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民族概述

一、种族与民族

根据人类学的表述方法，种族之下为民族。因此，在认识民族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种族。种族又称人种，地球上共有四大人种，分别是蒙古利亚人种、高加索人种、尼格罗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

1.蒙古利亚人种(Mongoloid)

蒙古利亚人种也称黄色人种、亚美人种，俗称黄种人。蒙古利亚人种的主要身体特征是肤色黄；头发粗直，黑色；眼睛呈黑色或深褐色，眼角稍往上斜，呈所谓的“丹凤眼”；鼻梁低，面部宽阔，颧骨扁平而突出；胡须及体毛最为稀少。蒙古利亚人种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北美洲北部、南美洲西北部，美洲印第安人和北冰洋沿岸的因纽特人也属于黄色人种。

2.高加索人种(Caucasoid)

高加索人种又称白色人种，俗称白种人。高加索人种皮肤白、鼻子高而窄，眼睛和头发颜色较浅，胡须和体毛较多。该人种主要分布于欧洲、西亚、北亚、北非等地。

3.尼格罗人种(Negroid)

尼格罗人种也称黑色人种、非洲人种，俗称黑种人。他们的主要身体特征是肤色黝黑，头发黑而卷曲；眼色黑，鼻宽而扁，唇特厚而外翻；胡须及体毛较少。尼格罗人种主要分布于非洲的大部分地区。

4.澳大利亚人种(Australoid)

澳大利亚人种即棕色人种，俗称棕种人。其主要身体特征是肤色为棕色或巧克力色；头发棕黑而卷曲，鼻极宽而高度中等；口鼻部前突；胡须及体毛发达。棕种人主要分布于大洋洲、新西兰及南太平洋岛屿。

二、民族

(一)民族的概念

“民族”一词，中世纪后期就已在西方国家广泛传播，对其概念和内涵的认识，近代较有影响的是德国政治理论家J.K.布伦奇利，他认为民族有八种特质：(1)其始也同居一地；(2)其始也同一血统；(3)同其肢体形状；(4)同其语言；(5)同其文字；(6)同其宗教；(7)同其风俗；(8)同其生计(经济)。如果严格按照祖先同居一地、来自同一血统、同其宗教、同其生计这样的标准，很难对现有的民族进行划分。

在中国，“民族”一词在20世纪初才出现，有学者考证，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写于1899年的《东籍月旦》一文指出：“东方民族，无可以侧入于世界史中之价值，此在日本犹可言，若吾中国则安能忍此也？”这可能是汉语文献中使用“民族”一词之始。梁启超后于1903年将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引入中国，此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领域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开始发展起来。梁启超在阐述民族一词的含义时，更多强调的是民族意识。他认为，民族意识的确立，有赖于“血缘关系”、“互营共同生活”、“协力分业”、“公用之语言文字”、“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他趣嗜”、“心理上之沟通”等条件。有了这些条件，“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于是“厘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民族意识从而产生。

1905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创办《民报》，他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宣告了三民主义的诞生。孙中山认为，构成民族的要素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认识，最早见于1929年斯大林的著作《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他在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是较完整、科学的定义，已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采用。

(二)民族的特征

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的概念，民族具有下述四大特征。

1.共同的语言

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最重要的工具，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共同语言在一个民族形成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每个民族，都有在其全体成员中统一使用的语言。一般来说，民族共同语是以某种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方言要成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一般使用这种语言的地方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我国汉语的形成就是如此，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北方，汉语就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2.共同的地域

这是一个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形成内部联系的空间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共同地域指的是一个民族共同生活的地理环境。如果人们分散于不同的、缺少联系的地域，不能世世代代稳定居住在一起，要形成一个民族是不可能的。

3.共同的经济生活

共同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经济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但又不是经济制度本身。在阶级社会，一个民族内部存在两个对立的阶级，但不是说它们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而是指在一个民族内部，由于生产分工与交换关系的存在和发展，使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相互依赖，从而形成紧密联系，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关于经济生活上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标准问题，列宁在批判民粹派的错误理论时曾经指出，俄罗斯民族形成的经济条件是各个区域间日益频繁的交换、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我国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尽管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但其形成过程都有共同经济生活在起作用。

