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最初用希伯来语写成。实际上，我的母语是意第绪语（Yiddish），但希伯来语始终是我欣赏的，也许还是我梦寐以求的语言，而且它无疑是我写作的语言。我选择在以色列出版此书，因为我最初预期的读者是以色列人，包括那些视自己为犹太人和那些被界定为阿拉伯人的人们。我的理由十分简单：我生活在特拉维夫（Tel Aviv），我在那里教授历史。

2008年初，当本书初次面世之时，人们对它的反响有点儿奇怪。电子媒体极为好奇。我受邀参加了许多电视和广播节目。新闻记者也关注我的研究，而且多半以赞许的方式加以关注。与此相对，“被官方认可”的历史学家团体的代表们，则将满腔学究式的怒火倾泻到本书上面，一些易激动的博客作者甚至把我描绘为人民的敌人。也许正是这种比照促使读者成全了我——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停留了十九周。

欲理解上述事态的发展情况，你必须现实地看待以色列这个国家，抛弃任何赞同或反对的偏见。我生活在一个相当奇怪的社会之中。正如本书最后一章所展现的——这令许多书评人恼怒——只要以色列视自己为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而非代表被承认国土内（不包括被占地区）所有公民的一个共同体，以色列就不能被称为民主国家。以色列的法律精神所表明的是，在21世纪的初始阶段，国家的目标是服务于犹太人而非以色列人，是为想象中那个民族的后裔，而非为生活于其中和使用其语言的所有公民提供最好的条件。事实上，犹太母亲所生的任何孩子，都可以拥有两个最好的世界——自由地生活在伦敦或纽约，同时自信以色列是属于他们的，即便他们不希望生活在它的主权之下。然而，不是从犹太人肚子里出来的、生活在雅法（Jafa）或拿撒勒（Nazareth）的每个人，却会感到他们出生的国家从未属于他们。

但是，在以色列存在一种罕见的自由多元主义，这种自由多元主义在战争时期会削弱，而在和平年代则运行得相当良好。到目前为止，在以色列，对文坛大事表达一系列政治意见、阿拉伯人政党参加议会选举（以他们不质疑国家的犹太特性为条件）以及批评民选的当局，是可能的。一些自由主义的自由——比如，出版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受到保护，公共场所多样化且安全可靠。这是本书能够出版并于2008年得到了热烈反响且引起了真正讨论的原因所在。

此外，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已经放宽了对民族神话的严格解释。较为年轻的一代新闻记者和批评家们不再重复其父辈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气质，且追求在伦敦和纽约培养成的社会模式。全球化已将它那进攻性的魔爪嵌进了文化领域，甚至是以色列的文化领域，且在此过程中，逐步摧毁了培育出“建国者一代”的神话传说。目前，在各种学术机构中，人们感受到了一种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post Zionism）的智识浪潮。尽管它还处于边缘，但已经创造出了不寻常的关于过去的图景。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政治学家、文献学家，甚至是电影人都一直在挑战居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的主要术语。

但上述那股信息流和那些洞见还没有影响到某一学科所处的高原。在希伯来语的学校和研究院所中，该学科被称为“犹太民族史”。在那些机构中，没有就历史学本身而言的那种科系，却有通史科系——比如我所属的那个科系——和单独的犹太（以色列）史科系。不用说，我的最严厉的批评者都来自后者。除了指出小的错误之外，他们主要抱怨我无权探讨犹太历史编纂学，因为我的专业领域是西欧。这类批评不会被用来针对其他研究犹太历史的通史学家，如果他们没有偏离主流思想的话。在所有重构犹太民族的过去的范围内，“犹太人民”“祖先的土地”“流亡者”“大流散（diaspora）”“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aliyah）”“犹太人的土地（Eretz Israel）”“救赎之地”等都是关键术语，拒绝采用它们就会被视为异端。

在开始写作本书之前，我已经意识到了上述一切。我预料到我的攻击者们会声称我缺乏关于犹太历史的适当知识，不理解犹太民族的历史独特性，看不到犹太民族的《圣经》起源，否定了犹太民族永恒的一体性。但对我来说，在特拉维夫大学工作生活——那里收藏有大量关于犹太历史的书卷和文献，却不花时间去阅读和研究它们，似乎这才是对我职业的一种背叛。作为一位受到认可的教授，到法国和美国旅游，搜集有关西方文化的资料，享受学术研究的力量和宁静，这当然是惬意的。但作为一位参与塑形我所生活之社会的集体记忆的历史学家，我感到直接推动上述任务的最敏感方面乃是我的义务。

诚然，我的研究所显示的犹太民族史和人们通常理解的历史有所不同——不仅在以色列内部，在更广泛的世界中也如此，这使我和我的读者一样感到震惊。一般说来，教育体系教导我们在完成了思考之后，才能开始写作——意味着你在开始写作之前应该知道你的结论（那就是我获得博士学位的方式）。但现在，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一再地感到困惑和震惊。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人在民族史领域挑起了一场概念革命，而我一开始使用他们的方法，那些在出乎意料的方向上引导我的洞见，就对我在研究中偶遇的资料做出了解释。我要强调的是，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新发现——以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几乎已经揭开了所有材料。不同之处在于，一些要素没有引起足够注意，其他要素则被迅即扫入历史学家的垃圾堆里，还有一些要素则被“忘却”，因为它们不符合演化中的民族认同之意识形态需要。令人十分惊异的是，在职业研究的有限圈子内，本书所引用的大部分资料一直为人所知，却长期迷失在通往公共记忆和教育记忆的路途之上。我的任务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组织历史资料，重新采用旧文献，且不断地重新检验它们。这些资料引导我得出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则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年轻时被教授的叙事。

不幸的是，我的同事——在以色列的历史教师们——中很少有人感到揭露关于过去的常见谎言这项危险的教育使命是他们的义务。如若不写这本书，我可能不会继续生活在以色列。我不认为书籍能够改变世界，但当世界开始改变之时，它会寻求与众不同的书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的希望是眼前的这本书会成为那类书籍中的一本。

2009年于特拉维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