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顺治年间：习清汉书人数由大致各半到全部习清书阶段

（一）顺治初年是否有习汉书者

《茶余客话》记载：“顺治六年己丑馆选，始分清汉书，前此俱习清书。”[18]其所记是否符合实际？顺治六年（1649）之前共进行了顺治三年丙戌科、四年丁亥科两科馆选。这两科的庶吉士是否全部习清书？

《清世祖实录》：顺治四年二月甲戌，“赐习满书庶吉士刘泽芳、张文明、韦成贤、王紫绶、夏敷九、沙澄、胡兆龙、陆嵩、李霨、艾元征（10人）等貂帽、凉帽各一顶，皮镶朝衣、缎朝衣各一袭、靴各一双”[19]。

《寒松老人年谱》：“是科（指顺治三年丙戌科）殿试后，选择年貌一百余人，内院复行考试，亦如殿试例。题目奏疏、律诗各一篇，俱出钦定。余得与选，授内翰林国史院庶吉士……余习汉书，改读《书经》，再读《易经》。”[20]

从《清世祖实录》中我们知道顺治丙戌科中的部分习清书人员，如刘泽芳、张文明等人，但不知哪些人习汉书。据年谱等资料可知，顺治三年丙戌科庶吉士魏象枢习汉书。也就是说，顺治三年丙戌科庶吉士有习汉书者，并不全是习清书。

《槐厅载笔》辑录：“顺治三年丙戌科，命宏文院学士查布海、国史院学士蒋赫德、侍读陈具庆教习庶吉士，分习清汉书。四年丁亥科，命宏文院学士查布海、国史院学士蒋赫德、秘书院学士陈具庆教习庶吉士。六年己丑科，命宏文院学士查布海、国史院学士蒋赫德、秘书院学士胡统虞、国史院学士刘肇国教习庶吉士。”[21]

顺治四年四月甲申，“内院大学士范文程等奏言：‘新庶吉士周启寯等二十员应同前科庶吉士，分别读满汉书。’命学士查布海、蒋赫德等一并教习。”[22]周启寯是顺治四年丁亥科庶吉士，“前科庶吉士，分别读满汉书”指顺治三年丙戌科庶吉士，分别读满汉书。这出自大学士之口，属当时人言当时事。此事反映了当时庶吉士分习清汉书之情况。这一材料与魏象枢的年谱资料相互支撑，说明顺治三年丙戌科庶吉士是分别习清汉书的。大学士范文程请照顺治三年丙戌科之例，顺治四年丁亥科也以分习清汉书来培养。

从大学士范文程等人的奏请来看，顺治四年丁亥科庶吉士应是分习清汉书的。顺治六年四月十九日，礼科右给事中姚文然上奏：

请储选清书言官，以通满汉之情事。臣备员殿试执事，伏读制策，首以满汉同心合力为念，臣思满汉一家，感恩报主无不同心合力之理，止因语言文字各殊，遂有间隔难通之处。前此两科馆选皆有清书，已见圣明远虑矣，但以选员无多，仅充编纂，故未有改授别衙门者。臣请于新进士内广选庶吉士，其读清书与读汉书者一体严加遴选，察其品行之端方，相其年力之强壮，考其学业之优长，务得真才以储国用，待教习既成，亦与汉书庶吉士一体改授科道等官，或备不时召对，据情直启，可省转译之烦，或出而巡方，亦便与满洲驻防抚镇诸臣言语相通，以收同心合力之效。[23]

姚文然言：顺治三年丙戌科、四年丁亥科两科馆选，皆有习清书者，“但以选员无多，仅充编纂，故未有改授别衙门者”。并请求广选庶吉士，将习清书庶吉士与习汉书庶吉士一体改授科道等官。这就是说，顺治初年两科习清书之庶吉士散馆时都授职翰林官，没有授职科道官的，而庶吉士授职科道官的则应是习汉书者。姚文然是上奏给皇帝，其所说应符合实际，不至于在皇帝面前说错话。

顺治四年七月辛亥，“以庶吉士董笃行、杭齐苏为吏科给事中，魏象枢为刑科给事中，魏裔介为工科给事中，李若琛为福建道监察御史，王士骥为江南道监察御史，石维昆为陕西道监察御史”[24]。董笃行、杭齐苏、魏象枢等七人皆顺治三年丙戌科庶吉士。据《寒松老人年谱》可知，魏象枢是习汉书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姚文然所说之正确性。

顺治六年四月己亥，“授庶吉士梁清标、冯溥、李昌垣、黄机，为内翰林弘文院编修……胡之骏为吏科给事中，常若柱为户科给事中，冯右京为福建道监察御史，杜果为江南道监察御史”[25]。授科道官的胡之骏是顺治三年丙戌科庶吉士，常若柱、冯右京、杜果三人则均为顺治四年丁亥科庶吉士。

可见，顺治三年、四年两科庶吉士均有授为科道官的。据姚文然所奏，这些授科道官的应是习汉书的。

总之，结合大学士范文程和姚文然所奏，可以判断顺治三年丙戌科、四年丁亥科两科庶吉士分习清汉书。此两科习清汉书各有多少人数，难以弄清。

（二）习清汉书者各半阶段

嘉庆十六年五月二十日，清仁宗在谕内阁时言及“国初庶吉士分习清书，系与汉书各半，雍正年间每科派十四五员、十七八员不等”[26]。从嘉庆的谕旨来看，“国初”应指顺康年间。据相关记载还难以判断顺治初年两科庶吉士是否习清汉书者各半。

