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拙文雅的赳赳老秦——刚健自信、尚武崇文的文化心态
三句好话，不抵一马棒。
——关中俗语
如果要用很直白的语言来表述关中秦人文化性格最显著的特征，应当首推“刚健自信，尚武崇文”四个字。
刚健自信，也可以理解为刚劲敢为，是我前面说过的八气之首——正气——堂堂正正、强毅进取的自强之气。通俗地讲，就是胆正硬气，敢作敢当，敢为天下先——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前边讲过，如果用“太极”来图示中华民族性格，那么秦人的文化性格更多呈现的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中的“阳极”，即《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式的创生进取精神。
一、稳健沉静：内热外冷的“热水瓶”
再通俗一些，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关中愣娃”中的“愣”，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粗豪大气，拿得起，放得下，既赢得起，也输得起，平时，无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不做耐不起的事。“南方才子北方将，关中愣娃排两行”，表述的就是这种文化精神内涵。
关于“关中愣娃”中的“愣”，是“愣”还是“冷”，民间和专家学者有两种意见。陕西民俗学家李满星把“愣”解释成“冷”，从“冷热”的“冷”中引申出对愣娃的见解，“愣”的含义可以说比较丰富，其中就包括“冷”。关中秦人共同拥有一个很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特征，那就是无论男女老少，说话办事不善于察言观色，心里怎样想，嘴上就怎样说，直来直去，不绕弯，而且不注意场合，往往出人意料，有时让对方下不来台。这种行为方式上的“冷不丁”式的“愣”，往往被人称作“生生”，好像不谙世事，不通人情。其实，这种“愣”，往往是一种诚实、正直品性的流露。
此外，关中人的“愣”，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那就是非常的恬静安宁。关中人无论男女老少，大多寡言少语，很符合孔老夫子为正人君子框定的行为准则：“讷于言而敏于行”，特别是跟不熟悉的人第一次打交道，说得少，听得多。三句话不投机，掉头就走，往往一声：“你忙，走咧！”话音刚落，人已在三丈之外。关中人与人交往，不大会说恭维话、客气话，说话不但嗓门粗、声音大，而且往往惜字如金，短促截快，让人一时难以接近。以打电话为例。关中人接电话一般说三句话，每句话也只有一个字：第一句是“谁”，第二句是“啥”，第三句是“嗯”。如果是有人打错了电话，那就更截快：“错了！”然后把电话一撂。关中人做人处事，讲究的是走得端，行得正，刚板硬正，宁折不弯，只方不圆，不肯说软话、看人脸。有时候，想问题做事表现为认死理，一根筋，拼命硬干，八头牛也拉不回。我们常说不撞南墙不回头，关中人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不但不回头，还要把土担回家。特别是那些关中农村五六十岁的老一辈农民，城里头那些本土出身的老知识分子，有时候倔劲上来，你除了不搭理他们，自动放弃之外，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但是，他认同你、信服你之后，则是与你性命相交，不藏奸，不耍滑，倾其所有，竭其所能，相扶相助。
“关中愣娃”这种内热外冷的“热水瓶”型的文化性格，其表征是，注重修身养性，陶冶人格，冷静处世，善御感情，可以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不惊。如果仔细观察，在关中地域内经常可以看到，有不少男人，特别是中老年长辈，不苟言笑，表情严肃，在下属和晚辈面前，脸拽得平平的，面冷得像挂上霜一样，甚至在老婆孩子面前也改不了这一德行。在相当多的关中人的家庭生活中，有个非常有趣的怪现象，男人对妻子儿女纵然有满腔的感情，但却不会放在脸上、挂在嘴上。所谓“父不夸子，子不谀父”，就是说做父亲的，即便儿子怎样优秀，也不会当着他人的面夸奖自己的儿子；当儿子的，即便父亲多么可敬可亲，事干得多么大、多么辉煌，也不会当着父亲的面说父亲的好话，特别是夸父亲。当儿子的自小就十分敬畏父亲，在儿子的眼里，父亲就好像是尊“神”，听见父亲叫，总是有那么几分忐忑不安，甚至长大成人后也是如此，以至于父子两人坐在一起基本无话，只是喝茶抽烟。父子之间如果有什么难以沟通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由母亲或者其他长辈在中间“传话”，如果父子两人当面就某件事起了争执，那么这件事百分之百是事关这个家庭的大事。关中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宁给个好心，不给个好脸”，父亲对子女更是如此。在这里，生、愣是一种外冷内热型的文化性格，一种内敛安静的生活态度。
