀时取得学官地位”，从而将两汉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变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陈其泰《〈春秋〉与西汉社会生活》(16)一文，也简述了西汉时期《春秋》三传之学的相继兴起，及其与当时政治的关系。他们的论述对此项研究都有贡献，对笔者也有启发。但许多问题尚未弄清，仍有进一步发掘和拓展的空间。
本书将从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两方面入手，对汉政的形成与变迁进行探讨，所关注的主要是汉代政治与政治思想相互关联和交叉的那个部分。为了这一特定视角的需要，我们使用了“政治文化”这个现代政治学概念。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对这一概念有个经典的定义：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17)
西方政治学家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理解，一般认为S·韦伯的解释比较典型。他把政治文化解释为“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18)。国内学者对这个概念也有不同解说。其中，高毅的说法较为清晰：
政治文化概念具有这样三个特征：（1）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2）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的影响；（3）它重视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19)
阎步克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时，“为了适应于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政治文化”概念做了重新界定，其中“虽然也大致包含了阿尔蒙德定义的内容在内，但它更为宽泛，也经常用于指涉处于政治和文化的交界面上、兼有政治和文化性质的那些有关事象和问题”，特别是“政治文化”的精致化了的结晶物，诸如“礼治”、“法治”等等(20)。
简单说来，“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群体政治心态。这种心态构成政治生活的软环境，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有制约作用，与政治演进、制度变迁等现象存在互动关系。相对而言，“政治学说”、“政治思想”、“政治哲学”等，属于学者或政治精英；“政治文化”则属于“群体”、“社会”或“民族”，其中不仅包括“精英”，也包括“大众”。政治思想要在被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从而形成某种政治文化之后，才会对实际政治生活产生较大影响，而这正是本书所关注的重要环节。
在写法上，本书是以政治史为主而以思想史为辅的，中心线索是汉代的政治变迁，故有关政治史的叙述较详，思想史的内容则根据本书主旨的需要决定取舍。汉代政治变迁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本书所揭示的主要是《春秋》学在其间的作用和影响。汉代的《春秋》学也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本书只论及其政治学说，特别是对汉代政治变迁有实际影响的那些内容。行文中，笔者只对与上述思路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论述，希望能从一个特定角度投下一束光，丰富和推进学界对汉代政治变迁过程及其原因的认识。
邓小南在她近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说，“政治史是丰富鲜活而非干瘪抽象的”，“这种鲜活，集中体现在它对于政治过程中人的‘行为’的关注”，而“在以往过分关注‘宏大叙事’的抽象概括方式下，曾经有意无意地筛漏掉许多活生生的行为，遗失了无数宝贵的历史信息”(21)。我很赞同这一看法，认为深入揭示和理解史实，尤其是那些尚不为人所知的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因而本书在史实层面做了较多的考证和描述，其中有尚不为人所知者，有人所共知但知之不深者，也有可以见仁见智者。笔者首先希望能在这个方面有较多创获，在此基础上力求观点有所创新。
(1)《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37页。
(2)《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41页。
(3)《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2、48页。
(4)《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499页。
(5)对孔子是否修改过《春秋》，后世学者有不同看法。笔者赞同李学勤先生的观点，即：“《左传》以下书籍一致讲孔子修或作《春秋》，我们实在没有否认的理由。”见李学勤：《孔子与〈春秋〉》，《缀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6)《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20页。
(7)焦循：《孟子正义·滕文公下》，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2页。
(8)焦循：《孟子正义·离娄下》，第572、574页。
(9)冯友兰指出：“在汉朝，《春秋》仿佛是一部宪法。凡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重大问题，都引《春秋》解决。”见氏著《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三册，第51页。
(10)李源澄指出：“西汉之经学，可谓之《春秋》时代之经学也。”见氏著《经学通论》三《论经学流变》，林庆彰、蒋秋华主编：《李源澄著作集（一）》，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年，第21页。
(11)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上册，第150—152页。
(12)Michael Loewe：Crises and Conflict in Han China，London, 1974.主要观点也见《剑桥中国秦汉史》中译本第二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3)《剑桥中国秦汉史》中译本将鲁惟一使用的modernist和reformist分别译为“时新派”和“改造派”。阎步克认为这种译法“未能尽达本意”，且“易致误解”，故改译为“现世派”和“革新派”。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01页。今从阎译。
(14)参阅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372页。
(15)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16)《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17)阿尔蒙德、小鲍维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艺文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18)《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政治文化”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504页。
(19)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页。
(20)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23页。参拙文《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21)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