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沙沙作响
欧洲造纸厂的兴起
穿过北非大陆，造纸术首先来到了西班牙科尔多瓦——欧洲最重要的伊斯兰文化中心。随着越来越多的造纸厂兴建起来，造纸技术一步步传播到了西班牙的其他城市：加的斯、塞维利亚、托莱多，还有瓦伦西亚附近的舍蒂瓦。同样的，就像纸从遥远的东方传往撒马尔罕时一样，在欧洲，首先流行的是纸这一商品，然后才是造纸技术。公元9世纪被用来书写宗教文书的纸，可能来自北非、埃及或是西班牙的阿拉伯造纸商。
欧洲第一批造纸厂于1235年左右出现在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大区安科纳省的法布里亚诺，这并非偶然。城市名“法布里亚诺”（意大利语：il fabbro）一词含有“铁匠”的意思，金属加工和纺织业是这座城市的主要产业。阿拉伯人是在哈里发王国扩张的过程中，改进和发展了从中国人那里学到的造纸技术，而欧洲人则将阿拉伯造纸技术的引进，与中世纪晚期的纺织技术革命结合到了一起。于是，欧洲纸的生产很快就同阿拉伯的造纸方法区别开来。在法布里亚诺，人们不断地对纸张生产工艺的三大工序——原材料处理、纸张成型和加工处理（干燥、压制、上胶）进行改良：通过引入破布捣碎机，实现了造纸原材料处理的机械化和集中化；通过使用凸轮轴，人们将由水驱动的槽梁旋转运动，转变成锤子上下垂直敲打的运动；通过吸收纺织行业和金属加工业的粉碎技术和锤式捣碎机，欧洲人可以用比阿拉伯造纸匠大得多的力量对预先浸渍过的破布进行纤维分离。在第二道工序，即纸张的成型过程中，抄纸工人从陈放纸浆的大桶中舀取“纸浆”——捣碎破布后制成的纤维悬浮液，他们在木框上蒙一层细金属丝网，制成抄纸帘。中国人用的是竹帘，阿拉伯人用的则是芦苇帘，这两种抄纸帘都是柔性的。使用刚性的金属筛网是欧洲造纸工匠对纸张生产工艺核心工序的一大创新。通过引进破布捣碎机以及利用金属丝网来过滤纸浆，金属行业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造纸的发展。破布捣碎机强化了制浆这一环节，而纸浆黏合度和舀浆的速度也都得到了提升。负责抄纸的工人将吸满水的抄纸帘垂直提起沥干。当压纸工把纸张转移到毛毡上进行压制之前，会先将一个空的抄纸帘递给抄纸工。用两个抄纸帘从纸浆桶里抄纸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工序，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后成品纸张是否均匀、强度是否足够。尽管是手工操作，但抄纸工需要“机械”地不断地重复这一动作。纸张的压制和平铺也都各有分工，比如将微干的纸张悬挂到工厂的晒纸层。
在最后的第三道工序中，人们需要在吸水性极强的原纸上涂上一层涂料，也就是“上胶”。欧洲造纸匠用一种从羊蹄、鹿腿、骨头和兽皮中提取的胶液，代替了阿拉伯人使用的植物胶料，从而简化了上胶的过程。每一张纸都需要单独或成叠地浸入这些胶液中。
欧洲的造纸厂是一个生产分工明确的独立空间，地下室放置噪声较大的捣碎机，晒纸层则置于加高的屋顶下。选址上，靠近城市居民区的地方会更受青睐。一方面，这有助于原材料供应，另一方面也保证了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快速送到市场。除此之外，建造造纸厂最好能够选择水源充足且水流动力足的地方。因为水不仅是驱动力，同时也可用于原材料的转化：前工业时期的纸就是通过水加破布制造的。早在约瑟夫·冯·艾兴多尔夫[7]将溪流和树林的悄声细语变成浪漫主义的关键词之前，磨坊和山谷的两大传统主题——潺潺的溪流和沙沙作响的树林，就已经是诗歌中常见的意象了。可这种诗意和造纸厂这种“原始工厂”却并不相配。工厂在熬煮动物残骸时会发出恶臭，浸渍破布和抄纸都会污染水流。地貌和四季更替对工厂来说是个风险。结冰和低温，或者天气炎热时的水源紧张，都有可能造成捣碎机停运或是影响对破布的处理。潮湿的天气还可能影响纸张干燥的时间。
造纸厂的建造或者改建、预筹资金购买原材料，以及支付工人工资都需要大量资本，所以投建造纸厂也是一项风险极大的活动。并且造纸厂还需要一个销售网络，保证最后的成品可以成功地销往市场。
1390年6月，商人乌尔曼·斯特罗姆（Ulman Stromer）将不久前买下的一座位于纽伦堡的旧工厂改造成了造纸厂。斯特罗姆的造纸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后人对它的研究也非常详尽。工厂位于佩格尼茨河南岸的沃尔特门前。如果想要更好地了解它所处的广袤空间，以及作为欧洲北部“古撒马尔罕”的纽伦堡如何成为一座造纸之城的话，不妨在地图上观察一下。和撒马尔罕一样，纽伦堡的造纸业发源于长途贸易。作为城市新贵、市议员的乌尔曼·斯特罗姆当时掌管着一家正好处于欧洲贸易枢纽上的商行。他的生意往来从黑海延伸到大西洋，从地中海延伸到北海和波罗的海。上普法尔茨的冶金和金属加工业，连同纽伦堡兵器和火器的生产，让这家商行在武器贸易领域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斯特罗姆还参与了货币铸造，这拉近了他与金融巨头及政客们的关系。纽伦堡商行的仓库、马厩和酒窖不断扩大，它的发展建立在一种以吸收技术和商业金融技术创新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基础之上。
乌尔曼·斯特罗姆买下城门前的工厂，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想要造纸，而是因为作为一个把生意做到意大利北部和热那亚的批发商，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在未来有利可图的行业，有助于商行的发展。斯特罗姆雇用了造纸工人，并于1394年与他的造纸主管约尔格·迪曼（Jörg Tiemann）签订了第一份造纸厂租赁合同。他生产的纸张并不局限于在当地的市场销售。他通过自己经营的远途贸易中的销售渠道，将纸张销往世界各地。
纽伦堡、拉文斯堡、奥格斯堡和巴塞尔是德国南部及西南部早期的造纸中心。这些城市都位于重要的远途贸易的路线上。在法国昂古莱姆周边的奥弗涅地区以及特鲁瓦周边的香槟地区，商人也对造纸厂的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一座单纸浆桶的造纸厂一天最多可以生产3000张纸。这样下来年产量几乎可以达到每年100万张，远远超过了15世纪当地市场的需求。所以纸往往是在一个地方生产，但在其他地方使用。它的往返流动——就跟制造纸张的破布一样——塑造了中世纪晚期兴起的欧洲造纸区的历史。每一座造纸厂的背后都藏着一部关于市场需求和贸易发展的历史。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造纸技术和商路基础设施的紧密联系，意味着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一个逆向的“古撒马尔罕效应”。不仅仅在西班牙，甚至是在阿拉伯国家里，欧洲造纸厂逐渐成了阿拉伯造纸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欧洲纸从它的亚洲和阿拉伯先辈中吸收了游牧民族的天性，它与贸易之路密不可分。从14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纸就成了伊斯兰世界越来越重要的进口货物。很快，欧洲纸又出现在了非洲北部的办公厅里，并不断进军到阿拉伯造纸业的核心地区。最晚到15世纪早期，埃及和叙利亚造纸业的衰败就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纸、学者和纸牌
