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新的趋势
中国近代史研究，自2000年以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不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渐成内地“显学”的中华民国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前所述，于2011年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组织编撰的《中华民国史》（1—12 卷）、《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12卷）、《中华民国人物传》（1—12 卷），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献了一份厚礼，即如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中外关系等以往学者研究有素的老课题也同样取得了不俗的进步，推出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学术著作。例如，通史方面有实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几代人夙愿的该所研究员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专题研究方面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茅海建教授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 〈我史〉鉴注》，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今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等等。随着蒋介石、胡汉民、张学良以及共产国际等各方面资料的开放和出版，在史实重建方面更取得了不少突破，如20世纪20年代的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30年代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政治，40年代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抗战结束后的东北政局等不少历史真相，均逐渐揭开了被人为包裹的面纱。鉴于相关研究者对此均有深切了解，这里不一一赘述，仅依个人观察，就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若干新趋势，略作介绍。
第一个新趋势是，由不乏情绪化的类似“非此即彼”式的研究转变为冷静的理性研究。由于改革开放前，史学界普遍受到教条主义、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困扰，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异常普遍与深刻的反思阶段，对以往研究中的简单化、片面性进行了全面清理。例如，有的对过度夸大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革命性提出了异议；有的对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考查和分析，提出了更具说服力的客观、科学的标准，排除了某些不实甚至错误的认定；有的对历史人物评价中“以人划线”的偏颇提出了批评，对以往所谓“公认”的历史事实进行了重新研究，客观而公正地恢复了不少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等等。应该说，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效果也是好的，对保证中国近代史研究沿着正常的科学道路前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事物往往有复杂的一面。随着反思过程的推进，人们发现有些“反思”似乎并不如反思者自诩的那样客观，除了事实不清，尚须深入研究、探讨外，似乎还存在一种历史研究者不应有的对追寻历史真相极其有害的情绪化倾向，自觉不自觉地陷中国近代史研究于新的简单化、片面性的困境之中。如有的只知一味指责义和团的愚昧、落后，而对它的反帝爱国精神却不赞一词；有的只字不提引发历次革命运动的深刻社会危机，却不遗余力地强调其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和“破坏”[28]；有的不但把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与政治、经济、文化完全分开，认为列强军事侵略固然给中国造成负面影响，但在军事以外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在促进中国近代化发展方面却“做了不少努力”，给中国“引进了新的社会因素”，“在中国实行了改革”，甚至进一步认为，不但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是军事战争也对中国产生了正面影响”。他们以鸦片战争为例，说“它既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东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又是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对桑榆暮年的封建王朝的战争，有进步意义的一面。从这一点着眼，有人甚至得出结论，认为鸦片战争如果来得早一点，中国的面貌就不至于像后来那样落后，也不至于遭受那样的屈辱”[29]。等等。
此类情绪化的反思，不但与事实相悖，还有一定的蛊惑性，虽尚未成为多数人的主流意见，但若任其泛滥，则难免对史学研究和社会大众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不但屡有学者呼吁研究者不宜重复以往那种“非此即彼”的错误倾向，而应秉持理性原则，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近代史，既否定旧的教条主义、简单化和片面性，也拒绝新的教条主义、简单化和片面性。要积极团聚众多冷静思考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为一个理性学派，为近代史研究的健全、长远发展作出贡献。更有广大学者身体力行，努力将这一原则贯彻于自己的研究实践之中，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
第二个新趋势是，由简单照搬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转变为将其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以来，基于历史研究者皆可理解的原因，诸如所谓“现代化范式”、“施坚雅模式”、比较史学、计量史学、田野调查等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被纷纷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为发展本民族文化，借鉴外国先进文化，本无可厚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毕竟是在西方的土壤中培育出来的，因为文化背景相同，思维方式一致，用以解释相应的西方国家的历史，当然行之有效。倘若原封不动搬入中国，强解中国近代史，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的不同，加上对中国的了解又未必深入，所知有限，就难保不发生削足适履的荒唐事了。何况有些所谓理论和方法还并不是今天的新发明，所谓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就是中国史学界早已普遍采用的方法，所谓“田野调查”也不过是往日采用的“社会调查”概念的另一种说法，并不具有什么补偏救弊的新功能。正因如此，所以有关如何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多年来，在中国近代史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史学界，就始终没有停止过。
