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活跃在黑龙江区域的蒙古诸部落

在蒙古族的形成时期，其组成各部及各部分布地域是较为清楚的。除有在鄂嫩河源和肯特山间的蒙古诸部外，还有贝加尔湖以东的土默特部、以南的泰楚特部、以西的卫拉特部，在呼伦湖附近的翁吉剌或广吉剌部，捕鱼儿海附近、一度雄踞漠北的塔塔儿部，色楞格河地区的蔑尔乞部，杭爱山、肯特山周边的克烈部，不儿罕山至呼伦贝尔地区的兀良哈部，长城以北的汪古部，阿尔泰山以南的乃蛮部，叶尼塞河附近的斡亦剌惕部，额尔古纳河和石勒喀河间的羽厥里部，呼伦贝尔地区内的乌古部、敌烈部以及黑车子室韦，等等。这里仅是对蒙古诸部的简要划分，在波斯史学家拉施特的《史集》中有更为详尽的阐述。

一 《史集》中的相关记载

蒙古族及其先世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活动范围包括了黑龙江上游地区，特别是呼伦贝尔地区。拉施特在《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概述突厥各民族兴起的传说及其分为各部落的情形，以及各民族祖先生平的详情”中写道：“从古到今一直被称为突厥的各民族也完全一样，他们住在草原地带……有很多夏营地和冬营地地区，如斡难、怯绿连、答兰-巴勒渚思、不儿罕-合勒敦、阔客纳-纳兀儿、捕鱼儿-纳兀儿、合儿合惕、槐因、额尔古涅、合剌亦儿、薛灵哥、巴儿忽真-脱窟木、合剌阿勒真-额列惕等河湖沿岸以及中国长城附近的兀惕古黑。”仅从此记述的地名，我们不能得到什么，但从俄译本与汉译本的页面脚注中，可以看出蒙古民族在黑龙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的活动轨迹：

这里所提到的河湖：斡难河，是与额尔古纳河汇流成黑龙江的石勒喀河的右岸支流。怯绿连河（诸抄本均作k（a）lūrān），发源于肯特山，流经平坦的蒙古里亚，注入达赖淖尔或呼伦池。答兰-巴勒渚思……大概即现代库伦西南的多山之地多伦……不儿罕-合勒敦，可能即今肯特山脉的山结“古老的布尔罕-敖拉”（那里有鄂嫩河的一条右岸支流布尔哈河，这条河和奎通河之间为山脉所隔开）；与鄂尔浑河右岸支流萨拉果勒相汇的一条小河也名奎通河（蒙语hüitün），因此，这里所列举的这个地名，可能是指布尔罕-奎通。阔客纳-纳兀儿（C，L，I本作küka-nawür；B本、贝书作kūkeh-nāūr）［波斯文k与1字形相似，疑当作kulana，则此即阔连海子。］捕鱼儿-纳兀儿，为前述达赖淖尔南面的湖，在两湖之间有一条从捕鱼儿海子北岸流入达赖淖尔的乌尔顺河相连接。合儿合惕（B本作qarqat；L，S，C，l本作qārqāt；贝书作qlūqāt），可能相当于北蒙古的哈拉哈巴之地；槐因（kūyin，B本作kūni（？）n），可能相当于土拉河右岸支流库因果勒河的谷地，从库伦到恰克图去的第一个驿站就在这个河谷里，但另一方面，在呼伦贝尔又有一条伊敏河左岸支流辉河（Хойн-гол 或Куй-голл）。额尔古涅（C.L本作azgūn（？）eh-qūn，I本作azgūn（i）eh-qūn；贝书作argūn-en），大概即从达赖淖尔（呼伦池）流出，往北和石勒喀河相汇的额尔古纳河。合剌亦儿（B本作q（a）lād；贝书作q（a）lāir），大概即今海拉尔河谷。薛灵哥，为注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巴儿忽真-脱窟木（B本作；贝书作b（a），其后文又作b（a）rğučin-tūkūm），可能即今贝加尔湖的主要支流巴尔古津及其著名的巴尔古津草原。合剌阿勒真-额列惕（l本作kalajin；B本作q（？）lahi（？）n；贝书作qlāhin-ālt），该地为我所不知（也许第二词应读作斡罗惕，因为据阿拉伯字形可以有这种读法）；兀惕古黑（B本、贝书作ankuh，贝译作Унгу），通常指中国长城地区。^[5]