乍看印刷机发明前的纸的发展史，人们会觉得它不太活跃，就像公主等待王子之吻一般等着某种技术将它唤醒。它并不是在某次重大事件中突然出现，而是以一种不间断、不可抗拒的形态在大量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地自我扎根。但即使在纸相对低调的传播过程中，也已经呈现出后来印刷机发展起来的原因：通过复制技术的腾飞，来实现从前不可能做到的事。
图书史学家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其经典著作《书的起源》（l'Apparition du Livre）中认为，13世纪以来欧洲造纸技术的发展是书籍印刷得到广泛传播的先决条件。在修道院缮写室和中世纪晚期的图书馆中，纸取代羊皮纸作为书写载体的地位，是以手工抄写手稿为背景的。意大利北部和阿尔卑斯北部地区纸张的供应，是否是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早期手稿产量增加的原因？还是说纸只不过是推动了随着识字率上升而开始的写作热潮？图书史学家们对此意见不一。有一点很重要，即在人们需要纸的时候，它很容易获得。羊皮纸手稿上的字越写越拥挤，是人们开始需要纸张的一个征兆。人们若想多写些东西，但又没有更多的书写材料可以或者愿意使用，就只能更节省地使用手上仅存的材料。所以中世纪晚期，羊皮纸上文字的行距很窄，行高变小，字距也越来越密，每一页上字母的个数也变多了。纸张的出现帮助人们走出了这个困境。它使得人们又可以用合适的行间距书写了。
易读性提高带来的好处就是读者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不仅仅是修道院的僧尼，还包括城市里的公证员、抄写员和（以世俗神职人员的名义）进入宗教机构的教授们。14世纪以来，不仅仅是主教，越来越多等级较低的神职人员也面临着更大的读写压力。
同时，大学对手稿日益增加的需求也使纸的发展从中受益。大学不仅仅在书面化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作为教育机构也推动实用书籍取得了跟宗教书籍相同的地位。很快，纸很快就进入了1200年左右在意大利大学出现的“佩西亚系统”（pecia system）。佩西亚系统是一种高效的教科书抄写方法，它的特点是将经大学授权抄写的原件由书商或者文具经销商分成若干部分，然后在一段时间内借给大学生，由大学生们自己亲手或请抄写员们抄写。那些抄写员并不能像僧侣那样赚取神职的工资，而是要通过抄写副本来谋求生计。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价格便宜的实用书籍的抄本。又因为原件可以被分成好几部分，抄写的速度也得以提升。14世纪中叶，巴黎大学为香槟地区造纸业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了摆脱对意大利伦巴第纸商的依赖，巴黎大学向国王申请并成功拿到了造纸许可，让拥有大学职工身份的造纸匠可以在特鲁瓦和埃松省经营造纸厂。
从纸走进修道院、缮写室和大学来看，它似乎一直在实现其最重要的使命：促进书写的日常化，储存并传播知识，并为印刷机的发展铺平道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为知识社会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但是光靠这些崇高的用途，早期的造纸厂是没法生存下来的。为市政机构、修道院或者大学供应书写用纸，只是造纸厂盈利的一种方式。即使是14世纪德国最大的城市的办公厅，对纸的需求也不超过几令[8]。乌尔曼·斯特罗姆的造纸厂的主要业务也不是书写纸，而是生产纽伦堡制造商们用来包装他们的针、扣眼等产品所需要的商业用纸。15世纪的造纸厂发现了另一条重要的销售渠道，这要归功于逐渐在欧洲风靡起来的新型娱乐活动——纸牌。纸牌由若干层纸黏合而成，随着不断高涨的游戏热情，纸牌对纸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办公厅和地方议会。
在印刷机发明之前的纸张传播史中，这一条支线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使纸张跳出了修道院、大学和办公厅，转而进入未受教育的群体和早期娱乐媒介这两个新的领域。纸牌游戏风靡背后的受益者之一就是上色师，在近代早期介绍不同职业的“百业全书”（Das Ständebüchern）里，他们总是出现在造纸商的周围。他们使用描绘流行的圣像所用的绘画技术为纸牌上色。他们与造纸术和早期的木刻术[9]一起，构成了大规模生产纸牌的“铁三角”。
18世纪晚期，莱比锡的音乐发行商、出版商伯恩哈德·克里斯托夫·布雷特科普夫（Bernhard Christoph Breitkopf）的儿子约翰·戈特洛布·伊曼纽尔·布雷特科普夫（Johann Gottlob Immanuel Breitkopf）曾经详细研究了这一“铁三角”。只可惜，他的著作《浅探欧洲纸牌起源，布浆纸引进以及木刻艺术的开端》（Versuch,den Ursprung der Spielkarten,die Einführung des Leinen-papieres und den Anfang der Holzschneidekunst in Europa zu erfor-schen，1784）只剩残稿传世。布雷特科普夫自己出版的只有第一部分《纸牌和布浆纸》。这部作品引经据典，描述了现代娱乐媒介从纸中产生的历史。这是一个分析媒介联盟的经典范例。在“书城”莱比锡长大，并对印刷术研究颇有造诣的布雷特科普夫知道，在谷登堡发明印刷机后不久，印刷书籍已经成为木刻插画大显身手的重要领域。他也知道木刻术的历史远比书籍印刷要久远。“由于它们出产的产品十分相似，人们很自然地会将两者混淆起来。”而布雷特科普夫在研究中则将两种技术加以区分。
布雷特科普夫曾和沃尔芬比特尔的图书管理员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在信中交流了如何确定古版《圣经》的确切年代。1779年9月，布雷特科普夫提议莱辛将手上关于书籍印刷的手稿寄给他，并备注说：“谷登堡的想法显然不是别的，就是把那些和我们的印刷术相似的单个发明结合起来，通过新的操作方法，实现美观、快速、廉价和实用性。”
在这一理解和观察的基础上，布雷特科普夫否定了从木刻术直接跃升到“谷登堡发明”的技术发展路线。他将14世纪德国的纸牌定义为木刻艺术的首个产品。在其作品的第一部分，布雷特科普夫研究了纸牌从东方到欧洲的传播历程，在第二部分中则记述了纸牌的载体——破布制成的纸。在这一部分，布雷特科普夫还简略地提及纸和木刻术的相互作用。因为从一开始，布雷特科普夫研究的重点就是证明在纸牌的生产过程中，纸的载体作用和木刻术的复制技术得到了很好的结合：“纸牌游戏在各地流行开来，促使人们去研究制作纸牌的材料、发明简单的复制方式，从而帮普通人节约成本。”一言以蔽之：布雷特科普夫认为纸牌、纸和木刻术组成的“铁三角”，面向的是普罗大众。
事实上，物质载体和复制技术的融合确实使纸牌变成了一种大众产品，它不仅考虑到购买者的阅读能力，也考虑到了他们对赌博的上瘾程度。在对赌博上瘾的人群中，相比简单的骰子游戏，许多市民偏爱更有挑战性的纸牌。一方面，14世纪和15世纪纸牌的生产迅速壮大；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出于对市民纳税能力的担心，颁布了纸牌禁止令。但是除市民外，布雷特科普夫也有意识地提到了文盲群体。在以印刷业和书面化共生为主线的纸张媒介史研究中，他们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群体：14世纪至15世纪初，有许多“贫穷放荡的人”，比如雇佣兵，对他们来说纸牌游戏“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发明”，和骰子游戏差不太多。
