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思想的演进（1）

“上帝保佑我的灵魂，先生！”5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福利奥特博士就这么嚷嚷着走进了克罗切特岛的早餐室，“我对发展心智这套东西已经完全没有耐心了，看看这里的房子，都快被我的厨师烧了，她想要发展心智，用一本廉价的小册子来研究流体力学，这本书是蒸汽知识学会出版的，一位博学人士所写，这位朋友想把他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并且好像他完全有资格谈论人类的每一门学问。”

——托马斯·洛夫·皮科克

上篇 社会背景

19世纪上半叶的英格兰具有特殊的历史重要性，当时，它已经走上了工业化发展道路，而其他地方还没有动静。工业化引发了某种思维习惯，并催生了某种政治经济体系，这些特点在当时的英格兰与新的生产方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尽管困难重重，现代化理念还是勉力拓展自己的道路，与陈旧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相抗衡。起初，现代化理念只出现在英格兰少数地区的工厂和矿业，对于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包括所有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的思想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因此，要理解当时的新思想，就必须考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去了解统治阶级对于工业问题的无知，这源于他们所受的传统教育以及颇为自得的先入之见。

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社会突然出现了不同的阶级和职业。对于工业社会的生活，无论是雇主的，还是雇佣劳动者的，其他群体事实上并不了解。在英国存在着三个阶级：地主、农民和劳工，小地主属于乡绅，大地主则属于贵族。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政治权力几乎完全集中于贵族之手，他们通过腐败的选区制度控制了下议院和上议院。大约在1760年之后，贵族们无耻地利用议会的权力大幅降低雇佣劳动者的生活水准，同时还阻碍作为中间阶级的制造商的发展。这样做部分是因为无知，部分是出于对社会新生力量的嫉妒，还有就是想获得高额地租。上述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议员普遍过着一种半梦半醒甚至醉生梦死的生活，而不是恪尽职责。然而，随着属于我们的时代的到来，勤奋努力成为一种风尚，18世纪那种得过且过的精神面貌逐渐让位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诚挚态度与美好德行。

第五节 贵族

英国贵族分为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最初，他们分别代表着斯图亚特王朝的敌人和朋友。詹姆斯二世垮台后，辉格党连续执政近一个世纪。但在乔治三世的庇护下，托利党慢慢地回归权力中心，并通过反对法国大革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直到1830年，托利党和辉格党都是反对党与在野党的关系。这两党之间的隔阂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比如辉格党人有自己的圈子和聚会，托利党人亦是如此；而且他们奉行的是辉格党人只与辉格党人结婚，托利党人只与托利党人结婚。这两党都是贵族，他们最大的区别在于彼此有着不同的传统，对待新兴中间阶级的态度也相异。

19世纪早期，托利党人整体而言不如辉格党人明智。托利党奉行的首要原则是反对法国及其一切主张，这样的原则既不需要也不会激发出任何明智的思想。托利党人认为，在雅各宾派荼毒民众之前，一切原本都好端端的，现下拿破仑已被拘禁在圣赫勒拿岛，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遏制一切可能使国内外的革命死灰复燃的苗头。尽管托利党人明白乔治四世只是代表着一种血统，但他们仍然忠于教会和国王。他们相信社会等级制度是天意，相信尊重下层服从上层的制度的是极为重要的。他们看中农业收益，迫切希望英格兰在食品方面能实现自给自足。当然，他们反对普及教育、出版自由和煽动性演说。此外，他们忠于英国早年的盟友葡萄牙，随后为履行这所谓的爱国义务而自食其果。自皮特[45]死后，托利党的政客们都是些庸碌之辈。唯有一位威灵顿公爵[46]是个人物，但众所周知，他在战场上要比随后在治国理政上的表现更为出色。对于这位威灵顿公爵，1827年，托马斯·穆尔在其作品中如此评价：

伟大的舵手承受着如此痛苦

只为证明全体一心。

平庸之辈唯唯诺诺

各路英豪绞尽脑汁。

托利党内真正杰出的政治家是坎宁，但他并不受党内人士欢迎。有一次坎宁刚刚走出某位托利党人的办公室，便听到有人在感谢上帝，说“他们不会再有这样令人讨厌的天才了”。

相比之下，辉格党人更有趣，也更复杂。他们因发动反对君主专权的革命而成功取得政治地位，所以永远也不会像托利党人那样怀着无可置疑的忠诚。辉格党吸纳了一些汉诺威人，某种程度上他们对这些人就像对仆人一样，稍有不满便予以解雇。维多利亚女王曾问约翰·罗素勋爵，在某些情况下他是否会反对君主的合法性，勋爵回答：“女王陛下，如果这个君主是汉诺威王室的话，我想也许会反对。”法国大革命期间，虽然大多数辉格党人跟着伯克（Burke）一起谴责革命时，辉格党党首福克斯却以反对恐怖统治为由，竭力支持法国的革命。在1793年至1815年的漫长岁月中，所有对法国思潮怀有好感的行为都会被视为犯罪，疑似雅各宾派信徒之人则会被判处长期监禁。一些杰出的辉格党人继续自由地表达意见，比如主张自由的信念，倡导激进的议会改革，而地位卑微的民众若是如此则会被送进监狱。辉格党人支持对拿破仑宣战，认为拿破仑是个暴君。但是他们对于战争本身却不像托利党人那样狂热，1815年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时，很多辉格党人认为应该再给拿破仑一次机会。甚至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约翰·罗素勋爵还在下议院对这一策略没被采纳表示遗憾。