4.共同的心理素质

共同的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它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习俗、体育活动、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意识与自豪感，这就构成了该民族在共同心理素质上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这一民族在精神面貌上区别于其他民族。斯大林曾以英吉利人、北美利坚人、爱尔兰人为例，指出他们虽然语言相同，但终究是三个不同的民族，重要原因是他们历代因生存条件不同，形成了各自特殊的共同心理素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表现的是全民族的精种面貌，是群众性、全民性现象，一个民族内部不同阶级的思想意识不排斥共同心理素质的全民性。

三、中国民族概况

(一)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们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为基础活动着，还谈不上民族。但在氏族部落的基础上，逐渐出现了比部落更大的群体，或称为部落联盟集团，这为民族的产生准备着条件和基础。在我国领域内，最早从原始时代发展为文明时代、从氏族部落状态发展为国家状态的是夏族，或称为华夏，其标志就是夏朝的建立和存在。

在夏、商、周时期，我国存在华夏(或以地区概称“中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五大民族集团。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了夷、狄、戎、蛮等字样。周朝时，对五大民族集团的记载就更加明确了。《礼记·王制》云：“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这里的“中国”指夏族或华夏族，居于它四方的民族称为“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一时期，夏族逐步发展为我国人数最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民族，与“中国”华夏相比，“四夷”的经济社会发展一般比较落后，多数仍处在原始社会阶段。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我国各族在先秦五大民族集团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和演变。先秦时期的夏或华夏族，这时逐渐改称汉族。这一名称的变化，是由于汉朝的建立和两汉400多年的存在所发生的巨大作用与影响引起和造成的，但也经历了自汉朝至隋唐的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一名称的变化，虽不是新民族的产生，但却反映了我国民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居住区域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还表现在其内在联系的加强和各种民族特征的更加稳固和明显化。在这一时期，我国少数民族也在先秦“四方”或“四夷”民族集团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这既表现在他们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表现在各民族集团内部出现了比较单一的民族，有些还建立了强大的单一民族或多民族的国家。在我国北方相继出现和存在着匈奴(又称胡)、丁零、敕勒、高车、柔然等；东北方相继出现和存在着东胡、乌桓、鲜卑、夫余、朝鲜、高丽等；西域出现和存在着36国，后又发展为50多个城邦和行国，其中较大和重要的有居于天山北路的乌孙和居于天山南路的楼兰(后改称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莎车，跨天山南北的有姑师，后发展为车师六国等；西方秦陇以西和青藏高原存在着支系众多的氐羌；南方存在着所谓“百越”，其中较大的有东瓯、闽越(后称东越)、南越、西瓯、骆越等；西南黔川滇地区，又有所谓西南夷，其成分甚为复杂，有的属氐羌系统，有的属百越系统，也有的属南亚高棉系统。在这些民族中，匈奴曾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帝国，统一了我国北方，也臣服了东北和西域相当部分的民族和城邦、行国。南越也建立了强大的国家，统一了岭南地区。鲜卑、氐羌等族也建立过或大或小、存在时间或长或短的国家，特别是鲜卑建立的北魏、北齐、北周，更是长时间主宰了我国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并为隋唐的统一奠定或创造了某些条件。

隋唐与宋金时期，我国民族出现了重大变化。汉族通过魏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分裂混战和民族迁徙，融合了许多民族成分，壮大了自己，扩大了居住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少数民族也有很大发展，并出现了许多新的族称和族体。例如，北方和西北方有铁勒、突厥、回纥(后改回鹘)、鞑靼、蒙兀(蒙古)和西域城邦；东北方有契丹、奚、靺鞨、室韦、高丽、渤海、女真；西方和西南方有吐谷浑、党项羌、吐蕃、乌蛮、白蛮、濮等；南方有溪洞、僚、瑶、苗、僮、黎、仫佬，等等。

这些少数民族中，势力较强和对我国历史影响较大的有突厥、回纥、吐蕃、乌蛮、白蛮、渤海、契丹、女真等族。突厥、回纥曾在我国北方和西北方相继建立了强大的汗国。吐蕃则在我国西藏、青海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其极盛时势力扩大到西域、中亚，并占据了唐朝的许多西部州县。建立在今云南地区的南诏、大理，也曾存在了5个多世纪。渤海(原靺鞨一部)、契丹、女真各族在我国东北及华北地区，相继建立了渤海、辽、金等国，曾强盛一时。南方民族未建立过强大的国家，都处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但他们也发展为比较固定的和较为强大的族体，如瑶、苗、僮(壮)、黎、仫佬、畲族等。