布雷特科普夫将雇佣兵们玩的纸牌和米兰公国的维斯康蒂公爵花“15000枚斯库多金币[10]”买下的一幅华丽、独特的彩绘纸牌进行了对比。这位公爵鲜明的反差形象吸引了布雷特科普夫。因为在布雷特科普夫的“铁三角”中，艺术被赋予了一种社会性的维度。因为存在像米兰公爵这样的人，所以即使有木刻术这个选择，人们仍旧可以用昂贵的绘画方法来制作纸牌。这就产生了一种现代性结构：“为高贵之人绘制纸牌，为普通群众印刷纸牌。”布雷特科普夫这里所说的“印刷”，不是谷登堡的书籍印刷术，而是指在质量较差、黏合而成的纸上批量进行的木刻雕版印刷。和纸一样，木刻术也是打破社会界限的媒介。
布雷特科普夫研究木刻术和纸牌这两种前谷登堡时期以纸张为基础的复制媒介时所使用的方法论前提，使他成为媒介联盟史分析的先驱：“这些技术本与其他技术休戚相关，并且是在各种现有技术基础上通过一种尝试性的组合而产生的，如果这些现有技术没有被当作新技术的开端，就往往会被忽视，以至于这一新的完美技术若是具有惊人的价值和用处，历史学家大多只会注意到它的突然出现，而不会关注它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印刷术就正好是这种“突然出现”并且“具有惊人的价值和用处”的技术。布雷特科普夫所讲述的结合木刻术和纸来生产纸牌的故事，便是印刷术早期媒介大量复制并传播的例子。现代对木刻术历史的研究扩展了布雷特科普夫关于纸的可加工性以及从东方流传而来的纸牌游戏的描述，并指出彩色织物印花术是木刻术的前身，但这并没有削弱布雷特科普夫的核心观点。
纸牌从埃及传往意大利，由此迎来它在欧洲的第一次伟大胜利。我们从欧洲纸牌上的人物以及纸的术语史中就可以发现这一传播留下的明显痕迹。意大利人把他们引进的纸牌游戏命名为“naibbe”，这一名称借用了埃及纸牌上画的主要人物。而纸牌本身作为第一个依靠纸张流通的大众商品，它的名字则根据其载体被命名为“cartae”（意大利语的“纸”）。因此这个词就包含了两个意思：它既可以指一张纸，也可以指一张纸牌。在欧洲，人们通常使用第二种意思。纽伦堡是阿尔卑斯山北部大规模生产纸牌的中心地区之一。在那里的圣凯瑟琳修道院，修女们个个都是织物印花的专家。乌尔曼·斯特罗姆的造纸厂可能早就靠人们的赌瘾大赚了一笔。民间关于纸的说法或者逸事，总是会带上它的“亲戚”们。17世纪，著名的天主教传道士亚伯拉罕·圣克拉拉（Abraham a Sancta Clara）曾写过一篇寓言，说的是羊皮纸和纸互相争论。纸吹嘘自己的古老血统，还自我夸耀地说，绑在鼓上的羊皮纸是血腥战争的帮凶，而它则是和平生活的同盟。于是羊皮纸也为自己辩护，嘲笑纸的出身，说它是由破布制成的。但这还不够，它接着控诉世界多数的“埋怨和争吵”都是由纸造成的：“纸牌和拉丁语里叫作‘charta’的纸有什么不一样呢？是谁造成了更多的埋怨、争吵和斗殴？谁有比纸牌能够带来更多的祸患和轻浮呢？所以纸还是别张嘴了吧。”
档案的兴起：纸国王、办公厅和秘书
在歌德的悲剧作品《哀格蒙特》（Egmont）的第二幕中，主人公哀格蒙特回到家中，而他的秘书因为不想错过晚上的约会，已经在哀格蒙特的家里等得万分焦急：“他还没回来，我拿着笔和这几张纸已经等了有整整两个小时了。”和秘书一起等待的还有三名信使。那些等着哀格蒙特回复的信件和公文首先是关于根特地区的骚乱，其次是他的账房先生在讨债时遇到的困境，最后是一位西班牙贵族的告诫信，他因为哀格蒙特一次酒后狂欢后的公开讲话而担心他的安全。哀格蒙特批判西班牙的宫廷礼仪（“我在骨子里反抗西班牙的生活方式，我也没有任何兴趣，按照新的、谨小慎微的宫廷缛节，唯唯诺诺地度日”），他将书写信件和指示这项并不令人愉快的任务交给秘书：“我抽不出时间。写信对我来说是最烦人的。你很会模仿我的笔迹，就以我的名义回信吧。”秘书本想让主人仔细思量每一封回信，但是匆匆忙忙的哀格蒙特根本就没有给他机会：“快去回信吧！”秘书和信使们会记录并传达他们主人的意见和处理，而无须主人亲自动手。
第三幕中，尼德兰的女摄政玛格丽特·冯·帕尔玛，即查理五世的女儿、腓力二世同父异母的姐姐，她因一封从西班牙寄来的书信忧心不已，女摄政对这封信件的字斟句酌和哀格蒙特处理信件时的漫不经心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女摄政和她的顾问（歌德给他起的名字叫“马基雅维利”[11]）的对话中，女摄政认为此次派遣阿尔瓦公爵及调动一支强大军队，便是腓力二世和他的内阁这次来信的结果。阿尔瓦公爵深入骨子里的强硬做派，会让女摄政玛格丽特左右制衡的政策无法施展。但是她深谙统治之道，并分析了她的弟弟想要如何削弱她的权力：“他会提出指令——我已经搞了一辈子政治了，很清楚如何在不剥夺一个人职位的情况下取代对方的权力——首先，他会搬一个内阁出来，表达一些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措辞；他会逐渐扩张他的权力，毕竟大权握在他手里；如果我有些许怨言，他就会暗示一些秘密指令；如果我想要见些什么人，他就会闪烁其词；如果我固执己见，他就会颁布一份完全不同的重要文书；如果这不能让我满意，他还是会继续下去，就好像我从未抗议过一样。同时，他将完成我所惧怕的事情，挫败我最为珍视的计划。”
通过充满人性关怀、拥有骑士风度且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哀格蒙特与宫廷中专制的阴谋诡计的对立，歌德这部18世纪的悲剧作品，用文字刻画了200年前尼德兰王国的衰败。但是在女摄政玛格丽特的这段“戏中戏”里，腓力二世的历史形象显得尤为突出。和生在北方的父亲查理五世不一样，这位君王很少游历他的领地，而是试图以西班牙为中心，通过对信息的评价和文件的流通统治国家。以至于当时的人们都称他“rey papelero”，即“纸国王”。
现代历史学家们详细地描述了这类统治者的特征。腓力二世身处公文传播的中心，这些公文的传播范围近到周边小镇，远至南美海外。1556年，腓力二世从退位的父亲手里接过统治权后，将查理五世于1540年建成、位于西曼卡斯的用来存放内阁文件的档案馆变成了中央国家档案馆。大量的公文等待君主的决策。他身边的大臣和秘书们会先起草、研究所有的公文，并备注好优先级。几十年来，他经常需要一天签名几百次，直到16世纪80年代，他开始在日常通信中用印章来代替签名。1571年3月，他每天亲自处理40多封请愿书，一年下来所处理的请愿书超过1250封。他喜欢园艺，热衷狩猎，但后来已经戴上了老花镜。他深信，“这些魔鬼，我的这些纸”是他经常咳嗽的罪魁祸首。歌德的《哀格蒙特》里提及的那些指令，只不过是往来于他宫廷之间的公文的一部分。与之相伴的，是宫廷通过这些公文，有条理地在其整个统治地区逐步搭建起政权。像歌德戏剧中这样协助哀格蒙特的秘书，在腓力二世的宫廷中有很多。他们是近代早期的一个重要角色。
现代行政体系传播媒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腓力二世统治时期的西班牙：问卷、申请表和表格被寄到各省的官员手中。基于地图的登记簿以概要的形式显示发出的文书，以免文件数量不断增加后变成一片混乱。通信人员被要求保持系统、简洁的写作风格。“纸国王”的统治原则是，他的每一位臣民都应该能够给他寄一封信。国王依然会接见臣子并听取秘书的报告，但相比于口头汇报，这位“纸国王”对书面请示的偏爱揭示了君主专制的一个重要元素：接触统治者。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用“走廊”来描述这条通路的范围，一个“充满间接影响和武力的前厅”，可以直达统治者的耳朵。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戏剧里，这条走廊充满了轻声低语，阴谋诡计的气氛和通过亲临现场获得权力的机会相互交织。在“纸国王”的帝国里，亲临现场可获得权力的价值有所下降。至少，出现在眼前和出现在耳旁，所能获取权力的机会是一样的。1581年，威尼斯大使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Francesco Morosini）曾写道，腓力二世更偏爱书面请示和咨询的一个原因是，这可以留给他更多的时间做出答复。在嘈杂的权力前厅出现了这样一条纸制的走廊，在这一走廊中的拖延、阻碍或者加速等策略，不仅仅适用于宫廷之人，也适用于那些身处宫廷之外的人，他们虽然无法亲自来到宫廷，但仍希望在遥远的地方回应君王。
