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核心概念
2.1.1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3年10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时提出，“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次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1）概念提出的背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既有历史渊源又有时代背景，有利于中国与东盟之间搁置争议、深化互利合作，构建繁荣共进的周边环境；有利于借助开放倒逼改革；有利于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全方位合作，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共同繁荣。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同沿线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持续了2000多年，覆盖了东西方人类历史活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在实践层面早已存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先秦的开创期、秦汉的形成期、魏晋的发展期、隋唐的繁盛期、宋元的鼎盛期、明清的衰变期。一是先秦的开创期，先秦时期中国先民已经频繁进行原始的航海活动。距今3000～5000年，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中国南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夏王朝九夷中的殷商善于航海，商王朝时延存的东夷人掌握了海风和洋流的一般规律，考古界推断中国先民从东南沿海出发，逐岛漂航，到达拉丁美洲西岸。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二是秦汉的形成期，造船技术不断提升，中西方互动频繁，将广东番禺（今广州）和徐闻、广西合浦作为始发地向西航行，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向东航行，在印度洋上实现无缝对接，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秦朝岭南发展较快，番禺、徐闻成为主要贸易港口。汉朝种桑养蚕业、纺织业迅速发展，纺织品输出需求旺盛。西汉时期已经开通与印度半岛之间的海路，从徐闻、合浦出发，经南海、东南亚等国，抵达印度半岛南部。东汉时期，中国商人使用风帆经过马六甲海峡和印度商人直接做交易，印度商人经过红海、波斯湾同西亚和非洲东海岸沿岸地区的商人做交易，中国商品最终运往欧洲。三是魏晋的发展期，三国的争雄、东晋十六国的朝廷更迭促进了海洋、航海技术的发展，丝织业也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以丝绸为主要输出品的对外贸易远达15个国家和地区。四是隋唐的繁盛期，因西域连绵战火阻碍了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借机兴起、繁荣。唐朝时期，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都获得了长足发展，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非洲大陆的航线先后开通，并获得延伸，形成了“广州通海夷道”，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通过这条通道中西方开展了深入交往，中国输出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等商品，输入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五是宋元的鼎盛期，北宋人朱或撰写的《萍洲可谈》中明确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南宋时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促进了“大航海时代”的诞生，远洋航海能力大大增强。宋朝重商，“元丰市舶条”鼓励私人海外贸易，以广州、宁波、泉州为贸易大港，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亚、非、欧、美各大洲。元朝初期先后实行了四次海禁，后复置“市舶提举司”，废除海禁，继承宋朝传统开展海外贸易。六是明清的衰变期，明朝虽有“郑和七次下西洋”“隆庆开关”的远洋贸易，但阻止不了朱元璋所颁“寸板不许下海”政令对整个大明王朝的贯穿性影响；清朝虽有大航海时代的外来贸易机遇，但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仅续行明朝的禁海政策，还实行“迁界”，将王朝同外部世界隔绝，延续“天朝上国”的美梦。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在“地理大发现”中已覆盖整个世界，但仍然阻止不了衰变的进程，表现为中国主导地位的衰弱和世界商业贸易性质的改变，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主导地位被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取代，崛起的欧洲国家改变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和平贸易，商业贸易逆差的改变伴随着血腥的武力掠夺和大规模战争。中国近现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屈辱的100年，充斥着殖民、战争，美国逐渐成为全球贸易主导者，海上丝绸之路被彻底遗忘在中国历史的浪潮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同世界的贸易往来逐渐频繁，又重新活跃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了。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背景。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在世界舞台的作用凸显。因此，美国视中国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从构建“两国集团”“重返亚太”到“亚太再平衡”，妄图牵制中国的崛起。中国需要和平突破美国的遏制战略，谋求国际发展空间。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培育欧美、日韩以外的国际贸易市场，解决产能过剩、不良贷款、经济结构调整、外汇储备增长、油气矿产资源进口安全、商品出口安全等问题。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演讲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倡议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开始建设涵盖近30亿人口的“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又再次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助于中国加强同亚洲、欧洲、非洲等国家的经济与外交关系，提升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一带一路”秉承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1877年多次到中国考察地质和地理的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出版了《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提出“丝绸之路”，原指中西陆上通道。《中国大百科全书》将“丝绸之路”定义为“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上的西域各国因“丝绸”物品抽取大量的关税而富裕起来，丝绸在这条商贸通道上具有非凡的影响，因此得名。丝绸之路是汉朝张骞多次出使西域后开辟的一条东西方贸易通道，因“丝绸”得名，但贸易并不局限于丝绸。根据历史记载，中国向中西亚、欧洲输出缎匹、绣彩、金锦、丝绸、茶叶、瓷器、药材、铁器、金器、银器、镜子等物品，欧州和中亚西亚商人为中国带来了香料、金银、珠宝首饰、药物、奇禽异兽、葡萄、菠菜（又称为波斯菜）、胡萝卜、黄瓜（汉时称胡瓜）、胡椒、番茄、石榴、核桃等物品。丝绸之路主要是一条沟通东西方的贸易通道，但并不局限于贸易。商人将西方贵族都称为奢侈品的丝绸等物品通过“丝绸之路”销往西方，从西方带来当地物产和稀奇之物，促进了中西方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扩大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唐朝太宗时期，高僧玄奘沿陆上丝绸之路经中亚前往印度取经、讲学，历时十六载，取回佛教经典657部，撰写《大唐西域记》记载了陆上“丝路沿线”及印度的政治、社会、风土人情，后世留存“西游记”传颂其文化交流的功绩。唐朝时期还有高僧义净沿“海上丝绸之路”经海道前往印度取经，前后二十四年之久，对后世影响巨大。
