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书

我知道生活书店，是在上小学五年级，看了杜重远主编的《新生》周刊。级任老师周坚如订有这份刊物，我很喜欢看，每期向他借，周老师干脆订了一份送给我。周老师生活清苦俭省，每天清晨花一个铜板喝碗豆浆，但是舍得花一块八毛钱订份杂志（全年）给我看。师恩终生难忘！

看生活书店的书，第一本即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是沙名鹿老师借给我的。沙老师教低年级，年轻，活跃，爱好文艺，几个爱看小说、爱唱歌的高年级学生，很自然地被他吸引在周围；与其说他是老师，倒不如说他是大哥哥。

一九三六年夏天，高尔基逝世，“一盏理智的明灯熄灭了！”消息传来，正值暑假，沙老师组织我们选读文学作品，头一篇就是高尔基的《海燕》，用的瞿秋白译文，逐句逐段讲解，并且朗诵。我们印成活页文选，人手一份。我因为刻写钢板，文章印象更深：“白蒙蒙的海面的上头，风儿在收集着阴云。在阴云和海的中间，得意洋洋地掠过了海燕，好像深黑色的闪电。”“那是勇猛的海燕，在闪电中间，在怒吼的海的上头，得意洋洋地飞掠着，这胜利的预言家叫了：‘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这篇散文诗，至今，我还能背诵十之八九。

同时，沙老师还教我们唱《伏尔加船夫曲》《囚徒之歌》，前者是流行的俄罗斯民歌，后者是高尔基作的词：

太阳出来又落山哟！
监狱永远是黑暗。
我虽然生来自由，
哒哎哟哒哎！
挣不脱千斤铁链。

随后，沙老师借给我一本《革命文豪高尔基》，厚厚的一大本。这本书是韬奋根据康恩所著《高尔基和他的俄国》编译的。韬奋力求把它写得适合中国读者阅读，但是对于十几岁的小学生，还深了一点。不过它的前几章“儿童时代”“幼年时代”“青年时代”，我能够一路看下去，津津有味。这几章讲高尔基五岁失父，成了孤儿，十岁投身社会谋生，当学徒，十二岁逃难到伏尔加河，过流浪生活，和码头上脚夫做朋友，到轮船上洗碗碟，在神像铺子绘图。其间，开始读书，看了普希金、果戈理、龚古尔、司各特等人的作品，使他超越了当前的环境，用新的眼光去观察社会，体验生活。

这本书对我最有影响的，是开头的一段话：

物质环境支配人的力量诚然是很大的，但是人对于环境——无论是怎样黑暗的环境——的奋斗，排除万难永不妥协的奋斗，也能不致为环境所压倒，所湮没。

这一段话，标了黑点。书里还有不少标了黑点的话，我都抄在一个本子上，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看。这些话刻印在我的脑子里。

读了《革命文豪高尔基》，我开始懂得怎样去面对命运，怎样走上崎岖的人生之路，尽管我还很幼稚，还不十分清楚。我出生在小商人家庭，生性软弱，这部书给了我勇气。这一年，我也失去了父亲，生计成了问题，不仅失了学，而且感到前途茫茫。感谢韬奋先生的这本书，尤其是写在全书之前的几句话，在精神上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不要畏惧，学高尔基那样，唯有奋斗，才有生路。

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书，我最早看到的，是一本薄薄的小刊物，柳湜主编的《大家看》半月刊，小三十二开本，每期只有三十面。

柳湜在创刊词《见面的交代》里这样写道：

我们要大家看什么？

看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看我们今日生活着的世界与中国，看敌人的屠刀和我们的抗争，看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受苦受难的同伴。

看清了世界及中国，我们会知道中国究竟应该怎么办！

看清了生活中的一切，我们才知道中国究竟应该怎么过，才是办法！

我们要求大家看，自己看了，还要别人看，自己认识了世界，还要帮助他人也把眼光扩张。

大家看！大家看！不仅看，还要干！挺起身子来把天下兴亡担，大家都如此，中国就有望。

文章作者有李公朴、艾思奇、金仲华、恽逸群、陈楚云、曹伯韩、以群、陈白尘、张天翼……用最浅近的语言，跟读者谈心，讲种种大道理。还有诗歌、弹词、连环画、国难地图。

《大家看》每本只卖二分钱，它登广告说：“少吃一包花生米，就可以看一本《大家看》。”这本杂志我买得起，不仅自己看，还带到学校里给同学们看。

“不仅看，还要干！”太可怕，“煽动阶级斗争”。《大家看》出到第二期就被国民党查禁。下一年，一九三七年冬天，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见到柳湜先生，很高兴，他和李公朴先生在办《全民抗战》周刊。我告诉他：“大家看，不仅看，还要干！”他笑了，拍拍我的头。

在穆源小学，我也办了一个刊物，也叫作《大家看》，不过是手抄的，是给同学们看的。别的我还干不了，就干编辑、出版、发行，一个人包办，自得其乐。

那时，我还看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另一个刊物，陈子展主编的《生活学校》半月刊，它是接替李公朴、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而出版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在人间》，我也从图书馆借来看了。

就这样，我如饥似渴，不分高中低兼收并蓄，只要能够满足我的读书欲望，统统看，上了瘾。在三十年代，年轻人都很苦闷，只好到书本里寻找答案，像我这样的“三联”读者，何止万千。

新知书店的书，我看的第一本，是陈白尘先生从上海寄我的《最后一课》，许幸之写的儿童剧，写一群不愿做亡国奴的孩子们的怒吼。当时，我们一批小学生正醉心于演话剧，组织了一个儿童剧社，已经公演过一回，于是我们在暑假里排练《最后一课》和别的两个儿童剧，准备第二次公演。“七七”炮声响了，日本人真的打来了，神圣的抗战开始了，我跟千千万万同胞一样，投入抗日的洪流。而今后的生活，很可能背井离乡，像高尔基那样去流浪、打工、走进“人间”。顺便说一说：陈白尘先生也写了一个儿童剧《一个孩子的梦》，讲两个儿童想抗日的故事，抗日爆发前三个月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我们儿童剧社也排了，我这也是“不仅看，而且干”。

在那个时代，我能读到“三联”的书，是一种幸福。我常常想，我们的下一代，在读书方面，也能够有这种幸福还是别的什么？世上还有不平事；富了不完全等于文明；愚昧落后还是难治的顽症……我们做出版工作的，要多想想这一类问题。

就这样，我先是“三联”的一名小读者，“三联”的书引导我走上人生之路，在精神上给了我鼓励，在思想上启发我追求进步，懂得爱与憎、善与恶。在成为“三联”的工作人员之后，我又在工作中学到不少东西，在这里锻炼成长。正因为如此，我热爱出版这一行，愿意把我的一点心力、一点余热奉献给“三联”，也就是说，奉献给“三联”的读者和作者，尽管我已年老。

我也乐于看到“三联”后继有人，乐于看到韬奋精神代代相传。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