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意义

纺织产业是我国传统支柱产业和重要民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吸纳农村劳动力发挥着重要角色，改善纺织产业同生态的关系将会有利于其可持续性，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与此同时，我国纺织产业正在积极响应国家的相关政策制度进行节能减排。基于国内外关于纺织产业节能减排制度的研究，本书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研究与拓展分析：

首先，从单一环节到全产业链视角，能够有效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推进纺织产业全生命周期现代化治理。纺织产业节能减排制度研究的文献绝大多数局限于单一环节，或聚焦于产业链的末端治理，或聚焦于源头治理，或聚焦于中前段治理，但是从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系统论角度出发分析节能减排制度体系的研究却相对欠缺。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末端治理在环境管理发展过程中仅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它侧重于生产结果的管控，是一种被动的治理方式，只能减缓生产活动的不利影响。从国际前沿的治理方式发展来看，前端治理（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等）和后端治理（排污管控、回收利用等）结合应用越来越重要。在实际中，实现纺织企业的绿色设计、绿色制造意义重大。这不仅能够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而且有利于提升我国纺织企业的国际形象和竞争力，使得纺织产业发展走得更远。可见，制度研究不仅要从单一环节、单一制度出发，更要有全局视野、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系统论视角，形成制度合力，进行综合研究，并构建起制度体系的工具箱，对制度体系工具箱内的制度和制度之间、制度和全产业链之间的关系进行逐一分析，揭示出制度与制度之间的替代性与互补性（沈满洪等，2017，中国水制度研究，p45）。促进节能减排，不仅要制定针对单一企业的政策，还要制定同时针对多企业的资源利用、共享与合理布局政策。例如，促进纺织印染企业的集群化发展，打破资源利用的空间布局不合理问题，提升资源使用效率，降低排污处理成本。一些地区正在实施的印染产业聚集园区（滨海工业区集聚）建设、印染产业基地建设，便是从宏观方面协调实现节能减排与产业转型。未来需要研究纺织产业科学布局、基础设施（供电、供水、供气、排污处理）共享利用、环保共性技术开发等方面的问题与支持政策等，特别是在一些节能减排的关键性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方面，政府应该加大支持力度，或直接参与技术研发，或通过奖励与补贴给予间接支持。

其次，从强制性制度要求到企业自愿行为，能够有效激发环境主体内生保护意识，由制度推着走向自发优化升级转变。政府行政管控制度暴露出很多局限性，为有效地控制各种类型的污染源排放，政府必须了解数以千计的企业及其运营活动的信息，所需的信息量大，耗费高（张学刚，2009）。此外，吴绩新等（2014）认为，在污染治理中，政府规制政策实施必须具备完全信息、无制度缺陷、不被规制者俘获以及能够动态调整。例如，政府要对纺织印染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排查，针对纺织印染企业取水、排水情况设置专门机构进行监督，建立数据统计系统进行管理，以便制定有效的规制政策。市场交易制度和企业自愿约束型在节能减排治理中具有一些特定优势。根据速水佑次郎（2009）关于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当政府节能减排系列政策出台，极大程度地限制了企业能耗及排污标准，土地等自然资源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随之抬高，企业应对行政命令而改变生产行为，同时改革生产技术与制度，并进一步实现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升级。此时，用更少的要素投入生产一单位产品的社会能力得到提高。企业绩效的提高并非狭义的产出增加，而是同时强调单位耗能的减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节能减排本身的政策目标和实际效果。

最后，从“一刀切”到“差异性”的视角，能够有效降低对不同企业的损害，优化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箱。回顾已有的纺织产业节能减排制度研究发现，“一刀切”制度居多。张昊（2015）认为，尽管污染物总量减排制度的实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问题依然很多，“一刀切”、错报、瞒报等问题时有发生。他分析并提出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应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转换，适时转变考核机制，从单纯的削减总量转变到控制总量。数量控制往往缺乏灵活性和应变性，政策的制定往往是“一刀切”，以牺牲效率换取公平，最后，不利于刺激企业自觉控制污染动机，导致治理成本上升。生态环境部日前专门研究制定《禁止环保“一刀切”工作意见》，要求各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协调被督察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抓好落实。不同类型的治理制度，其治理绩效可能存在差异。鲍莫尔等（2003）指出，当不同企业的边际节能减排成本存在显著差异时，采用按企业差别化设定节能减排标准的管制型工具与对不同企业按统一税费率征收排污费税或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激励型工具相比，总的节能减排成本削减要大得多。差异性可解释为“特征或内涵的多样性”。应用至产业，可定义为集聚产业特征或内涵的多样性差异。产业异质性并非经济学的新论题，20世纪70年代起就陆续出现针对产业异质性的研究。其中肯尼斯和申德尔（Kenneth & Schendel）最早留意这一现象，他们从产业组织视角明确界定了产业差异性内涵并对美国酿酒业的“行业内差异性”特征做了细致的提炼。赵伟（2017）在空间经济学框架下分析中国环境拐点时指出，考虑产业空间差异性及其“锁定”的因素，提出制度因素、人均国民收入和后发优势后，发现中国应当面对更高的EKC，因此环境拐点要推迟出现。沈满洪等（2001）认为，在不同的环境治理政策工具中，当管理成本较低而交易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庇古手段”——税收来达到节能减排目的；反之，则适合运用自愿协商手段与排污权交易手段来达到治理环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