丝绸之路本意为陆上丝绸之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后来延伸至海上，形成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历史文献所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可参见《汉书·地理志》描述的“海上交通路线”，后世《新唐书》也记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道，即所谓“广州通海夷道”。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出版了《西突厥史料》提出“丝路有陆、海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首次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赋予“丝绸之路”新内涵、新使命，深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综上所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新时代中国为了加强海上互联互通以及发展海洋经济、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依托海洋通道建设东南亚、南亚、非洲、欧洲乃至全球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的平台及机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脱胎于历史，换骨于新时代，以新形式强化亚非欧各国之间的联系，互惠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圈定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五省市，大力建设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宁波、舟山、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湛江、汕头、海口、三亚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节点城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主要航线为：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威尼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加强各国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依托海洋通道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领域的全面合作。
2.1.2 海洋合作
“合作”语出《国语·晋语三》：“杀之利。逐之，恐构诸侯；以归，则国家多慝；复之，则君臣合作，恐为君忧。不若杀之。”意指“共同从事”“二人或多人一起工作以达到共同目的”。《现代汉语词典》将“合作”定义为“互相配合做某事或共同完成某项任务”。顾名思义，海洋合作就是涉海领域的合作，主要指沿海国家或涉海组织及个人为达到共同愿景，谋求共同的海洋利益，在涉海领域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
海洋合作的主体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是沿海国家、涉海公共部门或企业、涉海公民个人，主要指沿海各国、涉海经济体。海洋合作的客体，即海洋合作领域，不仅局限于海洋贸易领域，还在涉海其他领域开展广泛合作，主要包括海洋三大产业、海洋科学技术研究、海洋资源勘探及开采、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海上互联互通建设、海洋文化交流、海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应对、海洋环境监测与保护、海洋权益维护、海洋争端解决、海洋旅游等领域开展一系列的联合行动，共同推动海洋事业的发展。
海洋合作的方式是积极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促进区域合作蓬勃发展。一是加强双边合作，多层次、多渠道开展沟通和磋商，建设一批双边合作示范，充分发挥现有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作用，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二是强化多边合作机制，发挥中国—东盟、中阿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相关国家加强涉海沟通。三是发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相关国家论坛、展会等的建设性作用，通过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等平台，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交流。
海洋合作在新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从“地理大发现”后的武力殖民、资本殖民等不平等合作模式向互惠共赢的平等合作模式转变，从海洋贸易、海洋交通等领域合作向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安全、海洋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行全方位合作。因此，海洋合作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历史性。海洋合作在不同历史时期强调的重点不同，殖民时期的海洋合作与“侵略”脱不开关系，而现代海洋合作主要是强调“合作”二字，海洋合作的意义在本质上有区别。（2）目的性。跨国海洋合作都基于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开展的海洋联合活动。（3）共赢性。开展海洋合作的双方或多方都希望发挥本国的海洋优势，弥补自身海洋发展的不足，通过与他国交换海洋优势达到在海洋领域实现共赢。（4）政治性。海洋合作主体主要涉及沿海国家，这些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存在国际关系，表现为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民族关系、军事关系、文化关系、宗教关系、地域关系等，政治关系又是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关系，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国家间的海洋合作关系具有毋庸置疑的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