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少数美印等外方媒体抹黑走廊建设，其背后有多种势力和利益集团支持

据我国驻巴使馆同志反映，目前一些外媒抹黑走廊甚嚣尘上，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提出“债务陷阱论”，污蔑中国大量借债给巴，将巴拖入债务危机，还不上款后被迫让渡主权利益；提出中国是“新殖民主义”，中国企业是“东印度公司”，来巴投资是为了占领巴市场、获取巴资源能源、剥削巴廉价劳动力；诬陷中国在巴建设走廊的都是劳改犯，项目现场完全按监狱管理，有意煽动人权问题；污蔑中国投资项目具有巨大污染，会破坏瓜达尔港生态，断了当地渔民生计，中国建设的煤电站甚至会让当地民众断子绝孙；故意将中国贷款利率计算成13%，宣传中国向巴放高利贷，其算法是我国商贷利率6%加上中信保保费7%，但实际上中信保保费是按20年收取，折算年利率仅有0.3%左右。

巴新闻媒体主要为民间媒体，由于资金来源不同，各媒体立场也差异较大，以上抹黑舆论的背后势力十分复杂，主要有几类：一是背后有印度支持，部分印度组织专门搜集走廊负面信息，并放大宣传，少数巴方及他国媒体转载引用；二是美英等西方媒体对走廊的不利宣传，巴原为英国殖民地，英美媒体对巴媒引导力较强，走廊是“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如能在舆论上打倒走廊，自然也就打倒了“一带一路”，这是西方媒体在走廊建设上噪音较大的主要原因；三是国内俾路支分离势力，害怕一旦走廊建设成功，使分离难上加难，因而进行舆论诋毁；四是巴内部一些产业集团因害怕中国产业、投资、商品进入，使其经济利益受损，也散播一些负面消息。但从总体来看，这些抹黑尚未在巴造成太大实质性影响，绝大多数巴精英和民众都能够辨清是非，对走廊建设仍然高度支持。

（二）一些人力图将巴债务危机推到中国头上，对这些我们必须要向国际社会讲清楚

债务问题是西方国家攻击走廊乃至“一带一路”的重要发力点。我们必须认真梳理和分析，把具体账亮出来，向国际社会、巴方民众乃至我国民众讲清楚。关于走廊投资额目前有几种说法：一是460亿美元，这是巴方根据2013年李克强总理访巴时签订的谅解备忘录，是涉及项目估算投资额的加总；二是500亿美元，这是2018年11月18日巴计划与发展部长库斯罗·巴克蒂尔对外公布的数据，其算法与460亿美元相似，只不过项目清单和2013年中巴谅解备忘录有所差别；三是620亿美元，这是2018年4月12日巴信德省省长祖拜尔对外公布的数据，由于祖拜尔为巴原总理谢里夫的核心经济团队成员之一，因此该数据也被广泛采用。此外，还有印媒、德媒等采用的570亿美元数据等。

根据调查我们认为，巴方对走廊投资额统计有两个问题：一是倾向于将投资额算大，以显示中国对巴方的重视，便于在舆论上向印度、西方、国内民众宣传中巴关系及执政党政绩，但这些投资数据中方没有正式认可。二是在公布数据中，除包括已开工项目投资额外，还将很多未开工项目甚至处于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阶段的项目投资额都加进来，项目清单经常会出现变化，投资额也变化不定，没有固定说法。