以“现代化范式”为例，不少学者指出，其实，它也不是什么新理论，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蒋廷黻就曾步西方后尘，提出过类似的概念，与范文澜提出的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入侵、变中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即今天所说的“革命史范式”，形成最早的一次对立。今天的多数倡导者，与蒋廷黻当日以此对抗“共产革命”的目的根本不同，主要是希望借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任务提供借鉴。但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是从实际出发，任何背离历史事实的研究都难以发挥真正的借鉴作用。大凡熟悉中国近代史发展历程的学者都清楚，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目标的人民革命，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而且是最为波澜壮阔的篇章，是中国近代史所发出的最强音。可是，有的研究者不愿正视这一客观事实，反而一叶障目，自觉不自觉地主张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或曰将“革命史范式”转换成“现代化范式”。说法不同，偏颇则一。不少学者依据自己的研究经验，指出以“现代化”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视角，固然有一定的意义，“它使读者通过另一个视角看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但是这样的观察与研究，也终究不能把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呈现在读者面前”。而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将客观存在的波澜壮阔的革命篇章排除于中国近代史之外，更不能说是“正确的替代”。即如“现代化范式”包含“革命史范式”说，也难掩其捉襟见肘的窘境。因为近代中国的两大基本任务——争取国家“独立”和“富强”并“不是平行进行的”，“在近代中国，主题还是谋求中国的独立和平等。正是这一主题，制约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为此，他们认为较为可取的办法应是尊重历史实际，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吸取“现代化范式”之长，取长补短。唯有如此，才能全面反映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面貌。[30]
再看“施坚雅模式”。自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美国人类学家兼亚洲研究专家施坚雅于1964—1965年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对中国市场体系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模式，即结构—功能分析模式以后，它就引起了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史学者来说，的确是个相当新鲜的理论。它肯定市场体系对农民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开创了研究农村市场的新局面，自有其贡献和合理性。但它是否完全符合中国乡村市场的历史实际？有无局限，局限在哪里？何种程度上能移用于中国乡村市场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庆成怀着追求真理、尊重科学的态度，利用华北数十州县的方志，特别是利用形成于光绪早期的《青县村图》《深州村图》中的丰富资料，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的各类不同情况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发现华北各州县集市数量参差不齐，甚至差距很大，集市数与州县人口数、村庄数及土地面积的关系，亦无有规则的比率。集市圈即集市与赶集村庄的空间构成，所包含的村庄多至近百村，少则两三村，甚至一村，不仅无法与施坚雅所谓的“市场区域的正六边形模式”相吻合，甚至对他提出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即基层市场体系的空间区域，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重要理论也要打个重重的问号。诚如王庆成所言：“半个多世纪前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目前，我宁愿相信这看法可能比较正确——既然集市是农民的基本社区之说还缺少确切的根据。”[31]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施坚雅模式仍是我们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借鉴的有效资源”。这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不足为奇。不过，这些学者也承认“西方学者可能不懂中国，更难以将中国国情穷形尽相”，“用事实去衡量一种理论框架”，“本无可厚非；对一种理论做度长量短的批评也是旁观者应有的反思，或可推动认识的发展”。[32] 如此看来，即使是这部分学者也并不反对“用具体的经验和研究”，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加以必要的检验。这就够了，彼此有一颗尊重真理、服从真理的心，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难题。
可见，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满足于简单照搬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开始转向将其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研究，并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证明：只有经过这样的研究，才能对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有所证实，有所修正，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对我们中国的近代史研究者来说，才能判定何种理论和方法是可取的，或者部分可取的，何种理论和方法是不可取的，或者部分不可取的。这是对待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唯一可取的态度。虽然相对而言，迄今参与这种研究的学者尚不够广泛，成果也还有限，但可以预见，只要努力去做，前途必定是光明的。因为早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以其伟大的实践和成功，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个新趋势是，由大多以主要精力关注历史细节的研究转变为同时兼顾历史大视野的研究。改革开放一个时期以来，为纠正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片面性和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众多学者一面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认真梳理，一面对许多无人涉足的新课题展开深入研究。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如用人们常说的宏观、微观研究标准加以区分，则似乎无论哪方面的研究，都基本属于微观研究，或者说细节性的研究。因为其研究结论大多是对具体史实的“有”与“无”、“是”与“非”的回答，或者具体历史过程的描述，而少有对整体历史走向的思考。当然，宏观研究也不是没有，相对较少而已。这些细节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诚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茅海建所说：“我们今天对许多历史事件有了新鲜的认识，有了恰当的把握，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似非为在观念或方法论上有大的突破，很可能只是明晰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33] 历史细节研究既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当然没有不继续坚持做下去的理由。