即使是同意了当面谒见的请求，这位“纸国王”也会给谒见者书面公文的压力。据说，腓力二世有时会在接见属下时随身带着一些公文，好在说话的时候拿在手里，以维护自己的威信。他想要通过这个动作向对方传达一个信息：他所知道的事情比对方说出来的要多。作为一个会见的静默参与者，公文象征着无穷无尽的背景知识，即使这些随身携带的公文和具体事件毫无关系。因为这些公文的存在，“房间好像有另一个人。人们虽然看不见他，但他却就站在国王的身旁，并早已将他的观察告知国王。公文就像是一个潜藏的告密者，他不仅向当权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还转移了执行的后果”。在腓力二世的世界里，纸既是秘密的携带者，又是当面谒见统治者的阻碍，纸的这一双重作用使权力中心向不可见的领域转移，这种不可见性正是近代早期国家行政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腓力二世帝国里公文流通和行政用纸功能升级的技术根源可以追溯到13世纪。1238年，阿拉贡国王海梅一世（Jakob I）征服瓦伦西亚，并在那里建立王国。此后，他让西班牙东海岸的阿拉伯造纸厂供应行政通信所需的纸张。1276年海梅一世去世，留下了大量的档案。佩德罗三世（Peter III）于1262年与曼弗雷德（Manfred）的女儿康斯坦斯（Konstanze）结婚，所以他可以成为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继承人和后代。1282年，他的儿子佩德罗三世为阿拉贡王国赢得了西西里王国。早在两代人之前，即腓特烈二世（Friedrichs II）时期，西西里王国已经将罗马教规和拜占庭行政惯例与阿拉伯纸相结合，产生了现代以文件为主的近代统治管理的原型。如果按照1231年腓特烈二世时期的法典规定，那么所有的文档（公文和契约）都应该写在羊皮纸上，以保证它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流浙而毁损，可以留作证据。这听上去像是在贬低纸、抬高羊皮纸。但这其实是给羊皮纸和纸进行适当分工的条例。通过阿拉伯商人，纸被供应到腓特烈二世的办公厅里。就像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统治时期一样，纸在霍亨斯陶芬的西西里王国，也凭借着它的物美价廉和供应充足而变得极具吸引力。与羊皮纸相比，它的竞争力不仅仅来自经济上的优势，在防止人们伪造文件上也更胜一筹。此外，纸对那些需要快速撰写、易于阅读且只需在特定一段时间内使用的档案记录来说，也是非常理想的书写材料。对于这些要求，纸早在阿拉伯文化中就已经接受过考验，它与曲线文字的良好结合也因此发挥了作用，使得纸在保存时间上的劣势不会对它的需求造成太大的影响。
对登记簿来说同样如此。腓特烈二世的办公厅首次在欧洲将登记簿作为存档工具进行试验。登记簿，或者说大事记，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拉丁语res gestae，意为“做过的事情”）是指对管理统治时发生的事、通讯往来所涉之事的连续记录，包括完成的支出、下达的订单、收缴的税款。它们还可以包括以前不值得记录的琐事。腓特烈二世时期的办公厅里，连国王喜爱放鹰狩猎的兴趣也被大量书信记录了下来。
1943年，最后保留下来的腓特烈二世的档案残篇被德国士兵破坏。但是克莱利尼亚·威斯曼（Cornelia Vismann）基于前人的一些研究，在欧洲档案的历史研究中描绘出了这些文书的典型特征。羊皮纸和纸的双重使用与文档和登记事项的区别有关。中世纪的证明文件需要一个时间跨度非常长的载体，因为它需要收录永久有效的法律法规。相比于所需要保存的信息，这些文件来自哪里则是次要的。证明文件中经常出现表示永久性的词句，比如“ad perpetuam rei memoriam”（拉丁语，意为“对事物的永恒纪念”），这是来自高度专业化的写作工坊制作的、具有代表性的设计。文件字体的易读性也必须反映出文件颁发人的权威。与印章以及签名一样，字母的排列和大小以及装饰的细节都是服务于文档的鉴定认证作用的。
而在登记簿的设计和储存中，作为临时保存工作内容的载体，时效性则是最主要的，在书写方面同样要求经济性，所以文字在纸上的分布是由行政程序决定的。给不同收件人的相同内容的公函会以程式化的方式进行登记，但不是直接复制，而是通过关键字压缩正文内容，省去致敬与问候。纸相比羊皮纸来说价格并不昂贵，所以就算前一个月的纸还未填满，人们照样可以每个月使用一张新纸来进行登记。在每张纸上注明日期是登记簿的一个关键。为此，人们特意在纸的边缘保留了一列，在从左到右的阅读方向上引入了一个从上到下的组织网格。虽然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公文是永恒性的体现，但登记簿的条目序列反映了行政活动不断变化的特性。事物的永恒在无止境的登记簿中有了时间限度：“通过登记内容并在边缘注明日期这样一种登记方式，登记簿将行为和时间结合在了一起。更广义地说，登记簿这个工具将统治管理从永恒的维度中抽离出来，将其时间化。”
羊皮纸上写的证明文档，作为立法文献和权威代表性阐述的媒介，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外交活动偏爱的原始文本。当这种固定状态被打破之后，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历史编纂学中，登记簿和档案以及它们的主要载体——纸——才从文档和羊皮纸的阴影下走出来。这揭示了自14世纪下半叶以来，纸是如何促进以文档为中心的统治管理向以档案为中心的帝国、教会机构、行省以及地区的行政管理过渡的。和过去一样，纸并不是一开始便从源头上来推动这一实践的发展的。
无论是从术语上还是本质上，“档案”都可以追溯到罗马法系统以及罗马地方法官、执政官、皇帝的行政文书（法令、指令、协议等）。它们的历史比纸更加悠久。它们跨越文档的时代，将刚揭幕的档案时代与罗马人行政与权威并行的做法结合在一起。但是，与古罗马之间的联系相比，档案对近现代国家未来的意义更加重要。14世纪的时候，广义上的“档案”——即与单个商业交易相关的文件集，有正式登记的传入、传出和内部流通的卷宗——可能还尚未出现。那个时候在各个国家的领地，人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使用档案体系，并未做强制要求。
但是办公厅里处理的文件时间跨度很大，这很适合纸的特性。登记分“永久登记”和“临时登记”。前者汇集了诸如封地公函、捐赠、担保、联盟、和平条约等公文，后者则收录了抵押、典当或者收入说明等在某段时间内有效力的文本。不论是在君王和侯爵之间，还是城邦与城邦联盟之间，往来的通信都增加了。纸在不断推动书写的进程。自14世纪下半叶以来，大多数官方的书籍都是写在纸上的，查理四世（Charles IV）和普尔法茨选帝侯（后来的德意志国王）鲁普雷希特（Ruprecht）的登记簿以及幸存下来的登记簿残片也是一样。鲁普雷希特以及普法尔茨地区的行政技术是第一批德国造纸厂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的一部分。