辉格党相信君主政体是维护国家秩序的一种有效手段，但他们绝不会假装对王室显贵怀有任何尊敬，1829年，格雷维尔评论道：

“好人国王、睿智的国王是有过，但不太多。这些人一个接替一个登上王座，却个性低劣，而这个（乔治四世）我认为是其中最糟的一位。”

在描述威廉四世统治时期的白金汉宫时，克里维这样写道：

“从没见过如此邪恶的建筑，到处充斥着粗俗。建造它，花费了100万英镑，可是所有你能想到的错误都能在这里看到。树莓色的柱子绵延无尽，看得人头晕。而女王本人房间里墙纸的丑陋和粗俗程度远超（原文如此）其他地方……如果人们因目睹王室如此这般挥霍财富而激进地反对君主政权，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王室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令人无言以对。”[47]

相比之下，贵族的遭遇却引发了克里维的同情。威廉四世登基时，克里维（他称威廉四世为“比利”）取笑他视力不好。但是当他发现霍兰德男爵（福克斯的侄子）经济拮据时，为此感到心情沉重。

“昨天我在霍兰德男爵那里……他们看起来病得很重，并显然已经严重地入不敷出——霍兰德靠他的土地，霍兰德夫人仍仰仗糖和朗姆酒为收入来源。[48]当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继续这样，纸币势必会贬值或因其他方式再次丧失效力（英格兰没多久就回归金本位）；她回答说她祈祷上帝能让黄金重回生活，如若不然他们就没救了。男爵说他从不同意纸币的回归，不过他认为换算标准该改改：也就是说，法律要规定1枚沙弗林金币[49]应该值1英镑20先令或2英镑20先令，甚至3英镑20先令。”

霍兰德男爵夫妇是辉格党人社交圈的中心人物。如果一个人有头脑并坚持正确的原则，他不必是贵族也可应邀参加他们的晚宴，希德尼·史密斯和（稍后）麦考利（Macaulay）是他们的座上常客。格雷维尔（1832年2月6日）描述了他第一次在霍兰德公馆[50]见到麦考利时的情形：

2月6日——昨与霍兰德男爵共进晚餐。我去得非常晚，发现乔治·罗宾逊爵士和一个身着黑衣、相貌平平的人之间有个空位，便坐下了。我抽空打量了一下邻座，开始猜测（人们通常会如此）此人是谁，当时他只顾吃饭并没有说话，我以为他是个无名的文人或者医生，也许是治疗霍乱的医生。不一会儿，话题转到早受教育和晚受教育上，霍兰德男爵说他认为自学成才的人尤为自负傲慢，他们对别人所知的一无所知，因而总是轻视大多数人，其实他们并没有在公立学校待过，也不了解通识教育的课程。我的邻座说，他认为最典型的自学成才的例子是艾尔菲耶里（Alfieri），到30岁时，他除了尚有进取之心外一无所成，由于语言能力的缺乏，艾尔菲不得不像小孩一样从初级教材学起。霍兰德男爵则以尤利乌斯·凯撒·斯卡利杰为例来说明晚受教育的问题，说斯卡利杰结婚之日才开始学习希腊语。我的邻座评论道：“斯卡利杰认为自己学习希腊语之举如同结婚一样，并非心血来潮。”他这番话和他的说话方式让我觉得他是个迟钝的家伙，因为他的举止近乎可笑，像是为了逗大家乐。我有些吃惊地听他继续侃侃而谈（从斯卡利杰受伤）一直谈到罗耀拉（Loyola）在庞珀洛讷受伤的事。我很奇怪他怎么会知道这个的，便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并继续享用晚餐。坐在我对面的奥克兰招呼我的邻座道：“麦考利先生，想来杯酒吗？”一听这话，我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他居然就是麦考利，很久以来我一直好奇这个人，想见到他，听他说话，他的天赋、雄辩、惊人的知识和多才多艺令我惊叹和钦佩了如此之久，而我现在就坐在他的旁边，听他说话，并视他为迟钝的家伙。我觉得如果他能读懂我此时的想法，看到我脸上每个毛孔涌出的汗水，不可能不被这个想法逗乐。直到麦考利站了起来，我才意识到他的外表是那么粗俗和丑陋，脸上没有一丝智慧的迹象，但是一块普通的黏土是包不住健全的心智和活跃的想象力的。他感冒了，喉咙有些痛，引得他胸部的肌肉不断收缩，看起来他好像在适应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他的态度让我不愉快，但它没有假设；说不上尴尬，但并不太轻松；没有经过修饰，但也不能说是粗野。没有任何被篡改过的谈话，也没有执着于什么意见或事实；没有假设拥有高人一等的权威，但他的信息很快就显现出了多样性和广泛性。无论谈及什么话题，他都显得非常熟悉，能引经据典，有理有据，趣闻轶事他似乎都能信手拈来。当晚我们的主要话题是我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古罗马的长子继承权问题。但是，我觉得麦考利并不确定罗马的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只知道如果死者没有遗嘱，其子女都可以分得财产。晚餐后，塔列朗和蒂诺夫人[51]来了，人们将麦考利介绍给塔列朗，塔列朗说周二他要去下议院，希望麦考利在那里发表演讲，“听过所有大演说家的演讲，这次想听听麦考利先生的”。

梅尔本也是霍兰德男爵家的常客，他的谈吐据格雷维尔说非常有教养。以格雷维尔1834年9月7日的一段话为例，他说：“艾伦谈到了早期的改革者，即清洁派教徒及早期的基督徒是如何相互迫害的。梅尔本引用维吉兰提写给圣哲罗姆的信，然后向艾伦询问亨利四世的第11号法案，一项获下议院通过的反对教会的法案，还提到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的开头部分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伊利（Ely）主教之间的对话，霍兰德男爵曾将这本书拿给梅尔本读，梅尔本已熟记于心并时刻激励自己。”