【案例】张艺谋笑谈父子关系
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在一次接受凤凰卫视节目访谈时说：“我给你举个特别逗的小例子，每次我打电话到家里边，我爸都特别想知道我的情况，电影拍得怎么样呀，出国的情况怎么样呀，但他从来不问。接电话听是我，他马上叫我妈来（笑），然后我妈就问这问那，我在电话里跟我妈聊，挂完电话，我妈再一五一十地给我爸汇报。一直到90年代，在我爸去世前都是这样子。我爸在电话里跟我从不谈，这种习惯，好像是从小就养成的。我跟我爸单独谈话的时候，我好像话也不多，从来都是一问一答式，90年代我都40多岁了，跟我爸都是那样子。”
其实，张艺谋和父亲的这种外冷内热的奇妙关系，在关中人的父子关系中比比皆是，根本不是什么“怪事”。相反的，倒是爷爷和孙子的关系特别亲近，有所谓爷爷孙子没大小的说法。在关中农村，人们最爱耍笑的是哄着让小孙子叫爷爷的名字，如果小孙子叫了爷爷的名字，或者是拔了爷爷的胡子，不但大家笑，爷爷也笑，绝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反而亲昵地“骂”: “你这个碎崽娃子！”似乎把孙子没大没小的“忤逆”之举，当作一种奖赏和荣耀。
二、勇于公义：闪爆自焚的“煤气罐”
关中秦人文化性格的文化表征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关中人，特别是关中男人似乎生活得很憋屈，肚子里面好像是埋着几十斤的炸药，说话做事，火爆凌厉，往往令人猝不及防。当你与关中人论理时，如果你有理不饶人，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对方脸红脖子粗，闷头不响时，你要特别注意，那绝对不是认错，而是火山爆发前的沉默。如果不适可而止，那么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对方不计后果的攻击。所以，有人就总结关中人有着“闪爆”型的“煤气罐”性格。
【案例】小伙打架不要命
我年轻时曾经在生产队参加过生产劳动，有一天，我们几个年轻人用铁锨挖地，休息的时候，队长不知道为什么和村里的一个小伙子吵起来了。队长高大粗壮，小伙子瘦小单薄，队长越骂越凶，那个小伙子蹲在地上，勾着头，一声不吭，脸色一阵白，一阵紫。那位队长骂完了，转身要走时，却不防那个小伙子突然拔起身边的铁锨，跳起来，向他铲了过去。队长猝不及防，大叫一声扑倒在地，大腿上的血刷的一下流了下来。可是，小伙子并不停止，一边往上冲，一边喊：“我让你再骂，我让你再骂！”幸亏旁边的人拦得快，否则真会出人命。后来我问这个小伙子，你真的把人铲死了可咋办？你猜他说啥？他说：“铲死就铲死了，大不了一命赔一命！”
从上面这个案例中，大家一定能够看出关中秦人的愣娃性格。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如果有个关中人真的让你给“拿住”了，你万万不可以忘乎所以，一定要亲切一些，宽容一些。可以这么说，关中人一般“皮肠厚”，遇到事不太计较，受一点委屈也能承受。一旦觉得别人欺人太甚，就会像《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一样，非争个是非曲直不可，哪怕告个十年八年，弄个倾家荡产也不怕。