乌尔曼·斯特罗姆，这位纽伦堡造纸厂的创立人和颇具影响力的城市新贵，在国王、侯爵和城邦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纽伦堡于1384年加入莱茵—施瓦本城市同盟，这其中乌尔曼起了一定作用，并与文策尔（Wenzel）国王达成合作协议。1400年，文策尔被废黜后，乌尔曼又毫不犹豫地通过加密信帮助文策尔的对手鲁普雷希特成为国王。1390年乌尔曼·斯特罗姆兴建这座造纸厂的时候，他一定早从作为纽伦堡地方长官的经历和与帝国政治的接触中，清楚地认识到纸在行政管理中所具有的重要性。纸张历史学家已经证明鲁普雷希特的办公厅确实使用了乌尔曼造纸厂生产的纸。从地方乡镇直至帝国层面，纸成为行政管理不断书面化的媒介，纸的这一发展路径可以一直追溯到古老帝国最早的造纸厂。作为将统治具象化成管理以及日常媒介的理想工具，纸还具有法律的特质，法律的行政后果也会在纸上体现。
在现代行政体系中，一张纸很少会单独出现。这种走向复数的趋势可以在一些短语中找到，例如歌德《哀格蒙特》里秘书说他“拿着笔和这几张纸”。复数形式的纸将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热那亚商人和他无声的合伙人
作为商人、政治家、金融家、德国第一家造纸厂的创立人，乌尔曼·斯特罗姆的经历中还有一点，即他与热那亚也有贸易往来，而热那亚很快将成为阿拉伯纸进行远途贸易的中心。热那亚之所以成为欧洲造纸最重要地区之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这个商业海港受益于造纸匠人的迁移，他们把在法布里亚诺最古老的欧洲造纸厂积累的知识带到了这里。另一方面，热那亚商人和金融家们的成功也推动了当地造纸业的迅速发展。自16世纪以来，他们在欧洲南北贸易以及新兴国家和欧洲市场之间的商品和黄金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他的巨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Epoque de Philippe II）中，解释了热那亚如何在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前30年里发展成了“国际金融支点”。
热那亚的造纸厂位于沃尔特里的西边，沿着海岸附近山区的水道而建。它们凭借其生产的优质书写纸而声名鹊起。1544年，沃尔特里山谷中已经有29家工厂生产白纸，到1588年变成40家，到1612年，造纸厂的数量增加到62家。工厂群形成了一个小村庄，包括一个广场、一座小城堡和一个教堂。这个被叫作“圣巴托洛米奥德里法布里齐”的村庄，成了热那亚这座国际贸易大都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热那亚的港口则为其大规模进口破布和出口成品提供了便利。造纸厂的不断增加不仅要归功于热那亚的地方行政系统、商人和金融业，还要归功于高质量的纸张像从前的羊毛和丝绸一样，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商品。商人们不仅想做经销商将纸张销售到市场上，他们还想自己来生产，于是开始对纸张进行投资。
热那亚商人乔瓦尼·多梅尼科·佩里（Giovanni Domenico Peri）从1639年开始出版《生意人》（Il Negotiante），在这部著作的第三卷《书写纸制造厂》一章中描述了沃尔特里的造纸景象。读者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他为这些工厂感到非常自豪。他描述了这些工厂所处位置的优势，有足够的水力来驱动捣碎机，西风和北风则有利于纸张的干燥。他详细地介绍了工厂的结构、设备、水车和纸浆桶的数量、用于整理破布的房间和做浸渍处理的房间的位置。他在描述从粉碎破布到压制纸张和上胶的整个生产过程时，还加入了有关工具质量以及加工材料数量的精确信息。于是，通过他的详细描述，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多层的造纸工厂：各种质量的碎布在带有大型捣碎机的大理石槽内被打成纸浆，这里需要的水要通过一个精密的过滤系统净化。在一个由砖砌成的房间里，造纸匠从若干纸浆桶中舀浆。在紧挨纸浆桶的地方，一台8英尺（约2.5米）高的木质压力机被铁螺栓紧紧固定在地面上。而另一个房间里，铜制锅炉里正熬制着胶料。
与18世纪德国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凯弗斯坦（Georg Christoph Keferstein）的《一位造纸匠给儿子上的关于造纸艺术的一堂课》（Unterricht eines Papiermachers an seine Söhne,diese Kunst betreffend，1766）不同，佩里的叙述不是一位造纸大师写给后代的论述，也不像18世纪法国的杰罗姆·拉朗德（Jerome Lalande）的《造纸的艺术》（l'Art de faire le papier，1761）那样是一位地区监督官所写的关于造纸厂的论文。佩里是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热那亚贸易和金融资本代表，向不同地区的人介绍家乡的模范工厂，这些工厂以超高的技术水平生产出绝对完美的纸张。他对沃尔特里造纸厂的描述就像是一份给潜在投资者的招股说明书。他们可以在里面找到有关员工数量、工作时间和年产量的信息，甚至还有专门的章节附上了商人和造纸师傅签订的年度合同的详细信息，商人为造纸厂提供资金，造纸师傅则作为雇员受其委托，在某段时间内处理运来的破布。商人需要提供生产所需的所有设备。造纸师傅会在一年结束时将工厂原样交还于商人。乔瓦尼·多梅尼科·佩里十分熟悉这个体系，他甚至提醒读者要小心造纸师傅的把戏，他们会想方设法将过剩的产品以固定的价格全部出售给造纸厂的所有者。
在佩里的描述中，造纸厂不单单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对象。这位热那亚商人不仅描写了沃尔特里的生产景象，也研究了他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或接触的材料的来源和物理性质，无论是处理信件、记账单还是签发汇票时。所以在佩里的著作里，纸张从一开始就出场了，远早于第三卷的《书写纸制造厂》。佩里的《生意人》一书属于商人论著，人们在阅读时可以将其理解为欧洲艺术家所画的商人肖像在文学中的对应物。比如德国画家小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d.J.）曾在伦敦为但泽出生的汉萨商人格奥尔格·吉斯泽（Georg Gisze）画了一幅肖像画，画中的商人手里拿着一封半开的信函，身旁各种不同类型的纸张以及书写和密封时用到的道具都很引人注目。佩里的这部商人论著，就像是用文字“画”成的“自画像”。
佩里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工作要求他懂一些拉丁语。虽然在《生意人》一书中，佩里也经常引用老普林尼和西塞罗等罗马作家的话，但是在序言中，他就明确指出，这本书与文人的高雅文风不同：读者在这里读到的是商人的语言，不是学术或艺术的语言，而是实践经验。尽管他形容自己为“Scrittore”（意大利语，意为“写手”），但这并不是指作家，而是字面意义上的写作者，一个阐释他的工具和技艺的人：身体和手指的姿势，介于过于挤压的圆曲与过于脆弱的僵直之间的字母形状，笔的形状和质量，以及落笔的方式，易读性、美感和书写速度之间的平衡。事实证明，这位商人的写作技巧在于一种折衷——兼顾了时间经济性所要求的速度、可读性的保证，以及有助于商业成功的匀称字体。佩里证实了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对于神职人员来说，他们写作的目的是创作证明文档、注定要被保存的神学以及科学书籍。而对商人来说，写作是一种为企业创造价值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在《写作》《写信、订单和佣金》《商务写作》三个章节中，佩里概述了理想商人应该掌握的用于保存和传播信息的书写技巧。他非常重视纸和笔的质量。在关于如何撰写信函、说明书和订单的章节中，佩里赞扬了纸作为远距离通信媒介的作用。他首先称赞了纸的简单易用和可折叠性，加上密封技术，使得人们可以没有阻碍地交流和传达消息。商人和恋人们一样，都可以从这种远距离通信中获益。
