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精英主义
自从1980年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教授政治哲学以来，我有时会被问到这些年学生的观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问题总是很难回答。在我所教课程（如《公正》《市场与道德》《新技术伦理》）的课堂辩论中，学生提出过各种各样的道德判断和政治主张，但我无法从中察觉到任何具有决定性的趋势。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我的学生中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笃信他们的成功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理所应得。在我所教过的学生里，这种“精英主义”（meritocratic faith）理想不断被强化。
不难理解为什么“精英至上”情绪在美国名牌大学或学院日益升温。过去50年，美国顶尖高校的录取率越来越低。20世纪70年代中期，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录取率接近30%。80年代初，哈佛和斯坦福的录取率约为20%。2019年，两校的录取率则不到5%。
随着升学竞争压力的增加，孩子们无论是自己怀揣着对名校的憧憬，还是被父母的名校情结所绑架，都已将年少岁月投入到了为理想狂热奋斗的“战场”。他们的日程表上密密匝匝排满了各种“压力山大”的高级课程，整天在私人升学咨询、考试辅导、体育运动、课外活动、实习以及为打动招生官而设计的偏远地区义工服务之间疲于奔命。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患有“育儿焦虑症”的父母的监督。这些家长都希望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
高压下摸爬滚打并从中脱颖而出的人，当然相信成功是靠自身努力和勤奋拼来的。
这些孩子并不会因此变得自私自利或狭隘吝啬，毕竟他们为公共服务和其他善举花费了大量时间。然而，这些经历的确会让他们的精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他们相信，自己通过努力获得的成功理所应当。
精英主义有可能转向一种专制主义的傲慢。在我看来，今天的一系列态度和情形已经让精英主义成为一剂毒药。
首先，在社会不公加剧蔓延和社会阶层已然固化的美国，不断重申我们应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及我们的成功理所应得，会削弱社会凝聚力，让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人丧失斗志。
其次，强调大学学历是获得体面工作和舒适生活的主要途径会导致“文凭至上论”，从而贬低了工作的尊严，让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感到难堪。
第三，强调社会和政治问题最好交由受过良好教育且价值观中立的专家解决是一种技术层面的偏见与自负。这样的观念会腐蚀民主，剥夺普通公民的权力。
上述观点在我的新书《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中均有解释和剖析。在本文中，我将重点阐述其中的一些观点，以敦促领导者深思。
当精英主义成为一剂毒药
针对那些担心工资增长停滞、业务外包、社会不平等以及移民和机器人抢走自己饭碗的人，治理国家的精英阶层给出了振奋人心的建议：“上大学，用知识武装自己，从而在全球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爱拼才会赢”（You can make it if you try）。
这样的理想主义情怀一开始契合了以精英主义和市场驱动为特征的全球化时代的要求。它崇拜胜利者，鄙视失败者。到了2016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认为她的总统竞选体现了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即每个人无论外貌、身份还是性取向，只要努力工作并心怀梦想，就有机会获得成功。她宣称：“我希望这个国家能够真正地任人唯贤。我对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我希望人们能够付出就有回报。”
时运不济，希拉里的此番话术在当时已经失去了鼓动效应。击败她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并没有在竞选中提及“向上流动性”（upward mobility）或美国人笃信的“美国梦”。相反，他直言不讳地谈及成功者和失败者，同时承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不过他的这一愿景与主宰了美国公共话语几十年的精英主义理想毫无关联。
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认为排斥精英主义的民粹思潮无论是对于特朗普的胜选还是当年早些时候出乎意料的英国脱欧公投都起到了一定作用。特朗普的拥趸、赞成英国脱离欧盟的选民以及其他国家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者中有很多人是工薪阶层，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所谓的阶层跨越，而是对国家主权、身份和荣耀的重申。他们痛恨那些精英人士、专家和专业阶层一直鼓吹以市场为驱动的全球化并从中获益，将普通劳动者置于国外竞争规则之下，更多的是与全球精英沆瀣一气，并不太关注本国公民的切身利益。