一些外媒在论及走廊“债务陷阱”时，一般只根据巴方数据，并将项目投资额有意称为是巴从中国借来的债务。据大使馆同志介绍，目前走廊在建和已建项目共22个，其中只有4个项目使用了中国贷款，其余18个均采取中国投资和对外援助形式。22个项目的总投资约197亿美元，其中只有60亿美元是政府间债务，其余137亿美元主要为商业银行贷款等，这些商贷转变成企业投资而非债务。巴方从中国借债应为60亿美元，仅占巴全部债务的6%～7%。按巴国家银行公布数据显示，在巴整体债务结构中，世行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占42%，巴黎俱乐部占18%，中国债务不到10%。特别是中方政策性贷款利息仅有2%，远低于商贷。因此，西方媒体提出的“债务陷阱”说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巴债务危机本质上是外汇和财政问题，主要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巴出口不强，获取美元能力有限，长期依赖外部援助和国际组织贷款维持经常项目平衡。近期，巴卢比相对美元连续贬值，外汇短缺问题更加凸显，其外储一度跌至100亿美元，仅够维持3个月的贸易赤字。此外，巴政府每到换届时，上一届政府往往会突击性花钱，采取减税、降低能源价格、增加纺织业等基础产品补贴等一系列财政扩张措施以拉拢选票，加剧财政恶化。因此，巴每次换届后都会出现财政危机，这些问题实际上和走廊建设并无关系。

（三）巴方对我方期待过高，一些要求与客观条件不符

走廊建设之初，中巴双方对走廊的定位和着眼点就出现了差异。2013年走廊建设启动时，巴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一方面国内经济十分困难，印巴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另一方面外交领域进退维谷，美巴关系急转直下，印度对巴加紧围堵。某种程度上走廊被巴视为救命稻草，被巴称之为“游戏改变者（Game Changer）”，认为能够使巴摆脱在政治、外交、经济、安全上的各种困局，将走廊视为其长远发展的重大转向性战略，定位和调门都很高。相比之下，我国将中巴合作视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把走廊建设作为旗舰项目，但也仅是“一带一路”六大走廊中的一条。特别是我国强调只是与巴开展经济合作，而不希望卷入地区安全和地缘政治中去。因此，走廊对双方的重要性、双方对走廊的期待程度都是不同的。

在走廊建设过程中，中巴对走廊的定位落差逐渐凸显出来。一方面，巴将走廊视为治愈巴一切问题的“万能药”，不考虑项目经济效益，希望中方投资越大越好，技术越先进越好，曾提出希望中国在巴建设最高标准的高铁、高速沿线全部4G覆盖等超出其现阶段需求的要求，还希望不仅要投资巴沿海和东线地区，还要到西线等落后地区全面投资，不仅要投资基础设施，还要将民众的住房、饮水、道路桥梁、医疗教育、扶贫脱贫等全部衣食住行都承担起来，认为只要戴上中巴友谊的帽子，一切难题中国都会帮着解决。另一方面，巴心态比较急躁，考虑基本国情、客观条件和经济规律不够，希望项目马上投产、马上运营、马上见效。如急于把瓜达尔港建成巴基斯坦的“青岛”“深圳”，在基础设施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急于引进中国最先进的技术企业等。在安全、外交上，巴方也有过高期待。在巴中研究所举行的座谈会上，多位巴智库研究人员提出要打造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四国联盟，以对抗美日印澳四国同盟，提出在南亚次大陆上，中巴要联手对抗美印等。反映出巴方仍更多地从自身角度和立场考虑走廊建设，未来我国应与之进行更多沟通和对表。

（四）走廊建设中安保问题突出，俾路支分离主义将成为走廊建设最大的安全隐患

在巴政府“利剑行动”等一系列暴恐打击行动下，近年巴安全形势总体好转，暴恐发生率和致死伤人数逐年下降。2018年1月至10月，巴暴恐袭击总计231起，死亡512人，受伤919人，同比分别下降33.8%，42.2%和66.4%。

目前，针对中方的恐袭案件除极个别在开普省、信德省外，大多集中在俾路支省。2016年11月，瓜达尔港中资勘探队遭到8名俾路支解放军人员袭击，2名保护中方人员的巴方安保人员遇难；2017年5月，俾路支解放军袭击我国在瓜达尔郊区工地，巴方人员10死2伤；同月，2名中国基督教传教人士在俾路支省首府奎达遇难；2018年8月，俾路支山达克项目中方人员大巴车遭遇汽车炸弹袭击，3名中方人员和3名安保人员受伤；2018年11月23日，俾路支解放军袭击了我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巴方保卫人员2死1伤。