顺治六年五月辛酉，“考选庶吉士，成亮……庄朝生等二十人习清书。徐致觉……朱绂等二十人习汉书。命内院学士查布海、蒋赫德、胡统虞、刘肇国教习”[27]。顺治九年七月癸巳，选授进士白乃贞等二十人为清书庶吉士；周季琬等二十人为汉书庶吉士。[28]顺治六年己丑科和九年壬辰科两科习清汉书者各半。顺治年间，分习清汉书各半者可能仅此二科。

（三）由习清书者占大半到全部习清书转变阶段

习清书的庶吉士人数在顺治年间处于变化不定的阶段。

表3 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科庶吉士习清汉书者姓名、人数

续表

据表3可知，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习清书的庶吉士，多于习汉书的庶吉士，即习清书的十八人，而习汉书的才十二人。

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之后习清汉书的人数各占多少？是否全部习清书？

首先分析顺治十五年戊戌科习清汉书之情况。顺治十六年十月丙辰，清世祖谕翰林院：

自乙未科以后，所选翰林庶吉士令习清书，俱期有裨实用。恐其自谓已熟，将向来所习或致遗忘，朕今先加考试一次，以后翰林院堂官，仍不时考课，务令纯熟，副朕简拔之意。[29]

庶吉士习清书始于顺治三年丙戌科，而这道谕旨只言及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以后，“所选翰林庶吉士令习清书，俱期有裨实用”。顺治十六年己亥科馆选时间在九月。这道谕旨反映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之后，可能令顺治十五年戊戌科、顺治十六年己亥科两科的所有庶吉士习清书。如果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之后不是全部庶吉士习清书的话，谕旨中就没有必要提“自乙未科以后”这一时间。

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己巳，谕翰林院：

庶吉士孙承恩等俱经简拔，特命习学清书，以备任用，自当尽心肄业。今加考试，熊赐玙、萧惟豫、王于玉、孙承恩、邹度珙、张贞生、殷观光、陈敬、熊赐履、宋德宜，清书俱未习熟。若不罚惩何以励其将来，著各罚俸一年。[30]

这道谕旨提到习清书者，除孙承恩是顺治十五年戊戌科一甲一名、宋德宜是顺治十二年乙未科庶吉士外，其余八人是顺治十五年戊戌科庶吉士。从“（顺治十五年戊戌科）庶吉士孙承恩等俱经简拔，特命习学清书”来看，这也可能是特命顺治十五年戊戌科庶吉士全部习学清书。

我们再来解读以下两条史料：

（1）（顺治十六年十月癸巳，顺治十五年戊戌科散馆，谕吏部）朕亲考试翰林庶吉士熊赐履、谭篆、富鸿业（改名富鸿基）、萧惟豫、张贞生、熊赐玙、邹度珙、陆懋廷、马晋允、崔蔚林，俱著照例授为编修、检讨。王遵训、田麟、彭之凤、俞之琰、王封溁、郭谏、陈廷敬、王曰高、吴本植、宋德宜、王飏昌、杨正中、王钟灵、孙一致、李天馥、王吉人、吕显祖、吴珂鸣，俱著照旧教习。陈敬、殷观光习学清书日久，文义荒疏，足见平日全不用心，殊不称职，俱著革退，永不叙用。[31]

（2）世祖皇帝最重庶吉士，每亲自考较。……戊戌（十五年）馆选，己亥（十六年）御试于南海子，特先授清书庶吉士马晋允、富鸿业（后改鸿基）等十人为编修、检讨，而陈敬（北通州人，与今说岩礼侍同名，皆同馆也。说岩寻奉旨加廷字）、殷观光二人革职。皆非散馆故事。[32]

据第二条史料，可知第一条史料提到顺治十六年十月散馆授职编修、检讨的熊赐履、谭篆、富鸿业等十人均习清书。清制，如庶吉士分习清汉书，一般不仅有习清书者散馆时授职编修、检讨的，而且也有习汉书者散馆时授职编修、检讨的。而此次散馆时授职编修、检讨的均是习清书者。这反映此科很可能就没有习汉书者。

顺治十八年辛丑科庶吉士全部习清书。顺治十八年六月丙戌，谕翰林院：

选拔庶常，原以作养人材。今科进士，特加简阅，取叶映榴、郑之谌、申涵芬、张玉书、朱世熙、刘芳喆、郑开极、田喜、王豫嘉、徐诰武等十员俱著改为庶吉士，教习满书。[33]

我们再考察顺治年间的进士履历便览，了解其中对习清汉书的记载情况。国家图书馆善本室藏有《顺治六年己丑科会试四百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顺治九年壬辰科会试四百七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会试三百八十五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顺治十五年戊戌科会试四百一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顺治十六年己亥科会试三百五十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顺治十八年辛丑科会试四百名进士三代履历便览》顺治年间六科进士履历便览。其中顺治六年己丑科、九年壬辰科、十二年乙未科三科进士履历便览均记载庶吉士习清汉书之情况，而顺治十五年戊戌科、十六年己亥科、十八年辛丑科三科进士履历便览均没有记载庶吉士习清汉书之情况。据顺治十八年辛丑科庶吉士全部习清书，我们推测顺治十五年戊戌科、十六年己亥科两科庶吉士也可能全部习清书。可能由于这三科庶吉士全部习清书，因此，履历便览就没有必要再说明庶吉士习清书之情况。

总之，经以上分析和推测，我们认为顺治年间的庶吉士从十二年乙未科之后，可能全部习清书，至少顺治十八年辛丑科庶吉士是全部习清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