克里维有激进主义倾向，有时他会转而反对霍兰德。有一次，他们为福克斯的墓志铭发生争执，克里维写道：“霍兰德公馆是个既肮脏又卑鄙的地方，让我十分恶心（1820年7月24日）。”但在另一个时刻他的印象又截然不同：“从不知道霍兰德男爵是如此令人愉快，我想在世的英国人中没有谁能像他那样涉猎这么多的领域——传记、历史和轶事（1833年11月23日）”。情感交流是他造访霍兰德公馆的又一个理由：“某次我与马达加斯加（霍兰德夫人的昵称）一起用餐，那是一个小型聚会，而让我高兴的是，有如此充足的活动空间……虽说这里同我所知道的其他公馆一样舒适，但有时候这里特别废话连篇，此次聚会也不例外（1836年4月23日）”。霍兰德公馆的晚宴又因过于拥挤嘈杂而声名狼籍。我的祖母跟我说过这种情形，有一次她去霍兰德公馆赴宴，因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霍兰德夫人便为他安排座位，她说“再挪挪，亲爱的”，而霍兰德男爵应道：“我是得腾出点空，不然没地方坐了。”

霍兰德夫人有时会显露出贵妇人特有的傲慢，克里维（1833年7月6日）举了个例子：

周四，我在塞夫顿（Sefton）勋爵家里又见到了霍兰德夫人。她抱怨庭院里的路太滑，这可能会让她的马摔倒。塞夫顿回应道，如果下次她赏光参加晚宴，他会铺上砾石。她闻言一脸鄙视，并把目光转向盆栽的美丽玫瑰和各种鲜花说：“塞夫顿勋爵，请你将这些花搬到屋外吧，气味实在太冲了。”——于是塞夫顿和他的男仆保利将摆放鲜花的桌子连同上面的花一起搬出了房间。莉·塞夫顿平时打扮好之后总要在胸前戴一束花，可怜的她此时只能无比谦卑地取下来，说：“也许这束小花对您霍兰德夫人来说气味也太冲了。”——但有些时候却乐于允许莉继续佩戴，尽管语气不是那么亲切。在晚餐结束点燃蜡烛时，霍兰德夫人要求熄灭其中3根，理由是蜡烛太多而且离她太近了。真是这样吗？

她去世时，格雷维尔顺便对霍兰德公馆的重要性做了总结（1845年11月24日）：

尽管没人喜欢她这样的女人，她的去世也不会引起大家的悲伤，但是很多人还是感到惋惜，有些人是出于仁慈，更多人则是出于利己之心，所有习惯了霍兰德公馆的生活，想继续成为霍兰德夫人的常客的人，都为这出长剧的落幕，为照亮和装点了英格兰甚至欧洲半个世纪的一缕社交之光的最终熄灭而哀叹。世人从没见过、也永远不会再看到霍兰德公馆这样的地方，当然我指的绝不是霍兰德男爵的生活场景，而是霍兰德夫人在她周围营造出的最后一个大社交圈，几乎吸引了所有耀眼的、非凡的、讨喜的人。

虽然我们不能认为辉格党的社交圈都像霍兰德公馆的宴会那样满是知识分子，但总体而言，辉格党的领袖们都是些相当有教养的人，重视文化，并兼具18世纪的道德自由。霍兰德夫人在嫁给男爵前有过婚姻，在离婚前，其前夫与男爵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众所周知，梅尔本的妻子疯狂地爱上了拜伦，而她追求爱情的方式就连拜伦也接受不了。奥克斯福特夫人也爱着拜伦，但她的爱得到了回报。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52]也是奥克斯福特夫人的情人，所以她的孩子也被称为“奥克斯福特的杂烩”（Oxford Miscellany）。

辉格党的社交圈对于激进的离经叛道者较为宽容，假如这些人同时还有才智、学识，或者出身和财富兼具。拜伦起初轻而易举就加入了这个圈子。后来他在上议院发表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演说时，为因实施暴行而受到严惩的“勒德分子”辩护。没有人从坏处想他，当然，部分原因在于大家知道这次演讲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但后来拜伦走得太远，不是政治方面，而是私德方面。其实拜伦并没有多少过错值得谴责，问题在于他总喜欢炫耀这些过错。最后就连老梅尔本夫人也离他而去，她的孩子已经从政，她本人曾是拜伦的知己。在那个时代，18世纪的自由已经发展到了良好教养所能允许的极限。

彬彬有礼的怀疑态度在辉格党人中极为常见。但支持他们的中间阶层大多是虔诚的新教徒，因此异教徒思想只能通过公开发言来交流：要用粗俗的方式陈述，以便下层群众理解。因为这个原因，原本完全可以凭借才华侧身其中的雪莱，从一开始就被排斥在外。雪莱采用的方式，如同一个大学生要让他所在学院的院长转化为无神论者，虽然这件事本身不能说是坏事，但无疑这样的方式非常糟糕。此外，雪莱还抛弃了自己的妻子，更糟的是，他和那个被称为老恶棍的戈德温的女儿一起离家出走。戈德温是雅各宾党人，曾因出版自己的著作而获罪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后来他逃脱了惩罚。这位年轻的戈德温女士，其父是个头发斑白的革命分子，其母提倡女权，并在巴黎公开过着一种不道德的生活，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出于好玩，还为了遵从一种理论，这可不像是闹着玩的。往事历历在目，尤其是自由派贵族被罗伯斯庇尔砍头的事，所以辉格党人始终明白不能过界，并且恪守界限，特别是在雪莱的问题上。人们告诉我，偏见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时代，并且还会以这种方式继续。我16岁时就对雪莱产生了兴趣，人们告诉我，拜伦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尽管他身负罪孽，但那是他年轻时不幸的环境引他误入歧途，而且多年来他的心头一直萦绕着悔恨。但是，对于雪莱的人品就没什么好分辩的了，因为他是按他的原则行事，他的作品也因而不值一读。