佩里在一开始描绘沃尔特里工厂时，就将这种赞誉从个人的角度上升到世界历史的角度。纸就像是人们可以用来模仿上帝之无所不能的发明。它通过传播英雄主义的故事激发美德，作为连接不同时代和不同民众的便捷方式，赋予艺术和科学、建筑和航海、哲学和修辞学以灵感。这段话听上去就像是歌颂书籍印刷的赞歌。但佩里极少提到印刷厂和书商。热那亚是有自己的印刷厂、书商和出版商的。佩里《生意人》的第一版就是其中一家出版的。而其他几版以及重印则是在图书大都市威尼斯出版的。在威尼斯及其周边地区，纸张生产是和图书印刷相互结合的，而在热那亚，纸张生产则与贸易以及金融共生。
《生意人》中，纸占据重要地位的地方不是图书馆，而是账房。佩里使用“libro”“scrittura”和“la carta”将人文主义里的三大概念——书、书写和纸，应用到了日常商业生活中：“il libro”是他的总账，“scrittura”并不是指写作，而是指记账，而“la carta”不仅用于商人的远距离通信——佩里在《生意人》中插入了许多信函模板——也是人们开具汇票和办理信贷业务的媒介。所以，在热那亚，商业和金融资本将资金投资于造纸厂，而造纸厂则通过依赖纸张作为储存和流通媒介的商业实践来赚钱。
在费尔南·布罗代尔关于《热那亚人的时代》这一节中，佩里像线人一样讲述了热那亚商人在地中海贸易网络及其复杂的汇率体系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据布罗代尔对这一体系的描述，如皮亚琴察交易会这个极为重要的市场所证明的那样，纸之所以拥有双重意义，是因为它有能力将书信传递与金钱流通连接起来，“热那亚人的一切财富确实建立在一种相当巧妙，同时又被巧妙地运用的机制之上。正如富格家族在西班牙的代理商幽默地指出的那样，热那亚人的统治是证券的统治。这个代理商在1577年指责他们‘拥有的票据比现金还多’……证券的出现及其发展是经济生活的一种新结构的开端，是对经济生活的一个必要的补充。”[12]
布罗代尔在这里讨论的不再只是造纸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它同时还是现代银行金融业的象征和缩影。与狭义上的造纸技术一样，纸作为金融交易中的无声参与者，它所具备的特性也是从阿拉伯文化中继承而来的。阿拔斯王朝时期，贸易在不同的地域间进行，为了方便不同地区之间的支付，汇票以及汇票法规就应运而生了。有了这两样工具，人们就无须再担心运送真金白银所带来的风险。对阿拉伯人来说，金融交易的术语也代表完成这一交易的纸质文件。从逻辑上来说，交易并不一定要通过某一特定的媒介完成。但是从历史和实践的角度出发，汇票的发展和造纸技术在阿拉伯世界中就已经融合了。
十字军东征之后，欧洲汇票在阿拉贡王国和意大利的贸易共和国同时发展起来，它兴起的模式明显和阿拉伯模式类似。早在17世纪早期，佩里将理想商人描述成位于航海、书信和信用交易网络中的蜘蛛。而在此之前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商人们只能依靠旅行者来完成这些事。正如汇票避免了货币的实际运输一样，纸质单据——提单、合同、订单——使商人不需要自己亲力亲为，就能让货物流通。商人的办公室就是导航中心，他在这里监控着货物和金钱的流动。例如，14世纪，托斯卡纳商人达迪尼（Datini）就推荐他的代理商穿铅制的鞋，这样便可以与书桌、图书和笔紧密相连。
就像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海洋和纸张的平整表面可以被隐喻式地联系起来一样，欧洲远途贸易中的海洋也变成了一个人们可以用直线、短线进行丈量的平面，这些路线也可以在纸上被规划和计算。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不仅仅说明了贷款的艰难，也见证了商人在不同地域之间进行贸易和运输面对的风险。
《生意人》第一卷第四章的标题为“算术”。通过将算术融入商人的教育课程中，再配之以“libro”“scrittura”和“la carta”（书、书写和纸）三大元素，佩里向阿拉伯文化的遗产表达了敬意。阿拉伯数字在意大利的引进不断推进着算术和经济的结合。12世纪在北非港口城市贝贾亚，一位来自比萨贸易公司的代表让他的儿子研究贸易伙伴在普罗旺斯和叙利亚之间长途旅行中所使用的数字和计算方法。他儿子名叫莱昂纳多·皮萨诺（Leonardo Pisano）[13]，于1202年发表了《计算之书》（Liber Abbaci），书中内容就包括了“乘法口诀”、四则运算、分数运算和开方运算，以及阿拉伯数字体系中最重要的成就——零。他在介绍时注重数字与文字如何在字母列和数字列的连贯符号体系中相互结合。珠算学校里的算术教学与大多数修道院学校不一样，其问题设置和运算举例更注重与贸易公司日常运营的紧密性。这样的珠算学校自14世纪早期以来就属于商人教育课程的一部分了。
数字、行和列或者用于钱币价值转换的算法在纸上构成了一个抽象的体系，相当于商人在其中活动的物理空间。但如果要描述空间里的移动、控制货物的数量、货物的有或无，数据存储和“更新”的结合（即数据的覆盖和修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在一张图表中描述一段随时间而变化的进程，商人理想的更新方法是能够使被修订的数据不会因删除而消失，而能够被保留在数据存储工具中。由于其材料的特性，纸张在这一点上恰恰展现出了它的魅力。和算盘不同，纸不仅是一个缓存器。算盘一旦呈现出最后的计算结果，计算过程中所用到的数字就都被抹掉了，而写在纸上的数据，人们可以划掉或者改写，但不用非得真的删除。这一更新方法可以“保存每一次运算”。这样做的坏处就是需要大量的书写面积。所以，这种更新方法适用的前提是有足够的纸张。
《生意人》的第三卷的标题为“阿尔巴罗的果实”，可以看成作者在时尚郊区阿尔巴罗闲暇时光的产物。在阿尔巴罗，富商们的花园可以与热那亚旧贵族的花园相媲美。尽管佩里唤起了人们对小普林尼和西塞罗的别墅的回忆，但“阿尔巴罗的果实”依然有双重含义，并未局限于与商业世界相对的田园牧歌。《生意人》中，“收获果实”这一比喻总是与当时商业生活中的争论有关。早在第二卷中，佩里就通过比较农业和现代贸易，驳斥了“钱从它的自然属性上来说是无法开花结果的”这一陈词滥调。只有那些放着不动、留给自己的钱是无法开花结果的，它们就像是密封在袋子里的种子。但是通过流通，它所蕴含的繁育力就会被唤醒。《生意人》第三卷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为在交易会上进行的汇票交易以及整个信贷体系辩护，即使是佩里同时代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也对这些信贷体系持怀疑态度。
佩里的辩护是对布罗代尔描述热那亚时所谈及的“经济生活新结构”的一次捍卫。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将“现代资本主义”定义为法律统一、计算统一和信贷统一的三重组合。他将资本概念与复式记账法紧密联系起来，并坚持认为在复式记账法出现前，世界上不存在“资本”这一概念。没有复式记账法，就不会存在资本。人们几乎可以将资本定义为通过复式记账法获得的劳动财富。