并非所有民粹思潮对于现行秩序的怨恨都是针对精英阶层的傲慢与自大，其中一些不满与仇外情绪、种族歧视以及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敌视交织在一起。然而，民粹主义的强烈反弹至少部分源自一种愤懑情绪，即处于社会阶梯顶端的精英人士蔑视那些他们认为不如自己精明的底层民众。
民粹思潮并非空穴来风。几十年来，恃才傲物的精英阶层一直在炮制“只要努力工作并按规则行事便可凭借自身能力出人头地”的心灵鸡汤。他们没有注意到，对于那些困在社会底层或勉强维持生计的人们来说，这套说辞更像是一种嘲讽，而非承诺。
让人们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这是尊重其作为道德主体和公民的思考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表现。然而，让人们按道德规范行事是一回事，假设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命运全权负责则是另外一回事。
寻求公共利益
在我看来，当今美国社会的戾气很大程度上源自工薪阶层家庭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认可和尊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政治诉求中承认他们所处的困境，并重塑他们作为生产者的尊严，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这一诉求必须关注“贡献正义”（con tributive justice），即为那些赢得社会认可和尊重的人创造一个机会，他们提供了别人需要且珍视的产品或服务。毕竟，我们只有作为生产者（而非消费者）才能真正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此得到认同。
追求公共利益，意味着对我们的个人偏好进行批判性反思，最好能对其进行提升和改善，从而使我们的人生更有价值且充满活力。仅仅通过经济活动无法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我们与其他公民就如何打造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进行商榷和讨论。这样的社会能够培育公民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思考“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的意义。
一个政治经济体如果只关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和分布，就会削弱工作的尊严并导致公民生活的困顿。
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Kennedy）在1968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曾这样说：“友谊、社群以及共有的爱国主义情怀是我们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它们并非来自人们一起购买和消费产品，而是来自一份有尊严的工作，同时这份工作能够带来体面的收入。从事这样的工作可以让人们对自己的家庭、社区和国家——当然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说一句：‘我帮助建设了这个国家。我是伟大的公共事业的参与者。’”
精英主义有可能转向一种专制主义的傲慢。
重获工作尊严
如今已经很少有政治家会说这样的话了。然而，更古老的道德观和政治理念为非精英至上主义提供了思路。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人类繁荣依靠的是天性的实现，而实现天性则需通过能力的培养和运用。美国早期的共和传统也认为某些职业（首先是农业，然后是手工业，再然后是广义上的自由劳动）培养了公民自治所需的美德。
尽管生产者伦理已经让位于消费主义自由观和以经济发展为主的政治经济学，但工作把人们凝聚起来共同贡献和相互认可的理念并没有完全消失，有时还能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就在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被暗杀之前，他对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正在罢工的清洁工人发表了演讲，将他们的尊严与其对社会公共利益所做的贡献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的社会要继续维持下去，总有一天它会尊重清洁工人。因为替我们拾起垃圾的人归根结底和医生一样重要，没有他们，疾病就会蔓延。所有的劳动者都值得尊重。”
从亚里士多德到小马丁·路德·金再到天主教的社会教义，一以贯之的理念是，只有当我们为社会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此赢得其他公民尊重时，我们作为人的意义才是最完整的。在这一理念中，我们首先渴望的是公共生活里被人所需要。工作的尊严就在于运用我们的能力满足这样的需要。
但如果精英主义一直告诉我们成功完全是靠自身的努力，我们的感恩之心也会减弱。我们现在正处于对抗精英主义的愤怒风暴中。要让工作重获尊严，我们必须修复精英至上时代所破坏的社会纽带。
原文In Search of the Common Good载于IESE Insight杂志，经西班牙IESE商学院授权刊登。如需阅读原文，可登录www.iesein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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