第六节 乡村生活

整个拿破仑战争期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乡绅的生活平静而富足。那时，战争不像以前那样令他们不安，也很少有乡绅为公共事务而操心。土地价值增加，租金也随之上涨，人口的增长导致了农产品需求的增长，而英国仍能满足其自身几乎所有的食品消耗。简·奥斯汀在她的小说里描绘了乡村小地主的生活状况，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处暗指了战争。小说名为《劝导》，男主人公是位海军军官，部队欠他一份奖金，他打算用这笔钱结婚。小说对他的英勇壮举只字未提，显然这并不会增加他对女主角的吸引力。小说中的报纸也很少提及政治，我记得只有那么一次，通常情况下报纸只是用来烘托小说中人物的。比如，当达西先生向伊丽莎白·班奈特求婚时，拿起一份报纸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又如，当帕尔默先生在妻子的劝说下不情愿地去拜访他人时，刚一打完招呼，他就拿起一份报纸看，帕尔默太太问“报纸上有什么消息吗”，帕尔默答道“什么也没有”，然后继续看报。也许报纸上有关于“诺尔兵变”或威尼斯共和国灭亡的报道。不过即使有，帕尔默先生也不认为这些事件值得一提。

有一段时间，宗教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事实上，在简·奥斯汀写作的年代，卫理公会的教义导致了中下阶层的深刻转型，但在她的小说中，宗教只在一种情况下出现，即为年轻的上帝子民提供庇护所。她书中那些比较富有的人物都立足于本身的天赋，有时他们被描述为荒谬的家伙，有时又被描述为有德行之辈，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奥斯汀只对经济感兴趣。

尽管产业较多的农户对什一税和济贫税有所抱怨，但他们自有生活之道，过得像地主一样舒适。他们效仿“上流人士”打猎、喝酒和赌博。约翰牛[53]的传统形象就来自这个时期。奇怪的是，虽然英国现今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但“约翰牛”的叫法仍为大家所接受。

1815年，有段时间英国的情况有些糟糕，乡绅和农民都担心他们的快乐生活就要戛然而止了，因为战争结束了，有可能要从国外进口粮食。当时国内的收成不好，而外国的小麦报价是英国无法与之竞争的。同时，工业区也纷纷出现了严重危机，因为外国对英国制造业设置了关税壁垒。英国议会在听取了地主和农民的抱怨之后，对国外的粮食征收了高额关税。其结果是，乡村的富人阶层仍旧富有，但我们也应看到其他人为此付出的代价。

19世纪早期，英国农村雇佣劳动者的生活和乡绅的富足生活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令人难解的是，上层阶级对此的态度还是那么无动于衷和自鸣得意。欧洲大陆的农民阶层，除了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地方之外，都处于极为悲惨的境地，不过从总体而言，他们长期经受的苦难也在改善之中。然而英国从1760年起，农村贫困阶层的状况却在持续恶化，尽管这种恶化是悄悄进行的，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时失去土地的阶层急剧壮大，他们难以在欧洲大陆生存，于是成为英国工业迅速崛起所必需的人力资源。大多数历史学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悲惨源自农村雇佣劳动者地位的改变，直到J. L.哈蒙德和芭芭拉·哈蒙德[54]在1911年出版了《乡村劳动力》一书，才对上层阶级的贪婪行径提出了广泛而令人惊恐的控诉。

富人掠夺穷人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是圈地运动和《济贫法》。

圈地运动的历史，除了有其内在的利益驱动之外，很重要的一点体现在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18世纪上半叶，农村的穷人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当时英国大概一半的耕地以传统的窄条农耕制运作，土地无论大小都条状分割。农场的大多数劳动者在租下这些土地和农舍后，同时也获得了在公共土地上放牧和拾取柴禾的权利。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公共权利的确存在，或者说这种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它独立于农舍的所有权。如此，劳动者便可在公共土地上得到免费的柴禾，可以养鸡、养牛或养猪。如果生活节俭的话，就可以把薪水省下投到一条条的土地上，最终成为富裕的农场主。

但是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议会不断通过法案重新分配和圈占土地，先是公共土块，然后是荒地，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当地的少数地主，有时甚至只要有一个，就可以提请圈地法案，议案提交后便会任命一个委员会。如果议案通过，被任命的委员便可自由地重新分配土地。往往最大最好的份额为那些大地主所拥有，因为这些人通常是议员的朋友或者本身就是议员。议会中形成了互投赞成票的机制，由此一个大人物便可保证将利益输送到他的朋友那里。另外，较大规模的农场主也可以获得相当大的份额，但按惯例，较小规模的农场主和居住在茅屋的农民什么也得不到，或者即使分到了份额，也会因无钱修建围栏而无缘拥有。“那些小农民要么移居到美洲或一个工业化城镇，要么打日工。”就这样贫农常常处于饥馑之中。对此，地主们当然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们本来就对现在那些半独立的劳动者心怀不满，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的祖先就一直享用着这些劳力所提供的一切，但是现在农民的干劲日渐低落，因而认为是半独立的状态使劳动者变得懒惰，农民只有完全依附于他的雇主，并且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依靠的情况下才能为雇主的利益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圈地不仅剥夺了劳动者的土地和他们宝贵的权利，而且还剥夺了他们与农场主和地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劳动者遭受了双重的贫困化，首先他们丧失了除工资之外的其他生活来源，其次工资也随之减少。虽然农产品的总量在增加，但劳动者不得不忍受更少的份额，其绝对收入也随之缩减。然而接踵而至的是，随着农业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人又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其状况继续恶化。

