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外交与社会变动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6)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以英国凭借其船坚炮利悍然发动的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一书，便以第一、第二这两次鸦片战争作为研究对象和背景。“大门”指广州，“陌生人”指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人。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伯克利大学的教授，曾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的魏斐德。此书于1966年出版，几十年间学界创新不断，各种新论迭出，但此书仍是在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必读之著，仍不断被研究者引用，可见其分量之重。

以往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不是集中在军事方面就是集中在外交、政治方面，而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论战争和外交史，即不是把战争、外交简单地视为政治家之间的谈判、阴谋、结盟、缔约、毁约等一系列政治活动，而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外交与社会间互相影响、制约的动态关系。作者没有主要研究鸦片战争和英国侵华史，而是以英国侵华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了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的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如官府、士绅、团练、农民、宗族、秘密社团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态度、活动和关系的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开始阶段的某些趋势。

除了清政府的正规军，广东地区的团练在鸦片战争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本书首先对广东的团练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团练一直是地方士绅维护当地治安的重要组织力量，但官府对地方团练的态度却颇为矛盾。一方面，根据儒学“民本”思想，团练正是寓兵于民的理想形式，对维护地方稳定有重大作用，所以不能取缔。但另一方面，团练又使本已不弱的士绅阶层的力量更加强大，成为一支能与朝廷分庭抗礼的潜在武装力量，极具威胁性，所以必须严格控制，必要时坚决取缔。在鸦片战争中，由于官兵不足或其战斗力明显低下，地方自发组织起来的团练在反侵略斗争中作用明显，因而引起了官方重视。林则徐较早意识到团练的作用，因而积极支持发展团练。但琦善到任后，看到团练发展迅速，唯恐其力量过于强大，于是不无惊慌地提出从福建调官方的兵勇比利用团练更佳，便大力削减团练。然而，1841年3月，面对保卫广州的任务，琦善亦不得不下令恢复团练。但是，当危机稍稍缓解时，1843年夏，朝廷又决定取消团练。但此时颇具实力的团练已不是任官府或兴或灭的软柿子，他们对朝廷的决定阳奉阴违，依然秘密存在。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不断加深，不久团练再度勃发，且力量越来越大。

随着团练作用增大，地方士绅力量渐强，传统的官—绅—民社会结构的平衡随时可能被打破。作为“官—民”间的中介，士绅是维护中央集权制度不可缺少的力量。但如果地方士绅力量过大，官府势必大权旁落，清政府是深谙此事的。作者写道：“所以，不允许知识阶层与群众有过多接触，是清朝政策中的要点，虽然并未明言。绅士可以帮助统治人民，但绝不允许他们掌握人民，最后利用人民。”然而，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势不可当地增强了团练、士绅的力量，广东由来已久的“社学”也空前活跃。其中，最重要、最著名的是由李芳领导的数县士绅捐助的升平社学。作者的分析表明，社学与保甲的不同之处在于，保甲只是一种消极的控制机构，而不是积极的社会组织形式，社学才是一种跨村落的积极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促进地区合作的关节点，能够承担诸如调解宗族械斗、争讼和兴办团练等任务。但“清朝的皇帝们很久以来对那些非官方组织的地方活动抱有疑虑，由于社学是半官方的组织，同时口头上和行动上都十分儒家化，它给社区的或绅士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外壳’”。正是这种外壳，使社学能在政府对非官方组织极端警惕的情况下长期存在、发展。

士绅阶层的力量大增，使得他们的对外态度，对当地政府官员的对外政策，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他们恪守儒家信条，认为中国文化高于一切，坚决反对侵略，反对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相对而言，商人的地位低得多，力量小得多。广州向来商业发达，还是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这种特殊地位使广州商人格外富裕，甚至可用富可敌国来形容那些与外国人做生意的行商。因此，一些英国人曾认为行商不会那样排外，认为他们有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但实际上商人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相反，一些商人为表忠诚，还向政府捐钱捐物。对广州公行制和商业发展的研究表明，广州的商人虽然富有，但社会地位并不高。与欧洲商人不同，“广州的商人没有成为一个向统治贵族挑战的、独立而强大的阶级，而是成了与国家及其官员共生的阶层。所谓有地位就是花钱买官，或是像有功名的绅士那样花钱享受，而这两种行为都消耗了资本”。“这样，中国的商人总是卑躬屈膝于社会荣誉的象征——绅士”，“广州的地方上流人士对这个城市及其商业，似乎存在着一种持久的怨恨，发展着一种反城市主义，证明着广州自己的不道德、衰落以至社会的无信无义”。由于他们与外国人经商，与其有共同的商业利益，所以在鸦片战争中一直被官方和士绅认为是为一己之利而出卖国家的汉奸，颇惹众怒。由于商人都居住在广州市，所以更增加了大多住在乡间的士绅、农民对城市的反感、憎恶。甚至连一贯倾向妥协的琦善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也说：“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作者的分析表明，在这期间，“对广东人说来，‘汉奸’一词凝聚了所有以上描述的反对城市、反对商人、反对洋人的感情。乡村绅士的纯正和忠义行为将有农民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商人是“避之唯恐不急”，对清政府并无独立的影响。

士绅的突然强大，迅速打破了传统官—绅—民的社会结构，埋下了社会动荡的种子。鸦片战争的后果之一是珠江流域的产业开始迅速向长江流域转移，造成了珠江地区的经济危机。这两种因素叠加、耦合，就导致了诸如太平天国一类的农民起义。这样，本书就由对鸦片战争的研究自然而然地转入对太平军起义、凌十八起义和红巾军起义的原因、失败及对广东社会的影响的研究。同样，作者不是就事论事地研究起义的过程，而是通过深入分析，指出这一次次“华南社会的动乱”所造成的深远的社会后果。绅权过大，在农村加大了两极分化，“于是团练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民众自卫和使公众一致的手段，而成为其巨大的权力掌握在有钱的名人手中的社会控制机构。随着这一进程，农民变得愤愤不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超越宗族的秘密社会”。无疑，各种形式、各种类型的农民造反将此起彼伏。而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清政府不得不更加借助、倚重地方士绅和团练，结果使其更加强大；同时，对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使农民力量受到严重打击。这样，“广州的绅士在社会上已没有什么对手”，官府甚至把征税的权力都转让给了士绅，搅乱了既有的租税关系，官—绅—民的社会结构更加失衡、畸形。由此，士绅“抛开其名分与职能，变成了寄生阶级。所有这些不公正都是19世纪中叶平衡破坏的直接结果。团练、反洋人主义以及造反破坏了政治，分裂了社会。革命几乎是不可避免了”。这里，不能不使人想起若干年后“打倒土豪劣绅”这短短一句口号，对千千万万农民竟有那样巨大的动员作用。

鸦片战争的重要后果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转型，但对这种变化的意义，清政府懵懂无知，也就根本不可能主动调整社会关系，不可能主动通过利益的重新分配来整合社会各阶层。结果必然是社会动乱，导致自己垮台。因为社会转型期也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新分配期，既有的社会结构已被打乱，既有的社会控制形式已被破坏，而各阶层都想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社会矛盾很难不尖锐化，相当于为社会动荡准备好了温床。因此，如何主动调整各阶层利益关系，建构良性的社会结构，对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关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