想要得出这一论点，我们需要将“现代资本主义”放在西方理性主义的整体环境中去考虑。在这一整体环境中，复式记账法和定量自然科学、血液循环、万有引力等理论的发现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种认为经济上可利用的文化技术与20世纪现代化理论的宏观概念或“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被后来研究中世纪后期账簿的历史学家所批评。他们提出的微观史学式的修正，为纸在复式记账法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重要假设。
对桑巴特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关于复式记账法在会计功能上的论断。这是桑巴特将记账回归于“经济理性”进步的主要证据。批评他的人说，在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商人的日常账簿中，人们对快速并可靠地获得关于损失和利润的信息，即编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迫切的需求。甚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贸易公司里，完全发展的复式记账技术也没有像桑巴特理论所期待的一样被广泛使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是会计账簿的记账方法之一。这些账簿最初只是交易过程中非常实用的数据存储工具。使用它们更多的是实现记忆功能，而非会计功能。
这个帮助记忆的小工具是十分必要的。有了它，人们可以在各种交易方于不同时间里进行的纷繁复杂的交易网络中，对债券和债务、未结或结清的账单一目了然。如果我们不是从诸如“经济理性”这样一个上层且抽象的秩序原则角度来看待这个网络，而是从实现这种记忆功能所采用的方法来看，那么记账技术就不是从“资本主义精神”中出现的，而是由于计算的记忆功能和保存媒介之间的实际相互作用，记忆功能增强了文字的使用，反过来又作用于保存文字的媒介。历史学家弗朗茨·约瑟夫·阿林豪斯（Franz-Josef Arlinghaus）在对几乎完整留存下来的来自佛罗伦萨商人弗朗切斯科·达迪尼（Francesco Datini）1367—1373年间的账簿进行细致入微的批判性分析时，阐述了这一相互作用。
对丢失数据的担心，以及对日常业务运营中已经存储的数据进行重新分类的需要，产生了构成会计特点的三大元素：回忆、记忆和汇总。在“回忆”中，人们会将已经发生的商业交易（例如购买和销售）记录下来。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哪个顾客什么时候购买或者多久进行一次购买，这一笔款项已经支付或者未支付，这些信息可能就消失在不断累积的海量数据中了。所以，人们会根据具体的搜索命令在“记忆”中将同样的数据再次誊写和整理一遍，这样就可以暂时将与同一客户的业务往来归纳在一起。接着在“汇总”中，对数据进行分类，合并到内部划分好的客户账户中。这种三重结构是记账的固定组成部分。在这种连续和网络化的基本模式中，通过对借方和贷方的一系列数据的特别关注，发展形成了复式记账法。与修道院相对更直观的记账系统相比，城市商人们的这些数据要复杂得多。
无穷无尽的数据流是造成这一复杂性的主要原因。在过去各种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数据所进行的尝试中，复式记账法并不是一项突然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历史舞台上的发明，而是人们从不断的试验和错误中，在中世纪后期的书写模式的基础上，对实用数据的实际修补并逐渐演化而来的具有革新意义的成果。不断增加的数据量对数据处理工作带来的压力，使得纸和墨这两个记录媒介的局限性凸显出来。如果我们从电子数据处理的角度来看回忆、记忆和汇总的三重结构，会发现这种结构其实是由纸张的“不灵活性”导致的。因为重新组合数据以及通过关键字创建数据单元，都只能通过在第二张纸上复制和重新格式化来实现。出于这个原因，阿林豪斯认为“文本化的内在动力”在复式记账法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即使对阿林豪斯来说，纸也是一个无声的伙伴。它接受和批准商人们的交易，却并不能决定交易所遵循的规则。但它成了市场活动不可或缺的媒介。纸在这一功能中所获得的意义，与它于近代早期在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的增加并不相同。诚然，回忆、记忆和汇总的三重结构使人们对纸的需求增加，对书写纸的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纸张功能意义的增加，更在于它作为存储媒介参与到了变化的世界中。所以佩里的《生意人》是一份富有启发性的历史资料。它不仅描绘了沃尔特里的工厂，还将这种描述与一位参与了以纸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商人的自画像结合了起来。
破布收集者、书写者和布道
前工业时期的造纸厂内部，不同工人之间存在技能上的差距，这同时也成了一种社会差距。在工厂中心，将抄纸帘浸入浆桶，把抄完的纸进行压制和干燥，对于造纸工人来说是一门艺术。这也是导致造纸工人后来没有像其他手工艺人那样形成行会的原因之一。在与他们相邻的房间里，工人们要对破布进行预先分类和清洁。因为破布的颜色和材质决定了纸张的颜色和质量，只有用尽可能白的亚麻布才能做出精美的白纸。妇女和儿童们就在干燥的地板上做着这些工作。这种差距进一步体现在原材料的采购上。和面粉厂不一样，造纸厂中待加工的原材料不是由客户提供的，而是从附近采购而来，在必要时还要去更远的地方。所以，早期的时候，作为与外部社会衔接的一环，破布收集者和守护着造纸技术秘密却只在工厂内部工作的造纸工人们一样重要。
破布收集者既是“猎人”也是收藏家。他们的理想“猎区”是城市，几百年来，他们一直是城市的一部分。他们在中世纪晚期首次亮相时并没有预料到，在他们职业生涯的秋天——19世纪的时候，会出现在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诗歌、爱德华·马奈（Edouard Manet）的画作以及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小说里，并被赋予艺术性。破布收集者是非常显眼的存在，因为他们的工作要求他们必须引起人们的注意。“破布、破布”的吆喝声以及他们的口哨声早就成了欧洲城市和乡村声音图景的一部分。在被人轻视的纺织业工作的妇女数量不小。和造纸厂不同，破布收集者很快就被一个由社会关系和法律规定组成的密集网络所包围。破布经销商是破布收集者与造纸厂之间的中间人；每个工厂有不同的破布特权区域，这决定了破布经销商的许可证和收集区域；各州的破布出口法规管控着它们的大规模的流通。
作为从事“脏活”的群体里的一员，破布收集者在近代属于底层人民，尽管批发商们有可能依靠他们而变得富有。德语里的“破布”（haderlump）一词也因此变成了骂人的脏话（流氓）。破布收集者中有很多是犹太人。18世纪后期，德国医生约翰·克里斯蒂安·戈特利布·阿克曼（Johann Christian Gottlieb Ackermann）在编辑意大利同事贝尔纳迪诺·拉马齐尼（Bernardino Ramazzini）的论文《关于艺术家和工匠的疾病》（Von den Krankheiten der Künstler und Handwerke）并将其翻译成德语时，将破布收集者放在了《犹太人的疾病》一节中。阿克曼强调说，犹太人处理腐烂破布时所用的房子是传播疾病的源头。这里的居民身处“一种不可思议且极度浓烈的恶臭”中，这股恶臭已经渗入他们的身体，“咳嗽、荨麻疹、头晕和恶心是他们最普遍的疾病。一大堆男人、女人、孩子以及尸体所穿的各种肮脏衣服的边角堆成了垃圾山，人们很难想到还有比这更加丑陋和令人作呕的东西了。所以当满载着最底层穷人的残余物的马车经过或到达目的地时，人们无不感到惊讶与同情”。
