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　普惠金融研究综述

20世纪末期，全球普遍出现金融服务两极分化现象。发展中国家受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以及传统金融排斥和金融创新不足的影响，金融服务两极化现象尤为严重，金融资源过度集中于上层，可得性不足且覆盖率较低。2005年，联合国正式提出了“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能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号召全球各经济体关注、发展普惠金融，并给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四大目标：家庭和企业能够以合理的成本获取较广泛的金融服务；在健全的审慎监管体系下，金融机构保持严密的内部控制并接受市场监督；金融业可持续发展；金融服务具有竞争性，可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世界银行的这一号召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普惠金融”迅速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策关注的热点，同时也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IMF、BIS、G20等在内的重要国际组织均投入了大量力量来研究发展普惠金融领域的一系列相关重要问题。

（一）从小额信贷到普惠金融研究

小额信贷是为贫困、低收入或微型企业（家庭企业）提供的信贷服务，国际上称为Microcredit，其主要特征是无须抵押和灵活的担保政策。小额信贷干预的支持者声称，小额信贷在许多发展中的经济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提高了人口中最边缘化群体（特别是妇女）的收入，从而支持了“自下而上”的社会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进程（Banerjee等，2013；Aghion和Morduch，2005）。在环境方面，小额信贷主要是“绿色”的，因为大多数小额信贷机构的计划启动或扩大基于为可再生和节能技术的环境可持续小规模项目的中低收入个人提供信贷。

普惠金融通常通过小额信贷机构提供贷款和其他基本金融服务，其宏观经济影响是多方面的。普惠金融体系不仅能降低社会经济不平等性（Clarke，2006；Beck，2006），还能使经济更加繁荣、增长更快（King和Levine，1998；Rajan和Zingales，1998；Levin和Zervos，2006）。此外，普惠金融在减缓宏观经济冲击家庭和中小企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许多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表明，普惠金融通过放松金融约束，在正常时期或者受到不利的意外冲击时，能帮助企业获取外部资金以满足其流动性需求。类似地，增加金融渠道能够使家庭平稳消费，并确保自己不受不利事件的影响，因此他们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更小（Raddatz，2006；Beck等，2006）。

（二）普惠金融的内涵与本质

普惠金融是指以可承受的成本，普遍获得主流零售金融机构提供的多种金融产品（Leyshon等，2008；Kempson和Whyley，1999），促进了社会最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通过普惠金融，生活在贫困或边缘群体的人们可以获得一套金融工具和服务，以经营他们的企业、稳定消费和保护自己免受不利冲击。

普惠金融是一个创新概念，其核心作用得到了世界各国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认可，当然这也与2015年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中强调的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等更普遍的概念密切相关。“不让任何一个人落后”的承诺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2015年后千年发展目标框架中促进金融服务更广泛获取和使用的核心目标之一。事实上，当获得资金和各种服务的机会有限时，许多个人、家庭和公司不太可能从金融发展中获益，从而使大多数人口处于绝对贫困（DemirgüçKunt等，2008）。

与金融排斥形成对比，普惠金融旨在以负担得起的条件促进银行服务向最广泛的社会阶层普及，Leyshon和Thrift（1995）将金融排斥定义为那些阻碍某些社会群体和个人获得正规金融服务的过程。Sinclair（2001）认为金融排斥意味着无法以适当的形式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金融排斥产生的原因主要有渠道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或由于消极的经历或看法而产生的自我排斥等。Carbo等（2005）将金融排斥广义地定义为一些社会团体无法进入金融体系。印度政府的普惠金融委员会将普惠金融定义为“确保弱势群体（如低收入群体）可获得金融服务，并在需要时能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得及时、充分的信贷的过程（Rangarajan委员会，2008）”。Aoyagi和Ganelli（2015）表示普惠金融是一个具有多维性，复杂性的概念，指收入低的群体在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利益达到甚至超过整体的利益水平。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扩大金融服务范围，使更多的人享受到金融服务，促进经济发展平等，加强社会凝聚力，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Park和Mercado（2015）表示将国家普惠金融、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三者联系起来将有助于决策者设计和实施扶贫计划，从而减少贫困发生率和收入不平等。金融服务可以使经济主体做出长期消费和投资决策参与生产活动，并应对突发的短期冲击，所以普惠金融通常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Bruhn（2014）指出普惠金融能通过提供正式金融服务有效帮助弱势群体和穷人，让他们增加收入和就业的可能性，同时贫困人口可通过获得的贷款来投资教育或者项目；相反，缺乏普惠金融体系可能会导致掉入贫困陷阱，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普惠金融联盟组织（AFI，Alliance for Financial Inclusion，2016）指出普惠金融是21世纪采用数字技术为低收入公民提供银行服务和社会福利的特有现象。受到肯尼亚广泛使用手机进行银行交易的启发，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非正规现金经济向面向大多数公民的普惠金融转变。目前已经有超过90个发展中国家加入了普惠金融联盟组织，力争通过金融普惠的力量改善穷人的生活。