二 《史集》的不同版本

这里的C、L、I、B本及贝书，分别代表不同国家、不同年代的抄本。虽然《史集》所记地名生疏，但通过注释我们对斡难河（鄂嫩河）、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呼伦贝尔（呼伦湖）、海拉尔、伊敏河、贝加尔湖等还是十分熟悉的。9世纪末10世纪初，蒙古室韦的祖先来到三河之源的额尔古纳河，在西起额尔古纳河、东至呼伦贝尔地带的广阔草原上游牧。一些部落已经组成了部落联盟，活跃在呼伦湖、贝尔湖一带草原上。此时，对于蒙古人的经济生活与习俗，《多桑蒙古史》中有朴素而详细的描述：

剃发作马蹄铁形，脑后发亦剃。其余发听之生长，辫之垂于耳后。

头戴各色扁帽，帽缘稍鼓起，惟帽后垂缘宽长若棕榈叶，用两带结系于颐下，带下复有带任风飘动。其上衣交结于腹部，环腰以带束之。冬服二裘，一裘毛向内，一裘毛向外。女子有高髻，然女服近类男子，颇难辨之。

所居帐结枝为垣，形圆，高与人齐。上有椽，其端以木环承之。外覆以毡，用马尾绳紧束之。门亦用毡，户向南。帐顶开天窗，以通气吐炊烟，灶在其中。全家皆处此狭居之内。

其家畜为骆驼、牛、羊、山羊，尤多马。供给其所需，全部财产皆在于是。嗜食马肉，其储藏肉类，切之为细条，或在空气中曝之，或用烟熏之使干。其人任何兽肉皆食，虽病毙之肉亦然。嗜饮马乳酿之湩，名曰忽迷思（coumiz）。

其家畜且供给其一切需要。衣此种家畜之皮革，用其毛与尾，制毡与绳，用其筋作线与弓弦，用其骨作箭镞，其干粪则为沙漠地方所用之燃料。以牛、马之革制囊，以一种名曰artac之羊角作盛饮料之器。

此种游牧民族因其家畜之需食，常为不断之迁徙。一旦其地牧草已罄，则卸其帐，共杂物器具以及最幼之儿童载之畜背，往求新牧地。每部落各有其特别标志印于家畜毛上。各部落各有其地段，有界限之，在此段内，随季候而迁徙。春季居山，冬近则归平原，至是家畜只能用蹄掘雪求食。设若解冻后继以严冻，动物不能破冰，则不免于饿毙。马蹄较强，遭此厄较少，故在家畜中为数最众。是以畜养马群为鞑靼种族经济之要源。^[6]

苏联著名的蒙古学研究者Б.Я.弗拉基米尔佐夫依据蒙古人经济生活与习俗，“把十二世纪的蒙古部落分为两群，即森林或狩猎部落群及草原或畜牧部落群。显然同样的情况，在十一世纪也可以看到”^[7]。而活跃在黑龙江区域的蒙古人，应是指分布在呼伦贝尔草原和山地的草原或畜牧部落群。当然，狩猎部落与畜牧部落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应该存在一个游牧民族保存狩猎生产残余的过渡带。另有学者更为直接地指出：“草原蒙古族的狩猎作为草原狩猎而确立下来，因为以草原的丰富动物为主要对象，所以它并没有衰弱，是以与游牧经济并行的重要领域而持续下来。”^[8]这也就是长春真人西行至呼伦湖时所记“积水成海，周数百里。风浪漂出大鱼，蒙古人各得数尾”和“其俗牧且猎”^[9]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