确实，从古到今，关中秦人的共同性格，就是有理性精神、实干精神、冒险精神和拼命精神，他们人人个性倔强、较真，不轻易屈服认输。远在先秦时期，当时的人们就说“秦人头枕兵器，身穿盔甲，好与人拼命”。甚至连“朝秦暮楚”，以逞口舌之能而猎取荣华富贵的战国策士也说“秦者，虎狼之国也”，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裹足而不西向”，也就是不到秦国来求发展，认为秦人粗鄙野蛮，没文化。尽管在战国之时，秦人“勇于公仇而怯于私斗”，并非是“一言不合则拔刀相向”的鲁莽的勇夫，但在中原国家的眼中，秦人是未经“王化”的另类，所以一直被排斥在中原文化圈之外。中原各国都瞧不起秦国，不与秦国互通聘享之礼。秦孝公继位之后，对于秦国低下的“国际”地位很是忧虑，认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是件很没面子、很丢人的事。但实际上，秦人并不如其所说，是一个凶残暴虐、不讲信义的族群。在秦人的历史上，不仅武人轻生死，重承诺，即便是文官学士也有着耿直的品性和节操，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敢于赴汤蹈火。著名作家陈忠实曾经说过：“历数历史上陕西乡贤，可以发现，明主忠臣贤子廉吏义士多，认贼作父、卖主求荣的汉奸小人少。”的确，关中人性格太直，性情太刚烈，最看不惯的是为了功名利禄奉迎巴结、谄媚邀宠的“溜勾子货”。
具体说来，在历史上，最能体现秦人这一文化性格的是文化巨人司马迁和“关西孔子”杨震等人。
司马迁是陕西省韩城市人，字子长，又称太史公，是著名的史学家。汉武帝时，司马迁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说情，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然而，他没有因此而颓废，在狱中发奋著述，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52万余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主要记诸侯之事，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学“双璧”之一，前“四史”之首。
杨震呢，更是了不得。杨震是东汉弘农华阴人，他出身名门，八世祖杨喜，在汉高祖时因诛杀项羽有功，被封为“赤泉侯”。高祖杨敞，汉昭帝时为丞相，因功封安平侯。父亲杨宝，因刻苦攻读欧阳生所传授讲解的《今文尚书》，而成为当时名儒。杨宝与龚胜、龚舍、蒋翊一起被朝廷征召，他因不愿出仕做官，便逃避隐匿，不知去向。杨震为官，从不谋取私利。在任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太守期间，从不吃请受贿，也不因私事求人、请人、托人、请客送礼。他的子孙们与平民百姓一样，蔬食步行，生活十分简朴。亲朋好友劝他为子孙后代置办些产业，杨震坚决不肯，他说：“让后世人都称他们为‘清白吏’子孙，这样的遗产，难道不丰厚吗！”延光二年（123），杨震接替刘恺为太尉，汉安帝的舅父、官居大鸿胪的耿宝向杨震推荐中常侍李闰的哥哥，想让其入朝做官，杨震坚决予以拒绝。于是耿宝就亲自到杨震住处拜访，并威胁说：“李常侍是皇上所重用的人，想让你征召他的哥哥入朝做官，我耿宝只是给你传达一下皇上的意思而已。”杨震义正词严地说：“如果朝廷想让‘三公’之府征召谁，就应该从尚书那里把皇帝的敕书送来，怎么能让你来传达皇上的意思呢？”耿宝无言以对，愤恨而去。皇后的哥哥、官居执金吾（督巡三辅治安）的阎显也利用职权向杨震推荐自己的亲友入朝做官，杨震同样予以拒绝。
其实，不仅司马迁、杨震如此，西晋名士傅玄、傅咸父子，西晋初年的杜预，北宋一代爱国宰相寇准，明朝中期的康海、冯从吾，清朝的王杰、王鼎，莫不如此。在近现代，则有戊戌变法时期思想启蒙的领袖人物刘古愚、国民革命元老于右任、中国近代报业大师张季鸾、被徐志摩誉为“硬人”的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等。
【案例】身无分文，心怀天下的刘古愚
戊戌变法时期，陕西也出过一位堪称思想启蒙领袖的人物——刘古愚。刘古愚（1843—1903），教育家，名光蕡，字焕堂，号古愚。陕西咸阳天阁村（咸阳市秦都区）人。刘古愚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先后任教于西安、三原、泾阳等地，曾出任味经书院山长、崇实书院院长。他主张教育救国，重视学用结合，将算学列为必修课程。1895年后，响应康梁变法，积极宣传西学，时有“南康（有为）北刘（古愚）”之称。晚年主讲烟霞草堂，又移教甘肃大学堂任总教习。著有《五经臆解》《大学古义》《史记货殖列传注》《前汉书食货注》等，后人辑为《烟霞草堂文集》。
刘古愚长期与康有为保持政治、学术上的联系，支持康梁的变法思想与行动，积极从事教育，传播西学，并以现代激进改良主义思想闻名于世，培养了于右任、张季鸾、李仪祉等一大批爱国志士和学术人才。刘古愚居于乡间，真正是身无半文，却心怀天下，把国家兴亡挂在心间。据他的学生张季鸾回忆，先生酒后谈国事，往往啼哭。常纵论鸦片战争以来，至甲午后之外患，尤悲愤不胜。