Winn（2016）发现尽管普惠金融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仍然被排除在正规金融服务之外。Subha和Rajamohan（2017）也表示，目前严峻的现实是大多数贫困个体依旧难以接触到可持续金融服务，无论是储蓄、信贷还是保险业务。Goel和Sharma（2017）指出虽然计算全面的普惠金融指数很重要，但也可以通过主要研究一个金融指数来评估一个国家普惠金融方面的总体概况；而且从指数的使用情况、普惠金融服务获取度和使用水平这三个维度可以评估普惠金融普及程度。Corrado（2017）表示普惠金融与金融排斥相对立，普惠金融向小微型企业以及生活在贫困边缘的人们提供必要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服务，以保证企业经营，稳定经济发展，确保贫困群体过上基本生活。这种金融模式不仅降低了经济不平等，更有助于经济朝健康繁荣的方向发展，在金融不确定性的冲击下，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宏观经济给中小企业与家庭带来的不利影响。Labal和Sam（2017）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小额信贷机构为最弱势群体提供接触金融服务的机会，同时为包括特权阶层和弱势群体在内的大众提供银行服务，缩小贫富人口之间的差距。Mugo和Kalonzo（2017）指出普惠金融、扶贫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增加获得资金的机会就意味着增加了进入市场的机会，从而促进贫困人口获得信贷、储蓄与投资周期。当资本和资产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能够降低贫困人口面临贫困的脆弱性。这些人口将储蓄视为避风港，这有利于减少他们应对周期性经济和社会冲击的可能。由此可见，普惠金融显然可以在减少贫困及其影响、增进福祉等方面发挥作用。Owen和Pereira（2015）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是指拓宽金融服务的覆盖面，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促进减贫与经济发展。一些特定的普惠金融指标可能影响银行体系结构中金融覆盖范围的因素及作用，每一种金融准入措施也会存在不完善之处，这将会影响普惠金融的覆盖力度。Li（2018）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于贫困人口的财富积累会有一定的影响，普惠金融提高了资本配置的效率并且有助于放松信贷约束，这就意味着贫困群体获得资金的机会大大提升。韩晓宇（2017）表示普惠金融主要面向的对象是中低收入人群和小微企业，如果严格地将普惠金融服务人群按照收入细分，可分为普通中低收入者和赤贫者，那么金融扶贫的对象是指赤贫者。普惠金融的内涵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狭义上的普惠金融主要强调商业可持续性。广义范畴的普惠金融还包括帮助赤贫者获得更多的金融机会，提供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贷款，实则就是借助普惠金融的扶贫效应来实现金融扶贫。刘华（2018）表示普惠金融遵循机会平等的原则，旨在扩大金融机会，设计多样的金融产品，为社会各个阶层提供金融服务，满足欠发达地区以及低收入群体的融资需求，发展普惠金融需要构建普惠金融指数，通过具体指标衡量普惠金融发展状况以及扶贫效果。

（三）普惠金融评价体系与实证研究

衡量与评价普惠金融水平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起点与前提，普惠金融水平的测度则为其提供了客观标尺与现实依据，而测度是否准确的关键在于具体指标的选择与指标体系的构建。世界银行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分为全球普惠金融调查、企业调查、金融能力调查、生活水平评估调查、全球支付系统调查、全球普惠金融责任调查、经商调查、农业经营调查八个方面；而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均从不同角度选取了指标来衡量各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学术研究中，Beckl（2007）最早回答了如何测度普惠金融水平的问题，提出以金融机构网点数、自助存取款机数、自助存取款数、贷款总额/GDP、存款总额/GDP、存款账户数以及贷款账户数这7个指标来测量一国或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Mandira Sarma（2008）对Beckl提出的衡量指标进行了简化，以地理渗透性（Geographic Penetration）、产品接触性（Credit A-vailability）、使用效用性（Usage）三大维度指标来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高沛星等（2011）认为可利用金融排斥程度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反向指标，间接对该国或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国内其他学者大多以Sarma的三大指标为基础，结合区域特点或限于数据可得性等原因来选取维度指标，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王婧和胡国晖，2013；杜强和潘怡，2016；李建军、彭俞超和马思超，2020）。在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的基础上，陈银娥（2015）、李建军（2016）等运用非参数估计方法分析了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分布动态和中国居民金融服务包容性的空间差异，指出中国普惠金融存在明显的多极分化格局和“俱乐部收敛”现象；郭峰等（2020）编制了中国内地省、市、县级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指出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在总体上表现出了很强的地区收敛特征、空间集聚性和空间异质性。