中方人员多次在俾路支遭袭有其较深的政治背景。俾路支省的主体民族为俾路支人，广泛分布于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交界地区。英国势力撤出南亚次大陆时，人为将俾路支人生活地区划归三国，以使其相互制衡。巴俾路支人实行部落制，一些部落头领为维护自身政治利益，呈较强的分离主义倾向，一直希望联络伊朗和阿富汗俾路支人，共同独立成立“俾路支斯坦”。走廊启动后，一部分俾路支人特别是少数部落高层担心俾路支省会和巴其他省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而使独立变为泡影，因此公开对民众宣传中国正在和巴政府一同图谋俾路支省的自然资源，对走廊采取敌视态度。俾路支一部分部落长期与巴中央政府激烈抗衡，进而以部落力量为基础，形成俾路支解放军、俾路支解放阵线等暴力分离组织，其背后不排除美印等武器和资金的支持，美国一直拒不同意将俾路支解放军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俾路支省在走廊中的地位重要，瓜达尔港正位于此，其分离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遗留问题，难以解决。未来俾路支恐怖主义有可能成为走廊建设尤其是瓜达尔港的最大安全威胁。

（五）巴各省在走廊建设中利益争夺激烈，央地矛盾、地区矛盾对走廊建设形成掣肘

巴是多民族国家，其四个主体省份旁遮普省、信德省、俾路支省、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的主体民族分别为旁遮普人、信德人、俾路支人、开普人，由于目前巴统一的国家认知构建尚未完成，各民族对国家认同感较弱，还未形成统一的国家利益观。在走廊建设中，各民族往往从民族利益和地区利益立场上考虑问题，将走廊建设视为一块大蛋糕，在项目争夺上不甘落后。

走廊建设之初，四个省份就因选线问题各不相让，出现了“东线”“西线”之争，即走廊通道是经过东部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还是西部的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和俾路支省。由于“东线”人口密度高、自然条件较好、经济基础也相对较好，且可途径伊斯兰堡、拉合尔、卡拉奇等巴重要城市，“东线”成为走廊建设的重点地区。但西线省份认为，东线旁遮普省为上届总理谢里夫政党所控制，政治因素干扰了走廊选线。

俾路支省认为巴政府没有将该省代表纳入走廊建设的决策层，走廊建设不透明，旁遮普省成为走廊建设受益最大的省份，包括俾路支省在内的其他省份的利益被牺牲了。本届总理伊姆兰·汗的政治基础在开伯尔省，在上台前就曾提出就任总理后就要对走廊进行重新评估，对走廊发展方向进行战略调整。预计伊姆兰·汗未来可能会提出将走廊建设向开伯尔省倾斜，以落实竞选承诺，照顾自己的政治支持力量。巴内部出现央地矛盾、地区矛盾的核心因素是认为走廊分配不均，这一矛盾经常被一些国外媒体有意放大利用，释放对走廊建设的不和谐声音，但西线省份并非反对走廊建设，恰恰相反，他们对走廊建设不但总体上高度认可，甚至采取积极争取的态度，这点应予以辨清。

（六）我国在巴能源项目收取电费难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投资尚不能产生有效回报

在中巴经济走廊“1+4”总体布局中，能源是进展最快、成效最为明显的领域，但我国投资企业正面临着电费收取困难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巴群众用电是先用电再收费，与我国先预缴电费再供电的模式不同。很多地方疏于监管，电费更是无从收起。我国能源企业在投资之初，巴政府曾承诺电费由其代为收缴，转付给我国能源企业，但目前巴政府由于种种困难尚未履约，我国企业始终亏本运营。解决收电费难问题应采取入村入户安装智能电表、先交费后用电的办法。但巴方认为，巴企业完全有能力自己建设输配电线路、安装电表等，这部分项目利润可由巴方企业获得，不愿交给中国企业去做，致使输配电系统改造工程进度严重滞后。

（七）我国在巴工作力量不足，外宣等领域工作还有待加强

伴随着走廊建设的推进，我方工作人员大量进驻巴基斯坦，这些人员大多为企业员工，主要从事“硬联通”的工程项目建设，对走廊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与此同时，在与走廊建设相关的国际交流、对外宣传、教育培训等“软联通”领域，我国在巴工作人员明显偏少，工作力量严重不足，“软联通”进展远不如“硬联通”。