也许是有感于陕西人这种性格，张艺谋在一次访谈中说：我自己看陕西人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典型的陕西人……他的优点就是这一根筋，他比较执着、朴实，就是认准了往前走……有时候觉得人需要一种精神，人需要一种义无反顾的精神，人需要往前走，去争取，去努力，结果不重要，过程重要。
著名作家陈忠实在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也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陕西愣娃形象。
朱先生是白鹿原上的一个圣人、智者、预言家，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典型的关中“愣娃”。辛亥革命时，他曾孤胆退清兵，是为其侠；饥馑之年，他则躬行为灾民发放“舍饭”，是为其仁；倭寇侵犯，他敢为天下先，结八君子投笔从戎，是为其义。朱先生去世时，虽说他那根根硬直的头发变白了，但其性格依然不改。朱先生性格耿介正直，刚板硬正，其心怀民族大义，义薄云天，无疑是典型的关中愣娃。
同样，作者大书特书的白嘉轩，腰总是挺得很直，宁折不弯，即使被土匪打折了，依然不改其做人的本色。还有冷先生，平时脸总是拽得平平的，但给乡里乡亲治起病来，心肠可非常好，可谓典型的“热水瓶”。被称为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鹿三，对主家忠心不二，为人做事诚信仁义，虽为贫寒之人依然不改秦人古风。
推而广之，可以说，秦人的这个直是正直；秦人的这个义是正义；秦人有气势的这个气势是浩然之正气。正如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所言：“历史上凡是能进入当时政权的关中人，祸国殃民的奸佞之徒几乎数不出来，一个个都是坚辞硬嘴不折不摧的大丈夫。有着‘关西大汉’之称的关中愣娃，都是些非常之人，充满阳刚之气，手执铜板，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
关中秦人的这种刚劲敢为、忘生轻死的文化性格，突出表现在现代西安历史上的关键大事上，一是辛亥革命（1912）爆发后的第二天，西安就爆发了起义，发表声明，脱离清政府，成为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会。在当时局势很不明朗的情况下，能够响应辛亥革命，是很需要些勇气和胆识的。也可以说，当时的西安，也是得风气之先的。再一个就是1928年爆发的“渭华起义”，是继秋收起义之后，在长江以北烧起的第一堆革命的篝火，这也是很了不起的啊！此外，最著名的就是西安事变中的杨虎城。对于张学良进行“兵谏”的建议，杨虎城不但欣然同意，而且全力以赴，即便是身陷囹圄，也从不言悔。除了受当时全民一致要求抗战的时代氛围影响，以及军事形势的逼迫而外，张杨缔结逼蒋抗日联盟的内在原因，还少不了杨虎城敢作敢为、忘生轻死的关中愣娃文化性格。
【案例】杨虎城事迹述略
“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这是爱国将领杨虎城24岁时写下的一首诗。杨虎城（1893—1949），原名忠祥，号虎臣，后改为虎城。陕西蒲城人。父亲杨怀德是木工，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受诬陷，在西安被官府处死。他随后在家乡组织“中秋会”，打富济贫，扶弱抑强。1914年，杨虎城打死下乡收租的恶霸后转入同州（今陕西大荔）、朝邑、合阳一带，当了“刀客”的首领，进行武装抗暴斗争。1926年，与国民军第二军李虎臣等部联合坚守西安孤城达8个月之久，抗击镇嵩军，从战略上策应了北伐战争。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逐渐倾向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与东北军张学良消除隔阂，从而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在西北形成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方合作的局面。1936年12月，蒋介石亲临西安督逼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剿共”，杨虎城在与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进谏无效后，于12日同张学良发动兵谏（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并以八项抗日救国主张通电全国。经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参与谈判，与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
