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口转变的经济社会效应

关于人口转变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数量变动与经济发展、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转型等方面。

一、人口数量变动与经济发展

人口因素是决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学者们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逐渐深入。人口因素同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双向影响，一方面经济发展结果会作用于人口增长速度及人口转变过程，另一方面人口因素也会对经济发展方式、速度带来影响。对于人口对经济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观点：人口增长悲观论、人口增长乐观论、人口增长中性论。

1．悲观论方面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最早提出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马尔萨斯在全面分析人口同生活资料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两者的增长方式存在算数级数、几何级数的差异，这将直接导致人口数量增长更快，存在“马尔萨斯陷阱”，只有控制人口数量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CoaIe和Hoover（1958）认为下降的生育水平、低水平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将产生贫困，也会抵消由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所引发的正面经济效应。[35]Nelson（1956）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同人口增长速度是同步提高的，这就致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又恢复到原有水平，因此在最低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口增长率相等的人均收入水平持平时，两者间会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36]由此可以看出，人口悲观论者仅仅是从人口数量的角度来简单探讨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地，这种理论强调“人口爆炸”带给经济发展的消极效应。但这种消极认识，并不能完全解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2．乐观论方面

1929—1933年，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需求问题，经济学家们逐渐注意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Kuznets（1967）认为人口增长有利于刺激需求和投资，人口压力将刺激技术改进和新发明的产生，人口规模越大越成为形成规模经济的有利因素。[37]Simon（1981）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制度、市场等机制的良好运转，适度的人口增长会促进规模经济效应、新技术的产生、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等。[38]也有观点认为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或者资本存量决定了经济的发展水平；[39]人力资本能够产生内部效应，人力资本的外溢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40]人口增长乐观论认为，人口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但更多时候是通过影响其他要素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总之，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伴随着人口增加，社会中消费人口的数量也增加，社会消费需求也会相应增加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新增人口使得教育、生活、住房等投资需求增多，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3．中性论方面

20世纪80年代，由于跨国研究的资料越来越丰富，大量学者开始实证分析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以跨国人均收入为解释变量来进行分析，发现人口数量的增长对经济发展并不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41]美国科学院的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政策问题》的研究报告中认为：①以前研究认为的由人口所引发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归因于其他因素；②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两者间既存在直接联系，也存在间接联系；③人口因素通过致使一些基本问题恶化，使其症状更明显、更早地暴露出来而发挥作用；④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经济学家认为人口数量增加对经济发展具有中性作用，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人口数量增长并不是影响自然资源消耗的直接决定因素，技术进步、储蓄等能够减缓人口数量增长过多带来的自然资源消耗速度；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对储蓄的负面影响尚未被学界证实。[42]

尽管学界就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存在争议，但是世界上同时存在人口密度高、经济发达或陷入贫困的国家。同时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制度条件对各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便能更好地理解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43]一定程度上在合适的制度环境下，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就不再是负担。综合分析有关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的观点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分析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分析视角受时代影响较大。因此，有必要从长时期的角度、所处时期的制度环境来进一步审视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

总体来看，传统经济学理论认可人口因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非独立影响性。[44]传统经济学研究通常假定人口变化是一个稳态增长的过程，仅仅关注人口数量、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忽略了人口转变过程中年龄结构的变化。从“高人口出生率、高人口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向“低人口出生率、低人口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过程中，由于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下降存在时间上的继起性，从而形成了三个年龄结构变化阶段，依次为高少儿抚养比阶段、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高老年抚养比阶段。[45]不同的年龄群体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学术界认为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通过消费、劳动力供给、储蓄等方面来影响经济增长。

1．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看，在人口转变所形成的三个阶段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是有差异性的，在人口经济负担上升的第一、第三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相较于总人口而言在一般情况下增长速度更慢；在第二阶段中人口经济负担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相较于总人口增速在一般情况下更快。[46]在第二阶段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社会总抚养负担较低，由于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对一国经济产生正面的积极效应。[47]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也有人称为“人口机会窗口”。在之后的研究中，有学者进一步将人口红利划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就是前面所述的定义；第二人口红利是指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特定人口转变阶段，具有经济理性的个人、家庭、政府，其根据对人口年龄结构预期的变化，合理安排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和产出，表现为高水平的高储蓄率和资本供给数量。[48]

20世纪末，Bloom（1998）在对东亚人口转变过程和“东亚经济奇迹”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并没有纳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能够提供劳动和储蓄。在通常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发展。Andrew（2001）在深入分析东亚诸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高储蓄率等制度和政策环境有利于人口红利的实现。[49]本书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发现，人口红利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劳动力供给来影响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方面。一方面，在人口红利期，人们的健康状况得以改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这会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深刻影响。家庭抚养负担减轻，劳动年龄人口接受人力资本投资的时间更多；劳动年龄人口健康状况的不断改善，使其具有较高的生产力。[50]袁志刚（2000）研究认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城镇居民为子女提供更多的物质资本和受教育机会，以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51]另一方面，生育率降低、家庭规模缩小，女性从家庭生产中脱离，接受学校教育、职业再教育的机会更多，也推动了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52]

