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奴儿干都司的设立与黑龙江区域各族

明王朝建立后，迅速招抚了黑龙江区域各民族，并设立奴儿干都司对之实施管辖，其境内的蒙古、女真、吉列迷、苦夷（库兀）、达斡尔等族人民多以渔猎为生，以时朝贡，相当于内地的税赋。奴儿干都司是黑龙江区域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对各族人民进行有效管辖。

一 奴儿干都司的设立

明永乐九年（1411）设立的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在西起鄂嫩河、东至苦兀（库页岛）、北达北山（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的广阔地域内，设384卫、24所及城站、地面等，但这只是《明史·兵志》所载的数字。而研究者考“明代奴儿干都司属下卫所简表”得188卫所，其中黑龙江上游有33卫所，黑龙江中游有83卫所，黑龙江下游有41卫所，乌苏里江流域及以东滨海地区有31卫所，其中还有几个卫所不在黑龙江区域内。^[2]明政府任命奴儿干都司的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吏员管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野人女真、北山野人、吉烈迷、苦兀、达奇鄂尔及蒙古诸族。

对于“奴儿干”的释义，曾有“弩而哥”或“耦儿干”解，满语作“尼噜罕”，为“图画”“山水画”的意思，我国学者罗福颐、孟森及日本的内藤虎次郎、园田一龟等持此说。^[3]明王朝建立后，先设立辽东都司对东北及北部边疆各族“累加招谕”，以致元之故臣领其族众来归者日多。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便派人前往奴儿干招抚世居部落，各酋长在其感召下相率入京受封，永乐二年（1404）置奴儿干卫，这应是明政府在黑龙江下游的设置之始。在随后的几年里，行人邢枢数使奴儿干，内廷官员亦失哈也多次巡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奴儿干地区，结果“斯民归化”，朝廷设卫所管理。到奴儿干都司设置前，鄂嫩河、嫩江、松花江、黑龙江、精奇里江、格林河、亨滚河、乌第河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设置的卫所已有130余处，为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的设置奠定了基础。关于奴儿干都司设立的过程，明行人司行人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中写道：

本朝永乐元年，遣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烈迷诸部落招抚之（吉烈迷进女色于枢，枢拒之不受）。于是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诸酋长悉境来附。授督罕河卫令马吉你为指挥。上谕胡广等曰：“朕非欲并其土地，盖以此一官，量给赐赉，捐小费以弥重患，亦不得不然。”乃诏自开原东北至松花江以西置卫一百八十四（曰建州、曰必里、曰毛怜等名），所二十，为站为地面者各七，选其酋及族目授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寻复建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之地，设都督、都指挥等官，与各卫所不相辖属。

二 黑龙江区域的各族人口

实际上，奴儿干都司的设立并非针对女真人，在黑龙江西部地区就有治理蒙古民族的泰宁、富余、朵颜即兀良哈三卫设置，辖治着西起兴安岭，“东接海西，西连开平，北抵北海”^[4]的地域。对于这一地理方位，有研究者指出：“海西即今伯都讷（扶余）、哈尔滨、阿勒楚喀（今阿城）之地，开平为多伦诺尔西北地，北海盖指贝加尔湖。”^[5]兀良哈意为“林中人”，《多桑蒙古史》载：“林木中之兀良哈（Ourianguites bisché），盖以其人居广大森林之内，故以为名，不可与蒙古种之兀良哈相混也。”^[6]兀良哈人的习俗是不居帐幕，衣兽皮，食野牛羊肉。正因为其部族无牲畜，故而轻视游牧民族。传闻，父母若对女儿失去信心，即扬言要将其嫁给牧羊人，亦有女因此而自缢。兀良哈人迁徙时，用野牛驮负衣物，但从不迁出所居森林。在他们眼中世上的幸福之事就是生活在林中，城居或游牧之人是最为痛苦的。关于兀良哈人的习俗，拉施特在其《史集》“森林兀良合惕部落”中记载道：

这个部落不属于其他兀良合惕人：他们获得这个名称是因为他们的禹儿惕在森林中。他们从来没有帐篷，也没有天幕；他们的衣服是用兽皮制的；他们没有牛羊，他们饲养山牛、山绵羊和类似山绵羊的哲兰（瞪羚属、草原岩羚）以代替牛羊；他们把它们捕捉来，［加以驯养］，挤乳、食用。他们视牧羊为一大恶习，以致于父母骂女儿时，只消说：“我们把你嫁给一个让你去放羊的人！”她就会悲伤透顶，甚至悲伤得上吊。

在迁徙时，他们用山牛驮载，而且从不走出森林。在他们停留之处，他们用白桦和其他树皮筑成敞棚和茅屋，并以此为满足。当他们割开白桦树时，其中流出一种类似甜乳之［汁］；他们经常用来代替水喝。他们认为没有比这更美好的生活，也没有比他们更快活的人。^[7]