除杨虎城而外，关中地区的民众亦多慷慨大义之士，勇赴国难不怕牺牲。在杨虎城之前，就有渭南人屈武血溅总统府，成为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话。屈武是陕西渭南人，于右任的女婿。“五四”运动爆发时，被选为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屈武在和部分外省学生中的骨干分子及一批北京高校的学生代表在新华门内勤政殿当面向时任大总统徐世昌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政府下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二是惩办卖国贼；三是释放被捕学生。徐世昌对学生们的正当要求采取敷衍的态度。屈武等学生代表对徐世昌十分不满，便不畏权势，当场和徐世昌争辩起来，但徐世昌仍拒不接受学生的意见。屈武满怀义愤地对徐世昌说：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可能丢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屈武说罢，就猛然“以头碰壁，血流如注”，当即昏倒在地。
三、宽厚平和：兼容并包的“热水袋”
关中秦人文化性格中的这种刚劲敢为、忘生轻死文化特质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强毅自信，心态大气平和，遇事不吱哇乱叫，不张皇失措，沉得住气。关中男人有一个很普遍的心态，那就是“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在日常生活中，关中男人有点儿大不咧咧的马大哈习惯，不愿意在小事情上抠抠掐掐，即便是贸然出手，多付给人家一元二角的，自己回家想想吃了亏，也不会很在意，认为是“碎碎个事”，过分较真划不着。因此，街头的小贩们最爱和关中男人打交道，不搞价，不挑剔。此外，关中男人还坚奉“男不跟女斗”的信条，对于那些厉害一些的女人，关中男人抱的态度是离远、甭谝（意思是远离是非，不跟她打交道），如果发生摩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男人主动败走。这些大男子们认为，跟女人一般见识，是没出息的表现。
在行为上，关中人反应敏捷而沉默寡言，意志坚定而不易改变。有人说，陕西人的心像西安的大马路，陕西人的脸像临潼兵马俑。在中国有一句话，形容那些认死理的人：“不撞南墙不回头”。那么关中人呢，就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不但不回头，而且还要把南墙撞下来的土担着走。在步态上，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不轻易受外界变化的影响，很有点儿见多识广、宠辱不惊的味道。改革开放初期，南方开放搞活最早，很多人都“孔雀东南飞”，在南方发展起来了，但是让关中人下定决心，丢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到私人老板手下做事，看老板的眉高眼低挣钱养家，那还是很难的。为啥？因为在他们心理的最深层里，看不上有钱人的那些做派，觉得自己为了钱给人低眉顺眼，是羞先人哩。如果身边有亲朋的确在南方发了财回来，大伙儿当然是佩服，但决不会羡慕得眼里滴血，甚至见了你，故意不搭腔，让你知道，你钱再多，也没啥了不起，咱看不上。有一首民谣是这样说的：
要看中国的四十年，到深圳去；
要看中国的一百年，到上海去；
要看中国的五百年，到北京去；
要看中国的两千年，到西安来！
不过，关中人的文化性格虽然趋于保守，但是却不排外，不下看人，相反的，倒是对外来的人有一点好奇心。这一点，是关中人的一个普遍心态，对外来的族群，不歧视、不压迫，什么人来都可以，什么事情都看得惯，宽容大度。西安城里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居民是回族兄弟，有相当一部分是河南人，大家相处得都很和睦，真正称得上是民族团结的典范。
