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的管理

（一）书院的办学目的和教学内容

与明代相比，清代书院作为官学之补充的特征进一步强化。书院能够为科考输送后备人才，此为清代地方官府之认同者，“学校而外建设书院，此育才者之盛意也”，“学校为育才之地，书院则以济学校之不及也”，“书院之设，所以造士也”。[25]既然书院已然承担科考训练的任务，其教学内容自然与官学一致。这从西南边疆各地书院的藏书目录中可见一斑。

如云南省开化府学藏书：《圣谕广训》《御制训饬士子文》《斯文精萃》《四礼初稿》《孝经注解》《小学纂注》《四书大全》《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朱子全书》《御纂性理精义》等；开阳书院藏书如下：《圣谕广训》《性理精义》《斯文精萃》《孝经注解》《小学纂注》《四礼初稿》《朱子治家格言》等。[26]省会五华书院藏书较为丰富，藏有《古今图书集成》《御纂经书》《周易折中》《诗经传说类纂》《孝经衍义》《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御选古文渊鉴》《斯文精粹》《四礼翼》《孝经注解》《小学纂注》《近思录集解》《十三经注疏》《圣谕广训》《钦定全唐文》《皇朝经世文续编》等[27]。

在贵州，光绪十九年（1893），八寨厅同知锡明等将捐银买书立案碑建于城内。据碑文记载，八寨厅原有龙泉书院，每年延请山长主讲，“惟因修谷太俭，不能聘请高明，历年均系学师兼理”。[28]又因书籍太少，不能满足诸生的求知欲望，于是锡明等人又共同捐资购买书籍。购得图书有《四书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经世文编》《十子全书》《通鉴辑览》《宋元学案》《历代名臣言行录》《先正事略》《二程全书》《胡文忠公全集》《海国图志》《王阳明全书》《秘书二十八种》《增广事类统编》《唐宋诗文》《醇孙子十家注》《圣武记》《楚辞注》《古诗源》《五子近思录》《十七家赋》《汉学师承记》《幼学求源》《昭明文选》《段氏说文》《东莱博议》《贵州通志》《文心雕龙》《姓氏族谱》《广治平略》《困学纪闻》等。[29]从开列的书单可以看出，苗疆的书院教育，已经跟内地一样，推行传统的儒家教育，将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的思想灌输给汉、苗士子。当然，其中亦有一些实用性的图书，如《经世文编》《胡文忠公全集》《海国图志》《秘书二十八种》《圣武记》等，由此反映出晚清时期书院教育内容的些许时代特征。

清政府对西南地区书院的具体教学、学习方法亦要过问。例如，乾隆十年（1745）规定：

书院肄业士子，应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而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当先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之课，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30]

由此亦可窥探清政府在书院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的控制十分严格。

（二）义学的教育目的与教学内容

清廷在西南多民族地区大力兴办义学，其目的在于“广兴义学……化民成俗，教学为先；兴贤育才，致治所尚……使天下无不学之人，乡村无不学之地，所以造就人材，移风易俗，意甚盛也。地方各官有牧民之责，专化导之司，多其教之之地，广其教之之法，莫如义学成材，可资以进取童幼。亦端其蒙养，诚教法之枢机，而地方之要务也”，“是义学之设，文教所系，风化所系”。[31]这是清代贵州地方官员的认识。云南布政使陈宏谋认为，“是义学之设，文化风俗所系，在滇省尤为紧要也”[32]，“滇省夷多汉少，鲜事诗书，义学之设，视他省为尤急，在乡义学又视在城为尤急”[33]。从文献记载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清廷在西南民族地区设立义学的目的，是使“夷人”子弟熏陶其礼仪，以革其心，转移风俗，潜移默化地接受统治者提倡的忠孝礼义廉耻之价值观念。

从上述清政府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举办义学教育的目的来看，义学主要的功用在于启蒙，不是直接输送科举后备人才，即“义学仅令小子就学，而成材者不与焉”[34]，针对各少数民族子弟“训以官音，教以礼义，学为文字”[35]。这可以从清代西南边疆地区义学课程及教材的对比分析中得出（详见下表）。

西南边疆地区义学课程及教材统计简表

续表

续表

由上表看，在西南地区举办的义学，其教学内容包括道德、知识、识字等方面的教育。一是传统蒙学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等。二是封建正统的道德礼仪规范，这是西南地区义学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小学纂注》《孝经注解》《近思录》等。《小学纂注》源自《小学》，其汇集古代圣贤的嘉言睿行，多引用格言故事，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纲，讲求三纲五常，要求人人遵守君臣父子之道、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道，此外还有关于心术、感化、衣服冠履和饮食等诸多日常生活细节，故有着很强的道德教化功能。《小学纂注》则是后人对《小学》解释的辑录，适合教读蒙童。《孝经注解》是对《孝经》的详细注释，宣扬儒家的孝道和以孝治天下的思想，这对于从小培养各族儿童的忠孝仁义观念具有重要作用。《近思录》为宋代朱熹、吕祖谦合著，集中了宋代著名思想家周敦颐、程颢、程颐的有关言论，是阐述儒家性理的经典作品。陈宏谋认为：“四子（周、程、张、朱）者，《六经》之阶梯，《近思录》者，四子之阶梯，又以穷乡晚进有志于学，无良师益友之助者，得此足以得其门而入，朱子诱掖后学之苦心尤在于此。”[36]三是《圣谕广训》，这是西南边疆义学必备的教材。清康熙时颁布《上谕十六条》，雍正二年（1724）对上谕中的十六条进行汇集，“寻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规定“凡直省州、县、乡村、巨堡及番寨土司地方，设立讲约处，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择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直月。每月朔望，齐集耆老人等，宣读《圣谕广训》，钦定律条，务令明白讲解，家喻户晓”[37]。《圣谕广训》被列为义学教材，凸显出义学作为启蒙教育重要手段对于清朝在西南边疆加强思想统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