将前工业化时期的造纸与碎布联系在一起，不仅建立起了造纸厂与破布收集者的联系，也使造纸与织布工人产生了关联。文人和学者是纸张最主要的用户。在他们的世界里，相比于在浆桶旁工作的技艺高超的造纸工人来说，破布收集者是相对低贱的角色。
浪漫主义诗人阿希姆·冯·阿尔尼姆（Achim von Arnim）和克莱门斯·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整理编辑的民歌集《男童的神奇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1806—1808）中，有一部关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社会的浪漫主义色彩的百业全书诗集，其中不乏有裁缝和磨坊工人、铁匠和农民、猎人和织工为自己发声。诗篇《书写者的尊严》（Würde der Schreiber）也属于此类。诗的前几节是这样的：
纸的本质是发出声响，
它会沙沙作响，
人们可以轻易地偷听到，
因为它总是要发出声响。
它在哪里都会发出声响，
只要有一张纸存在的地方，
学者们也是如此，
诚实地发出声响。
人们将破布做成，
高贵的写作工具，
也许有人会笑，
但我没有骗你。
今天的读者可能会从这首诗中读出嘲讽的语气。毕竟人们对“沙沙作响”[14]这个媒体评论界常用的比喻太熟悉了，人们用它来形容那些精通炒作之人在轻易会被煽动的公众群体中快速宣传从而引起骚乱的做法。但这首诗歌里表达的是书写者的自我意识，它采用的是“发出声响”（rauschen）一词最原始的含义：将一种难以压抑的自然力量表达出来。正如词典中解释的那样，这种力量可能是爱，或者是“怦然而动”的神圣灵魂。人们将其归功于纸总是能够发挥强大作用的本质。作用的大小与使用纸张的数量无关。它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大量使用纸张的学者们的房间里，也表现在一本小册子在无纸的环境里流通时，又或者体现在用纸张发号施令的地方。书写者知道，由于自己与办公厅以及当权者的亲密关系，他在流行歌谣中经常被会当作嘲讽的对象。但是因为书写者与纸张的作响声是相连的，所以他的诗歌以对那些蛮力英雄们的自信挑战来结尾：
在书写者面前，
常常会有一些骄傲的英雄折腰，
并蜷缩在角落里，
再不高兴也是枉然。
近代早期自我歌颂的书写者和18世纪文学中卑微的抄写员以及狡猾的秘书形象相距甚远。这些书写者们认为自己属于新兴的、上进的、受过教育的阶层，不仅因为他们能够识字，还因为他们熟悉拉丁语和学者们的世界。如果谁在嘲讽学者时也捎带上他们，这些书写者可以很轻易地为自己辩护。因为他们有大量的比喻可以用来赞美书写，这些比喻不仅仅源于中世纪的学术文化。在他们的弹药库里，既有羽毛笔和剑的比较，也有羽毛笔和犁的对比。比如1690年的一本书中就有人写到：
纸是我的地，
所以我如此勇敢。
笔是我的犁，
所以我如此机智。
墨是我的种子，
我用它来书写我的名字。
与书写者的尊严相对应，《男童的神奇号角》中还有一篇《织工之歌》（Weberlied）。它先是描写床单、桌布和餐巾，接着又描绘战场上英雄们扎下亚麻布帐篷，少尉挥动装饰着纹章的旗帜，以此赞美和歌颂纺织工人。诗的最后一节将纺织业和造纸厂之间的技术联系转变为一种抽象的结合。织物死亡后，又以新的形态获得重生，融进纸的声响里。
亚麻布已经没有价值，
旗帜也已不见，
但它们又获得了新的价值：
纸在耳旁沙沙作响，
人们在上面印上神祇话语，
用墨在上面书写，
纺织工人的作品永存，
无人能探究它的尽头。
纸的沙沙声引起了共鸣，预示着纺织工人的作品将获得永生。这是一个后谷登堡世界的观点，在这个世界里印刷工人和书写者取得了同样重要的地位。纺织由此成为纸张发挥潜力的一个伙伴，虽然这个变化过程有一个中间阶段，但当纺织品堕入破布的领域时，诗人有意识地回避了“破布”这个词。不过人们还是可以从诗句里读出来。纸张由破布制成，这是造纸的基本知识之一。早在18世纪百科全书、学术论文、专著和文章详细地讨论造纸技术和历史之前，这个常识就已经在民间诗歌和俗语中流传开来了。尽管造纸匠们并不愿意透露他们技术的秘密。但是遍布城市和乡村的破布收集者们早就已经将他们的原材料来源暴露了。
在近代早期的百业全书里，从刻画造纸匠和造纸厂的生动文字中，我们就可以发现纸张低微的出身与高贵的用途之间的对立性。
《地球上所有职业的写实，不论贵贱，宗教与世俗，包括所有艺术、手工业者和贸易》（Eygentliche Beschreibung aller Stände auff Erden,hoher und niedriger,geistlicher und weltlicher,aller Künsten,Handwercken und Händeln，1568）一书的木刻画是由绘图员、雕刻师和书法家乔斯特·安曼（Jost Amman）提供的，诗歌文字则是由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提供的。这本书描绘了当时造纸厂内部的作业情景：一位抄纸匠从浆桶中抬起抄纸帘，助手则正抬着一堆在毛毡上铺平的纸张拿去晾干。从画的背景中人们可以看到压制机和捣碎机，透过窗户还能看到两个水轮。汉斯·萨克斯在诗歌中通过读者看到的破布以及造纸工人的自问自答，向人们描述了造纸这一工作：
我的工厂需要破布，
水推动着水轮将它们捣碎，
纸浆被浸入水中，
压成一张纸，
再被放在架子上晾干，
挂在高处。
雪白而平滑的纸，
人们都喜欢。
细腻平滑的白纸是高品质的书写纸。被人嫌弃的材料变成了高贵的白色书写材料，人们很容易就将这种转变和宗教中堕落人性的净化与转变联系在了一起。克里斯托夫·韦格尔（Christoph Weigel）在《主要公共职业》（Abbildung Der Gemein-Nützlichen Haupt-Stände，1698）一书中，将关于造纸匠的篇章归在《对促进研究十分有用的职业》一节，紧接在图书经销商、铸字工人、印刷工人和装订工人之后。在简明扼要地描述了书写材料的历史之后，作者以一首纸的赞美诗结尾，称赞纸为“学习和传播所有荣耀科学和艺术的工具”。在铜版画中，一个造纸匠正从浆槽中拿起抄纸帘，在他的身后，三个工人正在忙着压纸。从工厂敞开的门看过去，可以瞧见一个驱动捣碎机工作的水轮，门的附近是正在挑拣破布的女人和小孩。诗歌则抽象地描绘和总结了这一作业情景：
老旧的破布通过人们的辛勤劳动，
获得了新生，美丽而洁白；
你，我亲爱的，要依然保持鄙夷吗？
从罪恶的旧状里走出，变得全新而纯洁，
上帝之手将在你身上写下他的意志。
汉斯·萨克斯和乔斯特·安曼所著的百业全书里，造纸匠被铸字工人、绘图员、木版雕刻师、印刷工人、装订工人——一群黑暗艺术的仆人所包围。在这个后谷登堡时代，纸的破布出身不仅仅可以由白色这一代表纯真的颜色所弥补，还可以通过印刷油墨来升华。
传教士亚伯拉罕·圣克拉拉的作品《见微知著》（Etwas für-alle，1699）建立起了办公厅和百业全书之间的桥梁。不论是在口头的布道中，还是在配有插画的书籍里，纸张的生产过程总是和堕落人性的重生联系在一起。纺织业和造纸业在技术上的相似性，让人们总是将纸比作灵魂的外壳。造纸匠的技术就在于变废为宝。就像他们将破旧的碎布变成雪白的纸张一样，上帝也会在那些不幸的、像被抛弃的破布一样的人类死亡后，为他们穿上“永恒幸福的雪白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