第二个使劳动者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的机制就是所谓的《济贫法》，名义上它是为劳动者谋福利的。《济贫法》始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据说（尽管似乎不太可信）是出于慈善的动机。《济贫法》规定，每个教区都有责任巡查并保证没有穷人死于饥饿。任何男人、女人或者孩子如果处于极度贫困之中，那么他或她所出生的教区就有义务为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如果有人在远离自己出生地的地方工作，那么新的教区就要接续这一义务，在必要时给予其帮助，但这一点其实很难做到。如果有人要到另一个教区“定居”，那么他原本所在的教区其实是不愿让他走的，因为这样的话，他原本所在的教区就有可能要承担将他从国内其他地方带回原籍的费用。即使该教区同意他走，其他教区也可能不予接纳，除非他携带原来教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的证明，然而教区的官员并没有义务签发这样的证明，事实上也很难获得这样的证明。理论上，人们有各种办法找到一个新的“定居地”，但是，防止穷人移居他地的办法同样多种多样。所以，一个穷人要想离开他的出生地是异常困难的，但是在其出生地他的劳动力又没什么用武之地。

《济贫法》发展史中的重要一页是1795年实行的所谓“斯宾汉兰德制度”[55]。当时，到处弥漫着惧怕革命的气氛，法国的恐怖统治时期[56]也刚刚结束。这一年的收成非常糟糕，整个英国愁云密布，食品引发的骚乱在各地层出不穷，而妇女更是其中的中坚力量。情势给统治阶级敲响了警钟，他们认为不可能单靠镇压来确保自己的安全。他们试图让穷人至少能吃上黑面包和土豆，并喝上汤，然而让这些好心人吃惊的是，穷人要吃最好的小麦面包。后来的经验证明，从经济角度来看穷人是正确的，因为爱尔兰人被劝说以土豆为食，结果在1845年至1847年的大饥荒中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总有些人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有见识，这些人提议把工资降到最低，惠特布莱德向议会提交了一份相关内容的提案，但遭到首相皮特的反对并被否决。实际上，这个计划还是被采纳了，尽管不是在英国全境实施，只是在英格兰地区。这个计划是用济贫税的一部分进行工资补偿，针对的是那些无力维持其本人及其家庭的生计的人。当时，伯克郡的地方官员聚集在斯宾汉兰德（那里是首个实施该制度的地方），他们估算，一个男人每周需要3加仑的面包，而一个女人或一个孩子需要1加仑半的面包。如果他的薪水不足以购买这些面包，他就可以通过济贫税得到补偿以获得必要的分量，当然这一标准会随着面包价格的波动而变化。

原始方案中对此是这样表述的：

1加仑二等面粉制成的面包重8磅11盎司，价格为1先令，每个贫穷而辛苦工作的男人维持自己生活的标准是每周3先令，这些钱要么通过他本人或家人的劳动而得到，或者从济贫税中获得，而维持其妻子和每个家庭其他成员的标准为1先令6便士。如果1加仑面包的价格为1先令4便士，那么这个男人每周可以得到4先令，而每个家庭其他成员可以得到1先令10便士的补助。所以（也就是说）按面包价格在1先令以上每上涨或下跌1便士，相应的补助比例为：男人3便士，每个家庭其他成员1便士。[57]

这一制度后来做过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改，一直沿用到1834年，即直到改革后的议会通过了新的《济贫法》。新的《济贫法》是否比旧的要好，可能至今存在争议，但旧法之恶应是无可争辩的。

斯宾汉兰德制度的实施，自然导致雇主支付低工资，让济贫税来承担自己雇佣劳动力的一部分费用。要知道在广大乡村教区，大部分雇佣劳动者都属于要救济的贫民。在济贫制度史上曾有一个重大发展，1795年时这种做法其实已经存在，即劳动者的工资完全由教区当局支付，然后劳动者通过教区当局受雇于任何提供工作的人。这样的劳动者被称为“轮转工”（roundsmen），因为他们在教区内转着圈地受雇工作。

斯宾汉兰德的生活标准并不高，但它还是比拿破仑战争之后其他许多地方的实际标准要高。在旧《济贫法》存续期间，生活标准似乎在持续下降。到1831年，通常每个家庭的补贴是每人每周一块面包，并且每个家庭可额外再得一块。正如哈蒙德所说：

据麦克洛可（McCulloch）所言，35年来生活水准下降了三分之一之多，这并非由于战争或饥荒，因为到1826年为止，英国已经度过了11年的和平岁月，而是由于这个国家的普通环节上出了问题。生活水准如此大幅下降，这在历史上是否创下纪录？[58]

从上层阶级的角度看，这一制度有诸多优点。他们认为通过济贫税来支付实施的救助是一种善举，并证明了他们的仁慈之心。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他们将工资维持在饥饿线上，不过是为了防止穷人的不满情绪演变为革命行动。在法国，革命已经极大地惠及农民，后者1815年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1789年，尽管其间法国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并最后打了败仗。也许可以确定的是，由于旧的《济贫法》，教区当局避免了饿死人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可以推论当时英格兰农村的穷人耐心地熬过了这样悲惨的苦难。其实，要设计一个稳住穷人的代价更低的方案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骚乱也时有发生，尤其是1830年的“末次农业工人起义”（Last Revolt），但政府没怎么费力就把他们镇压了，而且借机对他们施以残酷刑罚。《济贫法》使劳动者更加困顿，还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另外，它还教导劳动者要珍惜自己眼下“较好的处境”，将他们创造的超出最低生活标准的所有财富交给地主和农场主去支配。正是在这个时期，地主们纷纷建起了“愚蠢讽刺”的仿哥特式建筑，他们自己沉溺于对旧时光的浪漫遐想，却让现实生活如此悲惨和恶化。