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在这个时期，汉族又融合了许多少数民族成分，更加壮大了，我国少数民族也有了很大发展，这表现在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文化有了很大进步，民族共同体更加稳固，大都有了固定的族称并延续到现在。一些新的民族在这一时期形成。例如，源于女真、融入了蒙古族、汉族等民族成分而形成的满族；新的民族——回族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佤德语支明确区分和形成了佤、布朗、德昂各族；鄂伦春、鄂温克也从统称的野人或索伦部分离为民族。在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中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较大的有蒙古族、满族和回族等。蒙古族建立了我国空前统一的元朝大帝国，满族建立了大一统的清朝并奠定了我国现代的版图。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也日渐形成。

(二)汉族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

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现在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是中国民族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汉族自西汉形成以后，在2 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历经内忧外患和艰难曲折，无论是分裂割据时期，还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汉族不仅没有被同化、被分裂，反而日益壮大，表现出惊人的同化力和凝聚力。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存在一个凝聚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汉民族。汉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展壮大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第一大民族，这是汉民族非凡的创造力、惊人的吸收力和巨大的凝聚力所表现出的历史硕果。就汉族本身来讲，主体民族地位的确立，有下述五个影响因素。

1.稳固的共同地域

汉族的共同地域，最先起源于黄河流域，后来逐步扩展到辽河、洮河、长江、淮河、珠江、红水河流域和巴蜀黔等广大地区，汉族始终在这块共同地域上生息、繁衍和发展，这是汉民族长期稳定和统一的基础。

2.强大的国家政权

秦汉时期，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统一王朝的建立，使华夏民族由分散走向统一，对华夏民族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邻的少数民族，逐渐改称“华夏人”为“汉人”，这标志着汉族的形成。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汉族统治阶级建立的又一个强大的封建统一王朝，在这一历史时期，地域、人口、经济、文化、军事力量等各个方面都大大超过了汉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也是汉民族发展壮大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以汉族文化为主要代表的唐文化在与国内外各种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当时在世界各国中享有崇高声望的唐王朝，对外实行开放政策，至今欧美等许多国家的大城市中，在华人聚居区修建“唐人街”，仍保持着汉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可见强大的国家政权对民族发展的巨大影响和推动力，已远远超出国家政权本身的范围。历史上，除了元、清两个王朝外，汉族在中国境内保持和建立的全国或地方性的国家政权一直存在着，虽不如秦汉和隋唐王朝那样强盛，但多数政权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些政权对于汉族的巩固和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即使是在蒙古族和满族作为统治阶级的元、清两朝，汉族的经济和文化也同样得到了发展，汉族人口仍然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3.发达的农业经济

农业是汉族形成的经济条件，也是汉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汉族及其祖先最早活动的黄河流域有着宜于农耕的自然地理条件，肥沃的平原土地、充沛的雨量和可以引渠灌溉的河流，使农耕生产成为这一地域内生产活动最好的选择；另一方面，这一地域的历代统治者重视农业，早从春秋时期起就形成了“以农立国”的治国思想。农业成为传统的产业，并随着统治疆域的扩大，农业生产和农耕技术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扩展。汉民族不仅重视农业生产的实践，还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的总结和创造。北魏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农业著作。元代王祯的《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都是总结汉民族农业生产经验的重要著作。汉族古老而又发达的农业经济，一方面对中国和世界古代物质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封建农耕文化的封闭性与保守性，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长期满足于自给自足或自给不足的最低生活水平和落后的乡土观念，因循守旧，缺乏革新动力和进取精神，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延续较长时间的重要原因，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强化了汉族的保守性与凝固性，强化了封建经济秩序，使汉民族的“共同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更加趋于长期稳定。