（四）普惠金融发展效应研究

普惠金融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增长速度是其他关键制度层面的两倍，如教育（提高成人识字率、教育质量和入学率）和卫生（根据世界银行2011—2017年的数据）（Demirgüç-Kunt等，2018）。金融普惠是通过增加金融工具的可用性（Holden和Prokopeken，2001）来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Demirgüç-Kunt等，2018），大量文献已经证明了其对减贫的有益影响（Beck et al.，2007；Burgess和Pande，2005；Park和Mercado，2015）。实证证据表明，金融普惠可以刺激储蓄和投资（Demirgüç-Kunt等，2015；Jeanneney和Kpodar，2011）、为收入和健康冲击提供保障（Honohan和King，2012）、提高生产率（Jalilian和Kirkpatrick，2002）、创造就业（Fadum，2013）。特别是经济发展与普惠金融紧密相连（Long，2016；Mitra和Das，2018），促进了普惠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广泛联系（Tomilova和Dashi，2017）。此外，Siddik和Kabiraj（2020）指出，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密切相关。近年来，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都在各自国家改善普惠金融。世界上很多组织一直致力于通过发展特定领域、收集经验和指导相关各方来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世界银行集团，2016）。从GDP增长和购买力评价（PPP）来看，中国经济因降低贫困率和改善普惠金融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世界银行集团，2018）。同时，中国也是第一个通过金融技术快速推进普惠金融的国家。这种发展始于支付技术的快速增长和高接受度。具体来说，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两个数字支付工具。他们的快速发展非常有影响力，甚至影响了PayPal在美国的服务。虽然PayPal起步早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但它的发展却没有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那么快。基于这些原因，中国有机会在多元化的行业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中国大规模发展对普惠金融有影响力的工具是基于中国老百姓网上购物的便捷支付。更具体地说，淘宝和京东是中国老百姓最常用的线上购物网站。同样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在网上开拓他们的业务，并将他们的产品运送到全国各地，这也被认为是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数字化支付系统在各国快速发展背后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普惠金融最具影响力的辩论。

Easterly（2006）认为普惠金融是解决贫困问题、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包容性社会的一个重要机制。Atkinson和Messy（2013）提出通过高水平的普惠金融创新激励政策、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和金融教育国家战略的有效整合，将会增加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提高民众的“金融幸福感”。Louis和Nicola（2013）认为普惠金融可以提高资金运作的透明度，因而可以作为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的重要手段。但李涛等（2016）利用跨国截面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除“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比率”这一金融中介融资指标对世界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其他普惠金融指标均无稳健且显著的影响。针对中国国内的情况，杜强和潘怡（2016）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东部地区普惠金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刘亦文等（2018）运用固定效应的面板门槛模型，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双门槛效应，指出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大于0.279且小于0.405时，对经济增长有着稳健且显著的促进作用。熊正德等（2021）运用2005—2017年的全国数据，指出普惠金融能够影响乡村的经济、文化和生态建设，但在政治和社会建设方面还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另外，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也是普惠金融领域炙手可热的研究重点，Anderloni（2008）分析了欧盟国家金融市场的自由度、劳动力供求状况、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社会救助政策、人口变化和收入差距这7大因素对该国（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Beck et al.（2009）以发展中国家为分析对象，认为发展中国家普惠金融的发展受到交易成本、储蓄率、投资决策、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等因素的影响。Priyadarshee et al.（2010）根据印度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发现普惠金融政策能否贯彻落实的关键在于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以及社保项目的支持。国内学者张世春（2010）发现普惠金融受到了财政资金和政策性扶持等因素的消极影响。董晓林等（2012）发现人口和收入因素将会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的布局。胡宗义、袁亮和刘亦文（2012）指出金融发展存在积累效应，当期金融发展的状况会受到前期状况的影响。何德旭和苗文龙（2015）认为发展普惠金融必须解决金融排斥问题，并提出建立公平、高效的法律体系和信用体系的政策建议。齐红倩和李志创（2019）针对不同目标群体进行了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水平的提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普惠金融发展。陈银娥、尹湘和金润楚（2020）的研究表明农村经济发展、金融市场效率及城乡收入比的扩大有助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则起到阻碍作用。

（五）湖南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细化到中国湖南地区，刘波、王修华和彭建刚（2014）利用湖南省87个县（市）2008—2012年的经验数据，实证研究了湖南地区金融包容水平与地区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发现提升县域地理单元的金融包容水平有助于提高县域地理单元的人均收入。彭建刚（2015）提出了适用湖南14个地（州）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四个维度指标。蔡洋萍（2015）对中部三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及中部六省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湖南省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中部六省中的最高水平，其次是山西省、湖北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但河南省在中部六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增长速度最快。周再清、胡月和陈璐（2017）研究了环长株潭地区县域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发现该区域普惠金融水平整体上呈现先升后降态势，且核心地带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及稳定度均高于边缘地带。王君（2017）以湖南湘西州为例，对普惠金融与金融精准扶贫的关系展开了研究，认为在贫困地区发展普惠金融与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具有高度一致性，指出贫困地区应结合普惠金融理念来推进金融精准扶贫。何婧、蔡新怡和赵亚雄（2021）在湖南省2010—2018年87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发现金融渗透可以提升该地区的金融获得性，进而促进当地的农业产业发展。总体而言，针对湖南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已有文献并不十分丰富，但从已有文献中仍可看出，湖南省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高湖南地区人均收入、推进金融精准扶贫、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等方面都有所裨益。因此，如何进一步发展湖南省普惠金融，仍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