然而，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毕竟不全在评价古人的功过是非，最主要的还是探讨今日中国的路怎么走。为了今日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命运，为了未来社会的进步，这就不能离开宏观的研究，或者说“历史大视野”的研究；就不能只戴观察历史细节的显微镜，而不戴预测历史未来的望远镜。必须两镜齐备，在研究历史细节的同时，也对历史作长时段、全方位的思考，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何况即使评价古人，也不是仅靠研究他本人一时、一事、一地、一方面的“细节”表现，而不对其前后左右的人和事，如对他的家庭、对手、朋友、上下级、周围漠不关心者，他所面对的社会舆论，他听到什么、看见什么，等等，做全面的综合研究所能实现的。因此，在充分肯定研究“历史细节”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要对中国近代史做“大视野”的研究。认为首先要在纵向，即时间上“打通”，取消以1919年为界划分为近代、现代前后两个阶段，对1840—1949年的历史做整体研究。胡绳1997年7月在祝贺《近代史研究》出满100期的贺词中说：“我谨重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34] 其次还要在横向，即空间上“打通”，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甚至与周边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做“大视野”的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在反思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时就说过：“研究近代中国，不仅要深入了解所谓‘前近代’的中国，至少还须参考三方面的外部历史，即19世纪以来的西方、日本和各殖民地（以及后人对其的研究）。”“只有对19世纪以来的西方和日本——特别是其发展变化的一面——具有较深入实在的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近代中国很多前所未有的变化。但过去的研究很少真正做到这一点，尤其在日本和中国的关联方面做得最不够（常见的不过是对比双方改革之成败）。”[35] 更为可喜的是还有不少学者怀着一颗追求真理的赤诚之心，不畏艰难地迈开了这方面的探索步伐。尽管他们的研究尚待付出更多的努力，但作为一种值得肯定的新趋势似是毋庸置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走过一条曲折的路，有发展，有挫折，有繁荣；有经验，也有教训。今天，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全国上下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国近代史研究大有可为，其前景必定更加灿烂和美好。
[4]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6、492页。
[5]参见刘大年《范文澜与历史研究工作》，《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537页。
[6]参见蔡美彪《回忆范老论学四则》，《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98页。
[7]参见蔡美彪《实与冷——对范文澜治学精神的两点体会》，《学林旧事》，第208—209页。
[9]黎澍：《中国社会科学30年》，《黎澍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10]黎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黎澍自选集》，第140页。
[11]参见黎澍《“四人帮”对中国历史学的大破坏——评所谓儒法斗争史的骗局》，《黎澍自选集》，第62页；刘大年《范文澜与历史研究工作》，《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544页。
[12]参见黎澍《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黎澍自选集》，第118页。
[13]参见黎澍《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黎澍自选集》，第119页。
[14]张海鹏：《前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著述目录（1950—2000）》，2000年5月印，第1页。
[15]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16]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
[19]参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20]据出席过此次会议的北京学者李宗一和台北学者张玉法先生后来相告，双方除了在会上发表不同学术意见外，会下没有任何接触，似乎都有戒心，只是远远望一望对方是台北或者北京的哪一位而已。
[21]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
[22]《与 〈光明日报〉 记者的谈话》，《黎澍自选集》，第79页。
[23]刘巍：《“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4]陈寅恪：《审查报告一》，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页。
[25]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0页。
[28]参见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 期；李文海《认识近代国情的几个重大历史是非》，《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29]转引自汪敬虞《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殖民主义观点问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30]参见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60页。
[31]参见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32]参见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33]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自序》第2页。
[35]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转引自步平《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