在我的记忆中，关中农村接纳最多的是河南人和山东人，几乎是村村都有河南人或者山东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因黄河花园口决堤和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量来到关中的河南人，基本上都得到关中人的热情接纳。他们有的把自己家的空房让出来给难民们住，有的把难民的娃娃认个干亲，有的给难民们找个活干，等等。总之，只要自己口中还有食，总是不忍心让逃难过来的人饿着。在《蓝田县志》等关中各县的县志里，我们都可以读到政府和民间乡绅搭大棚“舍饭”的义举。
【案例】清代陕西商人捐助义行举隅
◆渭南市阳郭镇九龙贺家，是清代陕西有名的盖省财东。贺家致富后不忘同乡，施惠乡党，兴办了大量的公益事业。贺士英捐资修建了西安的渭南会馆，“计屋四百五十间，八榻器具，费金三万五千两”，都是他家拿出的；捐修了渭南城东通往阳郭镇的石桥，方便行旅；还捐资修造了华山千尺幢上的铁链，至今铁链上还有“贺士雅捐赠”的字样。为了惠及乡党，贺家在贺家洼设了两个“市”，一是四月初十的“古会”，会期唱大戏，招引各地客商，贺家声言凡带来的东西不论农具、牲畜、食品、衣物，都在会上销售，售不完的一律由贺家收购，决不让乡党带回去。这个古会立了百余年，至今还是渭南有名的物资交流大会。另一个是劳动力市场，即“人市”，贺家声言凡是来村西头人市揽活的乡党，没被雇用者，一律由贺家包下来，为贫苦村民提供了干活养家的机会。
◆清末泾阳安吴堡安吴寡妇周莹秉承父亲经商才能，锐意进取，创下周吴两家立足三原、泾阳，面向全国的商业网络，成为陕西巨富。周莹致富后，乐善好施。太平天国起义军兴起之后，陕甘回民起义，关中地区也连年征杀不断，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抗御天灾能力降低。自1876年至1890年间，关中地区风灾雨害、干旱虫祸接二连三，此起彼伏。周莹当机立断，在11个县开仓放粮，开设粥场，亲自为灾民打饭，为有病的灾民治疗。这次赈济灾民共耗去周莹360多万斤粮食，等于是她所拥有的土地三年收成的总和。在事业上不断取得进步的周莹，以她特有的处事风格，在赢得乡里拥戴的同时，也获得京师官吏们的赞赏。庚子年慈禧逃至西安后，周莹先后捐银50万两。她十分聪明，知道慈禧一路奔逃，身心受损，便命管家从泾阳买了体肥的奶牛赶到慈禧在西安的行宫门口，每天早上挤鲜牛奶送进宫去，一下子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喜欢，被慈禧认为义女，诰封一品夫人。
◆渭南市阳郭镇姜恒泰家致富后，也做了不少施惠乡里的事情。咸丰年间捐银27000两，同治年间捐城工银3000两、庙公街署银2000两，光绪年间捐考卷银2000两，赈荒捐麦2800石、耕牛1000头。同贺家一样，姜家也给本村的穷人立了一个会，即腊月三十的穷人会，姜家订立规矩，凡这一天上会者，不许向人讨债，如有要账的，由姜家家丁持棍棒将其赶出会，使穷人可以安心过年。年三十晚上，姜家还大摆筵席，宴请村中穷困老人，博取“乐善好施”的好名声。
（资料来源：李刚、赵沛《大话陕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四、文雅古拙：耕读传家的“书布袋”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关中秦人文化性格中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不但尚武，而且崇文。“耕读传家”，一直是关中人最向往的生活理想和生存价值理念。关中人一生有四件大事：一是挣钱置地盖房，二是供娃上学读书，三是给娃娶媳妇，四是生养死葬老人。在这四件大事里，关中人对挣钱盖房和供娃娃念书最为上心，一辈子辛辛苦苦积攒的几个钱，不是用在盖房子置地上，就是用在供娃上学念书上。有几副常见于关中农村的对联最能体现这一价值追求。其中最常见的对联有：“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 “读可荣身耕得粟，勤能致富俭发家”,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等。过去，关中人判定一个人一生成功与否，是看他是否有家有业、有地有房，看其子女书读得怎样。现在供孩子读书是第一位，买房置业是第二位。一个关中人，事干得再大，钱挣得再多，如果子女不成器，最终是被人瞧不起的，自己也认为这一辈子把事没弄成。孩子读书读得好，考上了北大清华，那么他的父母亲，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受人尊敬和钦佩的。正如关中俗谚所说的那样：“三十年前看父的敬子，三十年后看子的敬父。”
