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的火烙印”⸺ 关于辫子的故事
——读《割掉辫子的中国》(4)
按理说,留不留辫子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涉。然而不应忘记,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条小小的辫子居然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年代,“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有不少人因此丧生。这样,本来无关紧要的辫子却成了意义重大的社会的、政治的象征,成为区分顺与逆、文(华夏)与野(狄夷)的标志。
在世纪之交,如何对待“辫子”,不仅成为一种个人选择,而且成为一种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为了剪掉这根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政教象征的辫子,近代中国发生了一幕幕悲喜剧。因此,鲁迅的许多文章和小说,都与辫子有关。他专门写了《头发的故事》:“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一些留学生受新文明浸染既深,毅然剪去辫子,不想却被停了官费,被送回国。回国后只得买条假辫子挂上,但走到哪儿都还是被骂为“假洋鬼子”。“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但政治的起伏不定,是升斗小民无法把握的,为生存计,只得像鲁迅的《风波》中的赵七爷那样观察风向,随着政治风波的起伏而将那条辫子时而盘起时而放下……后来,连逊帝溥仪也毅然“剪发易服”,剪辫子终成定局。
当然,割去有形的、头上的辫子,并不必然使人同时就能割去无形的、心中的辫子;或许,割去心中的辫子将费时更久,更为艰难。当人们对“割辫子”的历程淡忘已久,对自己心中残存的辫子便浑然无觉。可能正是为了治疗这种健忘症,中国青年出版社新近出版了《割掉辫子的中国》,把中国近代割辫子的一幕幕悲喜剧又准确、生动地展现出来。或许,今天我们读来更多的是感到可笑,但在这可笑之中又深含着一种莫名的苦涩、一种历史的沉重。如果细细咀嚼、体味,我们对自己心中残存的辫子便能更有觉察。
割辫子是从天朝上国观念的破除开始的。《从“夷”到“洋”》一文细述了这一巨大的观念转变。在传统观念中,天下实际就是中国或华夏文明,所谓“以九州为天下”,是唯一的礼义教化之邦,余皆“狄夷”。这种以文化优越论或曰文化中心论为基础的天下观,根深蒂固,难以破除。当现代世界地图初次摆在国人面前时,国人痛斥:“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中国本为“天下”,而在此图中仅为一国,且“如此蕞尔”,因此“其肆谈无忌若此”是“语涉诞诳”“以其邪说惑众”。林则徐的伟大,更在于他能“睁眼看世界”。切莫以为兹事容易,且看时至今日,还有人罔顾史实,强以中国为天下,以其他文明为野蛮,妄言要以此“为万世开太平”。所以林氏当年所遇阻力之大和所需勇气之巨,这种观念的历史性变化之艰难都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连主张“悉夷”(了解敌情)都被认为是汉奸,而为了最终战胜敌人而学习制造洋枪、洋炮更被视为大逆不道……这种华夏中心观正是中国进步的巨大障碍,当这条“辫子”被割去之后,近代中国在方方面面才有可能一点点前进。后来,火车、自行车、汽车出现在中国大地;现代学校取代了传统私塾;西服旗袍取代了传统的袍褂;天足解放了小脚;握手取代了作揖;行刑方法也从砍头改为一枪毙命;讼师为律师所取代;帝制最终为共和所取代……总之,上至家国政制,下至日常生活,都发生了难以逆转的巨大变化。
正如本书编者所言,近代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不断割辫子的过程。不论改良、革命,还是改革开放,虽然情况千差万别,至少都要割掉一些辫子,否则就一事无成”。“割辫子”所引起的一阵阵轩然大波,至今仍给人以历史的启示。的确,重要的是割掉心中的辫子,尤其是自己心中的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