人口红利与劳动力供给方面。一方面，高少儿抚养比时期的出生队列成长为劳动年龄人口，这将会大大提高劳动力供给。如果劳动力市场存在足够的工作岗位，那么新增劳动年龄人口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有利于提高人均收入，促进经济发展。Mason（2006）在人口红利理论的基础上，验证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提高了生产性人口的比例，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结构效应”。[53]另一方面，随着生育水平的降低、家庭抚养负担的减轻，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大幅度提高。[54]Lindh（1999）认为劳动人口抚养负担的降低，促使更多劳动力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向市场中的生产性经济活动转移。[55]

2．人口转变的消费、储蓄效应

第二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将引起少儿抚养负担和老年抚养负担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生命周期消费和储蓄的配置。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抚养负担同消费、储蓄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关理论。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个人消费和储蓄的分配与个体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存在密切关系，一般来说少年儿童、老年人的消费行为多于产出，劳动年龄人口的储蓄行为多于消费。[56]实证研究表明，总人口抚养比同储蓄率呈反比，而储蓄率直接影响经济增长。[57]此外，有研究表明，处于40～65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年龄人口，其储蓄倾向最高。[58]Coale（1958）从宏观角度提出了“抚养负担假说”，该假说认为在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承担较重的抚养负担时，降低储蓄的行为会致使社会物质资本积累下降；在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经济活动人口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承担的抚养负担较轻，社会储蓄会增加；在人口转变的老龄化阶段，养老负担比较重，会削弱社会储蓄力度。[59]Leff（196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少儿抚养负担的国家，储蓄率往往较低。[60]Fry和Mason（1982）在生命周期理论、“抚养负担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可变增长率效应”模型，以探讨抚养负担与国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该模型认为储蓄率依赖于少儿抚养负担比的“增长倾斜效应”以及收入增长变化的水平效应，也就是说家庭在抚养子女阶段，会增加消费支出；在非抚养子女阶段，储蓄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长。[61]Li等（2007）提出迭代增长模型，该模型注重预期寿命对个人储蓄、消费行为的影响。一方面，预期寿命的延长，会增加个人老年阶段的生活风险，个体会在劳动年龄阶段选择更多的储蓄；另一方面，个体在老年阶段储蓄消耗速度大于积累速度。Li等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引入预期寿命变量的情况下，抚养负担同储蓄、投资、经济发展仍具有负向作用。[62]

三、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转型

经济领域中的个人作为商品的消费者与需求者，其年龄结构的变迁会引起消费结构的差异，这种个体层面的转变通过累计叠加，会致使社会总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在生命周期的视角下，微观个体会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来调整自身的消费和生产行为；在宏观层面上，人口群体的年龄结构转变势必会引起社会消费特征、生产模式的变化。学界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推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人作为社会中的生产者，年龄结构变动会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从而使得推动产业升级的能力存在差异；二是从拉动社会需求的角度来看，人作为消费者，年龄结构的转变将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致使拉动产业升级的能力有所差异。Siliverstovs认为人口年龄结构通过需求路径影响产业结构转变是具有先验理论预期的，而通过供给路径影响产业发展的过程则具有不确定性。[63]

1．生产视角方面

学者们主要是从劳动供给、劳动生产率变动两方面来就年龄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研究。在劳动供给方面，Annabi（2009）研究认为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逐步老化，劳动力供给不足现象明显，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工资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用工成本也相应提高，最终导致经济市场中非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规模和比重不断扩大。[64]陈敦贤（2002）提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面对老龄化的挑战，需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将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同时积极发展老龄产业以改善供给结构。[65]在劳动生产率方面，Czaja（2007）研究认为个体在衰老的过程中，认知能力等会下降，从而影响个体的创新能力，也直接影响个体的劳动产出。[66]Asplund（2005）研究认为私人企业为高龄员工提供的在职正规培训较少，会影响高龄员工的工作效率。[67]Noda（2011）研究发现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有能力的员工数量逐渐减少，企业研发部门人力资本不足，从而影响了创新比率。[68]

2．消费视角方面

学者们从理论、实证两方面对消费结构引起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在理论方面，非食品消费需求的多样化、消费结构趋于高级化，改变生产结构，促使生产服务得到纵深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在实证方面，基于扩展线性支出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等，学者们对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69]Volz（2008）的研究发现，在需求效应视角下，德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有利于促进教育和健康产业的发展。[70]老年人口因其生理机能衰退，抵抗能力下降，对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的需求将持续提高。何平平（2006）对中国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与医疗费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将提高医疗费用支出，[71]加之老年人闲暇时间较长，对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的需求将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群体。[72]袁蓓（2010）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导致了需求结构的变动，从而引起需求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尤其是老年医疗保健、家庭服务、娱乐业等产业将得到快速发展。[73]田雪原（2006）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使得老年人口成为总人口中的重要群体，其消费结构、方式发生变化，将引致社会中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