关中人对于读书人的敬重，不敢说超过了其他地区，但用“最”字来形容敬重的程度，应该不算自吹自擂。关中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把老师称作先生，把学校称作书坊，把学生称作“书坊娃”。在关中农村，一个人能写得一笔好字，或者是能打得一手好算盘，那是很受人尊敬的。虽然关中人对那些能说会道的人抱有很大的偏见，但这个人如果是“念过几天书的”，那么大家在私底下仍然是很佩服的，认为那是个“能行人”。事实上，在关中农村，从来就不缺乏“农民诗人”，这些其貌不扬，甚至没有上过几天学的人，往往触物生情，出口成章，而且“涉笔成趣”。笔者的家乡就有这么一个人，家境贫寒，但却极具“原生智慧”，观察世情，很是透彻。话说有一年，村里有人请乡邻给自己家打围墙，但是却不诚心待乡邻，在酒里掺水。结果打墙的人很不高兴，就在湿土中掺上干土，结果这个墙刚打好，马上就倒了，不得已，主家只能请乡邻们重打，结果还是一样，墙刚打好，就又倒了。主人很纳闷，就问这个人为什么。他不明说，顺口就来了这么几句：“你也掺，我也掺，咱俩掺得不一般。你掺水，我掺干，酒越掺越多，墙越打越没。”主人一听，什么都明白了，打来好酒招待大家，结果墙很快就打好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倒塌现象。在关中各县，类似于这样的人物有很多，其中以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出现的农民诗人王老九等最为有名。
【案例】临潼农民诗人王老九
王老九，现代农民诗人。原名王建禄，因排行第九，人称老九。陕西省临潼县（现为西安市临潼区）人，1894年2月23日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6岁时读过一年私塾，因家贫辍学。当过学徒。18岁起做农活。曾逃荒要饭。他自幼爱听戏、看唱本，能背诵不少唱词，常将旧社会的不平之事编成顺口溜。32岁起，开始编写快板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老九创作热情高涨。他的诗陆续在报刊上发表。1951年参加陕西省文艺创作者代表会议，1953年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1958年参加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会议，当选为理事。1960年先后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有“农民诗人”之称。
王老九的重要诗作有：《除了肚里大疙瘩》《张玉婵》《进西安》《进北京》《歌唱三户贫农》《年过六十能劳动》《伟大的手》等。出版的诗集有《王老九诗选》（1954）、《东方飞起一巨龙》（1958）、《带组入社》、《进西安》（1956）等。王老九晚年还在勤奋写作。他曾游河南，凭吊李白的遗迹，着手写他的自传体长诗《泪海波涛》。
王老九的诗，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农民翻身做主的欢声笑貌，唱出了亿万农民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高涨热情。他喜欢民歌，熟悉民间故事、传说、谚语、谜语、对联，善于从中汲取养料。他的诗富有生活气息，在表现上通俗、生动、活泼、流畅，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另外，外界对关中人还有一个误解，那就是关中人很“土”，特别是关中话，四声不分，难听难懂。其实，关中人说话是很古雅的。贾平凹曾经很仔细地观察过关中人的“土语”，他说：“最是那土得掉渣的土话里，如果依音笔写出来，竟然是文言文中的极典雅的词语，抱孩子不说抱，说‘携’，口没味不说没味，说‘寡’，即使骂人滚开也不说滚说‘避’。”当然了，关中话里的“雅言”，绝不止贾平凹说的这几个。
【案例】孔子话里的关中味