第七节 工业化生活

乡村社会中存在三个阶层，但在工业化社会中只有两个阶层。通常，地主不会选择在充满烟尘和肮脏的厂区或矿区居住。即便如此，他们偶尔也会到那附近逗留一会儿，在他们父辈的年代那里还是乡村；偶尔还会接触一下那些被他们认为粗俗而缺乏教养的新兴的工厂主阶层。地主阶层与工厂主阶层之间的关系多半是政治意义上的而非社会意义上的。虽然在镇压骚乱时他们有着共同利益，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工厂主对原棉的进口关税怨声载道。而粮食税导致了面包价格的上涨，也使得劳动者的生活成本增加，于是工厂主不得不多支付工资，最终这些以土地租金的形式流进了地主的口袋。工厂主期盼自由贸易，地主则相信贸易保护；工厂主往往是新教教徒，地主则总是信奉英国国教；工厂主尽其所能接受最好的教育，通过节俭和勤勉摆脱贫困境遇，地主则在公立学校上学，然后顺理成章地子承父业。

冷静下来思考一番之后，上层阶级意识到了北方的工业化新面貌所具有的重要性，明白了制造业将帮助他们打败拿破仑。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对詹姆斯·瓦特有所耳闻，并隐约觉得在有些工业生产流程中蒸汽机是有用的。但这对他们而言是新鲜事物，所以颇有些不适。而且，如果工业进一步扩张的话，也许就会危及狐狸和山鹑的生存。我的祖父说，他上学时的导师卡特莱特博士发明了动力织布机，由此使得机械和工厂制生产进入了纺织业。作为他的学生，祖父在若干年后感慨道：“从这位博学广闻、在机械方面独出心裁的卡特莱特博士那里，我感受到了拉丁诗歌的魅力，并且从那以后再也离不开拉丁诗歌了。”回忆往事时，我的祖父还举了些例子来说明这位老师在机械方面如何“别出心裁”，听上去却与动力织布机毫不相干，显然他从没听说过动力织布机，尽管这位发明者给他写了“大量信件，大谈论述道德的十四行诗和其他一些有趣的话题”。英格兰以其机械扬名海外，但英格兰的上层阶级对此颇有怨言，因为他们看中的是英格兰的农业。甚至到了1844年，金莱克[59]还在《伊奥瑟恩》中虚构了一位英国旅行者和土耳其帕夏之间的对话，以令人捧腹的方式描述了这种情绪：

帕夏：……呼呼！呼呼！轮子带着转！——飕飕！飕飕！蒸汽推着转！

旅行者（对向导说）：帕夏说的飕飕地转是什么意思？他不是在说我们的政府会背弃对苏丹的承诺吧，是吗？

向导：不，阁下，他的意思是英国人说话快，就像有轮子和蒸汽带动一样。

旅行者：此话有些夸大其词。但是英国人的确将机械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请告诉帕夏（他听了会震惊的），无论何时，但凡有暴乱要平复，即使距伦敦两三百英里之遥，我们的大军也能在数小时内赶到。

向导（恢复了神色侃侃而谈）：莫德肯贝勋爵阁下要对殿下您说的是，无论爱尔兰人、法国人或印度人何时想反抗英国人，埋伏在尤斯顿广场的所有步兵和炮兵就会荷枪实弹地出现在曼彻斯特、都柏林、巴黎或德里，彻底消灭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英格兰的敌人。

帕夏：这些我知道——我都知道。有人已将详情据实禀报于我，我对蒸汽机车有所了解。英国军队驾乘着锅炉上冒出的蒸汽，那燃烧的煤就是他们的马匹！——嗡嗡！嗡嗡！轮子带着一切转！——飕飕！飕飕！蒸汽推着轮子转！

旅行者（对向导说）：我希望这位奥斯曼帝国来的先生对我们英国的商业和制造业的前景没有偏见，请你问一下帕夏对此的看法。

帕夏（在向导与之沟通后）：英国人的舰船如苍蝇般成群结队，他们生产的印花布能覆盖整个地球，大马士革的刀与他们的剑相比一如小草的叶片。整个印度不过是商人账目上的一项，商人的储藏室里好像满是古代王座！——呼呼！呼呼！轮子带着一切转！——飕飕！飕飕！蒸汽推着轮子转！

向导：帕夏称赞英国刀具，也称赞东印度公司。

旅行者：关于刀具，帕夏说的很对。我用我的弯刀去试我朋友的剑，马耳他的普通小吏用的那种，结果我的弯刀像纸一样不堪一击。好（对向导说），告诉帕夏我很高兴他对我们的制造能力有如此高的评价。但我想让他知道，除此之外我们英格兰还有别的东西，而外国人通常以为我们除了轮船、铁路和东印度公司之外别无所长。告诉帕夏，我们的乡村也值得关注，在过去200年间甚至我们的芜菁栽培技术也有显著提升。如果他对此不感兴趣，那么请你无论如何要向他解释我们这个国家的长处——我们是说真话的民族，像奥斯曼人民一样，我们会忠于自己的诺言。哦！顺便说一下，在说完这些之后你可以告诉他，感谢上帝！英国的自耕农仍在英国自耕自足。