在兀良哈三卫地，还居住着成吉思汗之弟哈撒儿的子孙，即“喀喇沁（科尔沁）为乌浪汉济尔默氏，盖即明初所谓兀良哈者”^[8]。明洪熙元年（1425），居住在兀良哈地的哈布图哈撒儿后裔奎蒙克塔斯哈喇被厄鲁特蒙古逼迫东走嫩江，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等部皆属于此。

明时，达斡尔族居住在黑龙江上中游地区，大致在西起石勒喀河流域，东越额尔古纳河、黑龙江、精奇里江，至牛满江，北抵外兴安岭，南到大、小兴安岭北麓的广大范围。关于达斡尔族源探讨，史家说法颇多，争论颇多。归纳起来约有如下诸说。

（1）达斡尔、东胡-鲜卑系室韦后裔说。方式济的《龙沙纪略·经制》载：“达呼里，索伦属，俗误‘打狐狸’。语音与蒙古稍异，闲杂汉语。”西清的《黑龙江外纪》卷六载：“达呼尔语多类蒙古。听之既熟，觉其中皆杂汉语。”

（2）达斡尔、索伦-黑水国说。此说源于1833年达斡尔族的花灵柯先生用满文写就的《达斡尔索伦源流考》，其中有：“愚考纲目，唐开元时，有黑水、渤海两国。渤海强盛而黑水属之，黑水是达斡尔、索伦根源，渤海国即金之根源，源即两国也。”以后从此说者甚多。

（3）达斡尔-白鞑靼或塔塔儿部后人说。达斡尔族人阿尔坦噶塔根据《元朝秘史》《蒙鞑备录》的记载，于1930年著《达斡尔蒙古考》，力排众议，“以打倒一切混合别裔之诸学说”，认为“达斡尔之民族性，微征于书典之述载，非契丹之后裔，乃达塔儿之遗部也”。

（4）达斡尔-蒙古后裔说。在达斡尔或蒙古人中，有人认为达斡尔人等同蒙古人，同属于成吉思汗本系子孙。另有人持蒙古分支说，如日本人池尻登在其《达斡尔》一书中写道：达斡尔族“从语言学角度上来说，认为属于蒙古族的说法占多数。但在体质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和蒙古人的短头相比较，倒是很象通古斯人的长头。所以目前不好判定究竟属于蒙古人或者通古斯人。现在一般都当做蒙古人看待”。

（5）达斡尔-契丹后裔说。此说由来已久，早在清雍正年间官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时，史官们便把契丹大贺氏与达斡尔联系在一起，认为契丹人便是达斡尔的先民。达斡尔人钦同普在其所著《达斡尔民族志稿》中说：“达斡尔昔居西拉木伦、哈拉木伦地方，有萨吉哈尔迪汗者，达斡尔之部长也，避兵阖族徙居黑龙江云。”此说流播甚广，程廷恒在《呼伦贝尔志略》、孟定恭在《布特哈志略》、郭克兴在《黑龙江乡土录》、黄维翰在《黑水先民传》、张伯英等在《黑龙江志稿》等中均主此说。

已故的辽金史专家陈述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相继发表了《关于达斡尔族的来源》^[9]《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10]《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11]等文章，从达斡尔族的历史、语言、地理、古谣、习俗、信仰、族称、姓氏等12个方面，论述了达斡尔是契丹人后裔。

针对这一争论了200余年的达斡尔族族源问题，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联合组成“分子考古学”课题组，通过DNA技术研究达斡尔是否源于契丹的问题。其具体的操作程序如下：

课题组从辽代有墓志可考的或其他手段证明确是契丹人种的耶律羽之家族墓和耶律祺家族墓出土的墓主的牙齿或头盖骨中提取遗传基因做标杆，再从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民族中学抽取60位男生的血样以提取遗传基因。把提取的基因经过测序后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得出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的科学结论。这一结论也与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的诸多研究结论相吻合。^[12]

尽管如此，“但学界仍有不同声音”。所以，有理由认为下面的结论应该更为辩证质朴，也更为接近史实：“达斡尔与契丹、室韦、黑水靺鞨均有密切关系，是由以上诸族混合形成的民族，而以契丹（包括东胡—鲜卑—室韦系统）为主源主流，但也不能排斥黑水靺鞨成分……古代民族包括汉族在内，很难说哪一个民族绝对纯粹，其在流变过程中必渗入他族成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13]

此外，在黑龙江区域还有以“黄头室韦为先世的锡伯族”，统为通古斯族系的鄂温克、鄂伦春、赫哲以及苦兀（苦夷）等族，他们对奴儿干都司设立的态度是“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皆踊跃欢忻，无一人梗化不率者”。^[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