据我国驻巴大使馆介绍，目前我国驻巴大使馆仅60个编制，雇员仅20人，其中还包括会计、后勤等辅助人员。走廊启动至今，工作量增加数倍，但人员编制没有增加，使馆同志每天超负荷工作。加之国内到巴的调研团、考察团、交流团越来越多，接待任务占用了使馆同志的主要精力，真正对巴各界开展沟通、交流、宣传以及搜集信息、协调项目等时间少之又少。相比之下，美国在巴大使馆有1000个编制，雇员有2000人，相当一部分人专职负责对巴宣传甚至是诋毁走廊建设工作，我国工作力量根本无法与之相比。这一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普遍存在，如美在阿富汗大使馆驻有3000多人，而我国驻阿大使馆全部人员包括工勤人员在内仅有53人。

我国在巴宣传工作也明显偏弱。大使馆同志介绍，除少数央媒在巴设立记者站外，大量国内主流媒体基本没有入驻巴基斯坦。记者站的主要工作是将巴媒体上的一些信息翻译成汉语后传回国内，在国内媒体上播报，这主要还是内宣工作没有起到外宣效果，且记者站选择的都是正面信息，报道不全面。我国中央企业在巴投资项目对改善巴民生发挥了巨大作用，一些企业也做了很多社会公益项目，帮助老百姓改善生活，但因为不善于宣传，又多把其当作国内总部交代的政治任务，完成后向总部汇报了事。如我国建设的伊斯兰堡国际机场十分漂亮、质量过硬，但是满机场找不到一个中国标识和宣传语，很多巴群众也不知道机场是中国帮助修建的。

同时，我国一些民营企业家在巴做媒体、出栏目，宣传走廊和中巴友谊。如我国民营企业家汤天如女士，在巴国家电视台自己投资设立“中巴经济走廊时间（CPEC Time）”栏目，自己主持，每周一期，覆盖达1.2亿人次，在巴影响力很大。该栏目除在信息渠道等方面得到我国驻巴大使馆一些帮助支持外，得不到国内的任何资金支持，目前已出资100多万元，完全由企业家垫支运营。

（八）印度认为走廊通过领土争议地区克什米尔是对印度主权的侵犯，对走廊采取排斥甚至敌视态度

印度对走廊的态度十分消极，有几方面原因：一是由于克什米尔领土争端、民族宗教差异、多次冲突战争等，使印巴两国矛盾根深蒂固、难以化解。印度认为中国通过走廊建设站到巴基斯坦一边，是印度的对立面；二是印度认为一旦走廊建成，中国的大量投资、经济利益将会存在于克什米尔地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不会再采取中立态度，如果未来印度想武力收回巴控克什米尔，中国也一定会干预，所以收回克什米尔可能再无希望；三是印度自视为南亚地区的霸主，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正在将影响力渗透到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会从多个方向对印度形成战略合围。

印度对走廊采取了几方面的消极做法：一是不断制造不利于走廊建设的舆论。目前，国际社会上关于走廊的负面言论大多来自印度，一些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很多也受印度影响；二是印度支持巴国内一些反对走廊的利益团体、分离主义势力等，希望给走廊建设造成掣肘；三是不断在印巴边境挑起事端，希望给国际社会树立巴内忧外患、投资营商环境差的印象；四是推进“季风计划”“向东行动”、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四国联通（BBIN）、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BIMSTEC）等计划，而这些计划均将巴排除在外，并积极参与美国“印太”、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等，以平衡中巴走廊的地区影响力；五是通过与伊朗共建恰巴哈尔港，形成与瓜达尔港的竞争，并试图与伊朗、阿塞拜疆、俄罗斯等国共建南北向欧亚大通道，与中巴陆路通道相抗衡。印度认为中巴走廊涉及其主权利益，预计对走廊态度短期内很难转变。但由于印度在国际政治、资金供给等方面的能力有限，这些动作应不会对走廊建设产生根本性影响，但我国仍需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