正如我们所知，英国的自耕农已经无法自耕自足了。金莱克书中的旅行者和他的朋友们已将自耕农变成了一群饥饿而惊恐的贫民。然而，如果说英国的乡村是罪恶的，那么英国工业化的罪恶更甚。那时，工厂、矿山里的卑劣行径已是老生常谈，如今一切照旧，并且仍然不堪忍受。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多少研究，但有些话不得不说。

拿破仑是被俄国的冰天雪地和英国的儿童打败的。俄国的天气所起的作用已获公认，在人们看来那是天意。但英国儿童所发挥的作用却被悄无声息地忽略了，因为这对英国人而言是件可耻的事。米什莱[60]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虚构了皮特和雇主们之间的对话，以此形式第一次恰如其分地凸显了英国儿童的作用。当雇主们抱怨战争税时，皮特答道：“用童工吧。”在战争结束前，他们已经让儿童去工作了，但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很久，儿童们仍在工作。

童工制有两种，早年的贫民学徒制，后来的“自由”儿童。学徒制形成的过程是这样的：当时在伦敦和其他地区，如果有人得到了贫困救济，那么其子女21岁之前何去何从将由教区全权安排。在1767年之前，这些儿童几乎都已撒手人寰，所以政府当局没有遇到什么麻烦。1767年那年，一位名叫汉韦的慈善家提出的法案获得通过，根据该法案，儿童年满6岁就不能再继续待在济贫院了。其结果是，大量儿童生存状况堪忧，如何安置这些儿童成为摆在伦敦当局眼前的难题。恰巧此时兰开夏郡的工厂有童工需求，于是这些儿童成了工厂老板们的学徒，这意味着在他们长到21岁前都是老板的私有财产。如果一家工厂不分日夜地运转，童工就会分为两班，每12小时轮一班，白班童工和晚班童工共用一个床铺。这还算幸运的，如果工厂晚上不开工生产，就只有一班，童工们每天可能要工作15或16小时。

如果工厂主破产了，童工们就会被车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自谋出路。除此之外，如果不算星期日孩子们趁机器设备定期清洁时去教堂的话，他们是永远也走不出工厂的。担心这些儿童可能缺乏宗教方面的教育，几乎是当时唯一触动人们普遍良知的地方，不过，后来传染病多发而导致大量儿童死亡的问题，也多少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尽管罗伯特·皮尔爵士（“政治家之父”）本身还远远称不上模范雇主，但他的一项提案在1802年获得议会通过。这一提案旨在“更好地确保学徒以及在纺织厂和其他工厂工作的人们的健康与品德”。事实上，它只适用于学徒，并仅限于纺织厂。罗伯特·皮尔爵士认为，该提案“将使纺织业变得更符合公正原则和道德要求，从而与这一行业在贸易上的重要地位相匹配”。它规定，学徒晚上不得工作，每天工作不得超过12小时，每天都要留一段时间接受教育，每年要得到一套新衣服，男孩和女孩应分开住宿，每人一张床。每周日要学习基督教教义，每年由牧师考查一次。品行端正的孩子们还能再要求什么呢？

雇主们抗议这一法案会毁了他们的生意。但事实证明，没人强迫他们照章执行，而且实际上也收效甚微。后来，雇佣学徒逐渐被所谓“自由”的儿童所取代，也就是说，这些孩子是应父母的要求去工作的，尽管在法律上他们有权饿死而不工作。出现如此变化乃是因为蒸汽机替代了水动力，于是工厂纷纷搬至城镇，因为那里有可供役使的儿童。如果父母拒绝送孩子去工厂，政府当局也有权不按《济贫法》对其进行救助。新机器的强势已经使许多织工处于饥饿边缘，由此导致大量儿童被迫在六七岁时开始谋生，有时甚至更早。哈蒙德夫妇在《城镇劳动力》（The Town Labourer）中对雇佣劳动者的生活做了如下描述：

儿童一旦成为雇佣劳动者，他们的生活就与上面描述的学徒生活所差无几了。他们早上五六点进入工厂，（最早）晚上七八点离开，星期六亦如此。在整个工作期间，他们都待在华氏75度至85度的封闭环境中。十四五个小时内，只有吃饭时间才得以喘息，早餐最多半小时，晚餐最多1小时。然而，固定的吃饭时间只是成人的特权，对儿童而言，每周有三四天时间，吃饭只是换种方式工作。吃饭时，他们虽不必照看运转中的机器，却要清洁关停的机器。此时，孩子们只能抓紧时间拿些食物，在烟尘中狼吞虎咽。在这样的环境下吃饭，孩子们不久便会觉得食物味同嚼蜡，烟气呛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一旦连痰都吐不出来时，只能用工厂免费提供的催吐剂。

儿童从事的工作常常被描述为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甚至近乎消遣，所以人们只需稍稍关注，但不必干预。当时，四分之三的童工都是“接头工”，即将各种不固定的和旋转的机器上的断线接起来。其余童工则负责清扫废弃的棉花，或者拆卸和替换绕线筒。菲尔登（Fielden，1784—1849）是一位开明而仁慈的雇主，与科贝特[61]一起代表奥德海姆市议员获得了纪念沙夫茨伯里伯爵[62]和萨德勒[63]的一项荣誉。菲尔登曾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来测定孩子们体力上的极限。当时一些工厂代表的报告里提到了孩子们为了紧跟旋转的机器每天所要走的距离。受此启发，菲尔登也提交了一份报告，据他在自己工厂实测，他惊愕地发现，童工12小时内走过的距离不少于20英里。其间确实有短暂的空闲时间，但没有凳子可坐，因为坐下是违反规定的。塔夫内尔先生是工厂委员会的代表之一，也是“接头工的工作真的很轻松”这一观点最有力的支持者。他说，四分之三的孩子在走锭纺纱机旁做接头工，当机器后退时，接头工就无事可做，即一分钟内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空闲的。由此他得出结论，如果一个孩子名义上每天工作12小时，“那么实际上有9小时他并未劳动”，或者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孩子负责两台机器，“那么他空闲的时间就是6小时，而不是9小时”。