4.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

汉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和甲骨文的发现，表明3 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的人们在文字、天文、数学、建筑工艺和医学等方面已经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华夏文化的根基。秦汉时期的大统一，为汉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世界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不屈不挠、吃苦耐劳和坚忍不拔的伟大民族性格。中国古代火药、造纸术、指南针、活字印刷四大发明一起影响了世界，使古代的中国文化，首先是汉族文化，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代表汉族文化的孔子儒家学说长期受到推崇，对汉民族自身的发展也有显著的影响。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孔子成为汉民族乃至整个中国的精神支柱，大大加强了汉民族的自信心和内聚力，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人本精神、原始的人道主义、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伦理，是汉民族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提倡的求知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应该指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在儒家学说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男尊女卑”等一整套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在它的长期影响下，强化了汉民族的封闭性与保守性，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汉民族作为主体民族的进步。

5.汉语和汉字的特殊功能

汉语作为汉民族的共同语言，是汉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汉民族聚居地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古代交通不发达，使民族内部联系困难，加之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其母语发音和词汇给汉语带来种种影响。因此，汉族语言地区差别很大，形成了北方、吴、湘、赣、客家、闽、粤七大方言。各种汉语方言之间基本上或者完全不能通话。但是，为什么汉民族能够维系汉语的统一呢？这要归功于富有特定含义的方块汉字。汉语是单音成义，每一个音节代表一个意义，而方块汉字正是和单音成义的特点相适应，每一个方块字作为一个音节的代表，都有其简明确定的含义。尽管同一个字在汉语方言中发音完全不同，但其含义却是一致的。由于汉字的特殊性质和功能，中华民族的祖先借方块汉字记述和保存了世界上最完整的、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同时保持了汉族书面语言的统一。方块汉字适应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方言众多的国情，无疑对汉民族的发展和统一起到了十分关键的特殊作用。

(三)中国多民族的基本国情

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有史以来就居住着的各族人民，经过几千年的交往和共同生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些民族或自然同化加入另一些民族，或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民族，在几千年后的今天，有56个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这56个民族是：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傈僳、佤、畲、高山、拉祜、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达斡尔、仫佬、羌、布朗、撒拉、毛南、仡佬、锡伯、阿昌、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保安、裕固、京、塔塔尔、独龙、鄂伦春、赫哲、门巴、珞巴、基诺族。56个兄弟民族中，汉族人口最多。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总人口为1 370 536 875人，其中汉族人口为1 225 932 641人，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13 792 211人，占8.49%。

从地区分布上看，少数民族多分布在边境、山地和国防要冲，汉族多在丘陵、平原和内地。在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广西，主要分布的少数民族有白、哈尼、傣、纳西、傈僳、独龙、怒、景颇、德昂、阿昌、佤、布朗、普米、拉祜、基诺、彝、羌、藏、门巴、珞巴、苗、布依、侗、水、仡佬、土家、瑶、仫佬、毛南、京、壮族等。在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地，分布有畲、黎、高山等民族。

在青海、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区，分布有回、东乡、土、保安、裕固、撒拉、维吾尔、乌孜别克、锡伯、俄罗斯、塔吉克、塔塔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区，分布有赫哲、鄂伦春、鄂温克、朝鲜、满、达斡尔、蒙古等民族。

中国各民族分布的主要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一方面，汉族遍布全国，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都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居民，甚至在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汉族居民还占多数，如内蒙古、广西、宁夏3个自治区。在全国30个自治州中，根据绝大多数州的各民族人口统计，仍是汉族人口占多数。另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又大都有自己的聚居区，与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交错杂居，例如，回族大约有800万人，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居住的约150万人，其余都分散在全国各地。又如，400多万藏族人中，聚居在西藏自治区的不过220万人，其余的分别居住在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地。再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维吾尔族的集中地，但仍有其他12个民族杂处其中，因而成为13个民族的共同家园。

少数民族地区一般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多在国防线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于地理位置、气候、地形和地质构造等自然条件各不相同，有着极其丰富多彩的物产资源，我国的牧区、林区、矿产区主要都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都赋予了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民俗风情。汉族地区人口众多，文化和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主要在广大的内陆、丘陵和平原地带。这些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具有悠久的农耕历史和民俗文化，但各类资源相对少数民族地区较为匮乏。

总之，我国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的多民族的基本国情，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中互相依存、互相交往的结果，他们各自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历史和民俗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