孔子是鲁国人，但他在庄重场合，不讲山东话，讲的是雅言。《论语·述而》: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说他读《诗经》，念《尚书》和执行礼仪的时候全用的是标准话。清代刘台拱在他的《论语骈枝·释雅言》里说：“夫子生长于鲁，不能不鲁语。惟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孔子所说是什么“言”，正的是什么“音”? “雅言”指的是哪里的话？孔子在《中庸》里写道：“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老夫子不从夏，不从商，而从周。说明他对周帝国所在都邑的丰镐文化兴趣浓厚。“雅言”，是指当时政府推行的标准话，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关于古代标准语的定义，北齐文学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写得很清楚：古代时，各朝音韵的论著层出不穷，但都有严重的方言成分，以致相互讥讽取笑，“未知孰是”，只能“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中”。就是用帝王所在都城的语言为标准，参照各地语言进行比照，考证古今音义，找出折中方案。有一千多年帝都史的长安，其语言理所当然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准语言。此习惯一直延续到唐代。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后说：“长安地区的方言就是隋唐大一统帝国京城所在地区的宫廷和官府所说的方言。”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的行为是国人理念和操守的楷模，他的著作是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的典范。他论著的字里行间遗留着很多在普通话和全国其他方言里几乎绝迹的字词，而周代京畿之地的西安人今天还在用。不妨举几个例子：
孔子把说话叫“谝”。他在《论语·乡党》里说：“其于宗庙朝廷，便便言者，唯谨耳。”说自己在宗庙和朝廷说话时都很谨慎。《史记·孔子世家》同一语录用的是“辩辩”。早在周代，官话就把说话叫“谝”, 《周书·秦誓》: “惟截截善谝言。”孔颖达疏：“截截，犹察察，明辩便巧之意。”上述文献用了三个不同的字——辩、便、谝，但三者音义相同。尤以最早的《周书》所用的“谝”最为形似，而且关中人至今还口不离谝，如“咱俩能谝到一块儿”，就是指能说到一起。“谝闲传”就是聊天。“闲传”读“含传”，即空闲时说的无关紧要的话，《礼记》有《闲传篇》。
孔子把坏了事叫“偾事”。孔子《大学》有：“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是说作为君主家族，他们仁义，国家就大兴仁爱之风；他们谦让，国家就会大兴礼让之风；他们腐败，国家就动乱……关中人常在“偾事”后面加个“鬼”，责备那些给自己带来失败或厄运的人是个“偾事鬼”, “事”读“死”音。《礼记·射义》: “贲军之将。”郑玄注：“贲，读为偾，犹覆败也。”由失败引申的沮丧、丢人、抬不起头和被人瞧不起所引发的自卑感，关中话里都称作“偾”。如事情办糟了说“办了个偾事”；丢人现眼叫“偾人”；不嫌羞叫“不嫌偾”；羞不羞说成“偾不偾”。
（资料来源：伍永尚《原生态的西安话》，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关中百怪·手帕头上戴
歌谣为证：陕西农村老太太，花格帕帕头上戴。防晒防尘又防雨，擦手抹汗更实在。
当您漫步在关中地区农村的乡间小道上，会时不时地看到头顶手帕的老太太手拄着拐杖，迈着三寸金莲慢悠悠地踱步。头顶的手帕，成为关中地区老太太区别于其他地方老太太最显著的特征。
要说这老太太头顶手帕的历史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是陕西关中地区由来已久的风俗。由于关中地区地处西北，这里日照强烈，干旱少雨，而且风沙天气较多，所以农村妇女在辛勤劳作的时候，都要头顶个手帕。
说起这一方小小的手帕的作用，那可是大极了。手帕既可以防止强烈的日光对皮肤的侵害，又能阻止尘土进入头发，而且头发也不会被风吹乱。在外劳作，没有随身携带毛巾的话，手帕还可以擦汗抹灰，实在是既实惠又美观。
其实，老太太们戴手帕也是和过去的生活有关。由于以前生活比较窘困，人们没有钱来买美丽的帽子，所以便宜实惠的手帕，就成为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必然选择。今天，当人们生活富裕起来以后，各种各样的帽子便逐渐取代了手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