“常规”的工作时间是每周6天，每天待在工厂14或15小时。生产繁忙时，工作时间视情况而定，有时会延长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瓦利先生的工厂，从凌晨3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的情况也是有的，整个夏天，工作时间甚至从凌晨3:30到晚上9:30。这个工厂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地狱湾”，因为有时在连续两个月的时间里，工人们不仅要常规地从上午5点工作到晚上9点，而且每周还有两天要通宵工作。在繁忙时只要工人一天工作16小时（上午5点到晚上9点）的雇主则自认为是仁慈之辈，并为此自得。

除非采取暴力强制，否则童工的体力根本不可能适应这样的劳动制度。工厂监工在萨德勒委员会作证时并未否认他们采取了残酷手段。他们说，不强迫童工完成指标，就只能解雇他们，在那样的情形下同情是一种奢侈，作为要养家糊口的人，他们不能允许自己这样做。对于早上迟到者的惩罚是相当严酷的，这足以使疲惫的孩子们自我克制，不敢让睡觉时间超过三四个小时。在萨德勒委员会，一位证人说他认识一个孩子，每天晚上11点回到家，次日凌晨2点就在慌乱中起床，跌跌撞撞地步行去工厂。在有些工厂，一天中的每个小时都能听到毒打的声音和痛苦的喊叫。做父亲的揍孩子为的是让他们吸取教训，以免他们犯错后遭到监工更狠的殴打。下午的工作往往强度极大，监工们便会用一种叫纺机筒的大铁棍打人。即使如此，仍常有小童工在打瞌睡时倒在了身边的机器上，随即丧命。如果他还算幸运，没被碾压的话，倒可以趁机忘却一切，尽可能睡久一点。在戈特先生的工厂，惩戒童工只允许用戒尺，为了让从早上5点工作到晚上9点的孩子们保持清醒，便鼓励他们唱赞美诗。傍晚时分，孩子们既痛苦又疲惫，神经紧张到难以承受，他们会乞求任何走近的人告诉他们还剩多少小时。一位目击者告诉萨德勒委员会，他那6岁的儿子有次问他：“‘爸爸，现在几点？’我说，可能7点了。‘啊，离9点还有2个小时，我已经受不了了。’”[64]

这些情况被公之于众后，有人鼓动出台法案制止如此严重的滥用法律行为，对此我将于下文中论及。在此，我只考察1819年通过的一个法案，事实证明它毫无效果，而且居然将监察工作交由地方法官和牧师负责。实际上，它倒是让雇主松了口气，因为如果他们的违法行为不过是为了给孩子们点“教训”，那么地方法官和牧师对此是决无异议的。

境遇悲惨的童工不仅纺织厂有，煤矿也有。比如在矿井下看守风门开关的孩子，一般5到8岁不等，他们“坐在门边的小洞里，手上连续12小时抓着一根绳子。按规定，他们要待在黑暗中，偶尔会有好心的矿工给他们一小截蜡烛”。在儿童就业委员会1842年的报告中，一个8岁的女孩说：“我得在一片漆黑中开关门，我很害怕。我早上4点就下矿井了，有时甚至3点半，然后（下午）5点半才出来。我从不打瞌睡，有亮光的时候我偶尔会唱唱歌，但黑漆漆的我就不唱了，也不敢唱。”

正是靠着孩子们在如此条件下的劳作，墨尔本勋爵才腰缠万贯，并因此变得知书达理、风度翩翩。而卡斯尔雷，我们的伦敦德里勋爵，同时也是赫赫有名的大矿主。矿山和纺织厂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英国两党的许多大贵族都直接拥有矿产，他们的铁石心肠跟那些最令人发指的工厂主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大多白手起家。可以想见，霍兰德公馆的优雅交谈中也低语着孩子们饱受折磨的故事。

我之所以提起这些孩子，乃是因为那是100年前的工业化时代中最可怕的一面。除非孩子们的父母已经绝望，否则不可能让他们承受这样的苦难。至于成年人，他们的工作时间也同样长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工资仍然很低，住房条件依旧恶劣。许多产业工人不久前还住在乡村，如今日益集中于新兴的城镇，那里弊端丛生、雾霭弥漫，卫生状况堪忧，有些人甚至住在地窖里，霍乱和伤寒肆虐。新机器使熟练的手工业者陷入贫困，曾经富裕的织工现在每周只能挣到6先令6便士。直到1824年，雇佣劳动者的任何联合行动都被视为非法，尽管成立了工会，但只能秘密地存在，所以规模小，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政府雇佣了一些密探，目的是刺探穷人中的革命情绪。密探们大费周章地谋划了一些小规模行动，受骗上当者或被绞死或被流放。

实施如此暴行的也是人，与你我一样有人的天性。设想一下，在某种情况下，或许你我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并无二致。多年以后，当苏维埃俄国上演类似一幕时，这些人的孙辈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奋起反对；而当人们企图阻挠昔日的罪恶在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印度重现时，这些人的孙辈又同样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对他们施以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