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殷忧启圣：南宋泉州社会对朱熹的影响

泉州是朱熹初仕、任地方官时间最长的地方。24岁至28岁为其“逃禅归儒”思想转变的重要阶段，对其一生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从政治、经济、思想诸方面研究南宋泉州社会对朱熹的影响，对于揭示其理学文化的发生，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一）从赵鼎诸贤被逐反思君权吏治

朱熹仕泉之际，正值高宗赵构统治后期，秦桧窃国的最后阶段。因钦宗、徽宗被掳而自立为帝的赵构，其帝业本来就没有合法的根据。秦桧窥测到高宗唯恐复失帝位的心病，挟主擅政。其维持卖国小朝廷的惯用伎俩，即安插心腹爪牙，控制台谏言路，劾逐坚决抗金的主战派和一切异己，那帮依附秦桧的同党、无耻之徒无不从台谏平步青云擢为宰辅。最早受打击遭摈逐的如赵鼎、朱松、刘子羽、范如圭等。上述四人均在绍兴间仕宦泉州。

赵鼎（1085～1147），字符镇，解州闻喜（今山西） 人。高宗尝谓其“两为相，于国大有功”。其宦海生涯尤为曲折，际遇也最为悲壮。

绍兴四年（1134），南宋王朝“以赵鼎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33。在这一年，他促使高宗皇帝“亲总六师，临江决战”，大破金兵，震动朝野。时赵鼎被称为“中兴宰相”。然而，秦桧为相后，朝廷的中兴局面不再，赵鼎的命运也发生了逆转。绍兴八年（1138），由于秦桧的排挤，赵鼎“出知绍兴府”。秦桧率同僚为之送行，但早已看透秦桧为人的赵鼎对其“不为礼，一揖而去”。这使得秦桧对赵鼎更加忌恨，矛盾进一步升级，最终秦桧将赵鼎置之于死地。秦桧先找机会将赵鼎徙知泉州，不久谪官居兴化军，再移漳州，后又转侧潮州安置。为使赵鼎永远不得复用，秦桧给赵鼎罗列了“汲引亲党”“邪谋密计，深不可测”等罪状。所谓“邪谋密计”，实际是说不出所以然的，等同于“莫须有”。在潮州，赵鼎闭门谢客，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然而，政敌仍然不放过他。绍兴十四年（1144），秦桧唆使言官诬陷赵鼎曾经受贿，移海南吉阳军（今海南三亚）安置。

赵鼎被贬海南吉阳军，还给朝廷上谢表说：“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他的雄心抱负并没有因个人受迫害而动摇。秦桧看到这则文字之后无可奈何地说：“此老倔强犹昔。”34而这进一步给赵鼎招来灭顶之灾。在吉阳军三年，心力交瘁的赵鼎寄居在水南村裴闻义家里，基本上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其门人故吏因为惧怕秦桧，都不敢同他来往，甚至书信也没有，只有广西将军张宗元偶尔给他送一些酒食。这让秦桧非常恼火，他一方面将张宗元调离，另一方面责令吉阳军每个月将赵鼎的具体情况上报。绍兴十七年（1147），“诏赵鼎遇赦永不检举”35 ，并且追究先前厚待赵鼎的潮州录事参军石恮，将其除名，流放“浔州编管”。

赵鼎知道秦桧不会放过自己，这样下去只会连累自己的子孙，就派人对儿子赵汾说：“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赵鼎只能以死明志，他给自己写了墓志铭：“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36赵鼎绝食而死，遗言“属其子乞归葬”“天下闻而悲之”。 虽然赵鼎逝世了，但秦桧仍不放过他的儿子赵汾。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逼迫赵汾承认自己与张浚、李光、胡寅等“谋大逆”，株连贤士达53人之多，所幸秦桧不久一命呜呼，不然不知还会有多少人惨遭毒手呢。赵鼎逝世后，其子嗣先是将其葬于昌化县（今海南昌江）旧县村。直到第二年（1148），赵鼎才“得旨归葬”，昌化的赵鼎墓便成为衣冠冢。因为赵鼎一心为国，坚持和权臣抗争，同时又因绝食而死，其气节备受后人尊重。每逢清明时节，当地百姓纷纷到墓地缅怀“赵鼎公”。可惜赵鼎墓石毁于“文化大革命”时期。2005年，昌江县旧县村村民筹资重新为赵鼎衣冠冢树碑。

历史是公正的，地方志说赵鼎知泉州年余，安抚泉民，民感其德，祀于名宦祠。37绍兴二十五年 （1155）秦桧死，第二年（1156）春，朝廷追复赵鼎旧职，朱熹就在同安县学建祠纪念赵鼎。38

朱松、范如圭在秦桧决策议和时，同列上章，“极言其不可”，桧怒，风御史论松“怀异自贤”，出知饶州；范如圭同时被贬，闲居十余年，绍兴二十九年（1159）知泉州。39刘子羽是辅助过张浚的知名抗战派，为秦桧所忌，“风谏官论罢之”40。类此者不胜枚举。

然而，出任同安主簿前的朱熹，尽管18岁举建州乡贡时，考官蔡兹 （泉州永春人）就说他“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但对于南宋社会的政治生活，仅得父师的濡染，还缺乏亲身感受。前辈们恐其“迷昧没溺，丧失所守”，故“亲为讲画，反复辨告”。41官宦泉南的朱熹，不仅深知诸贤受迫害始末，而且耳闻目睹傅自得与“赵令衿案”42始末，则对秦桧以讲和误国，以异议摈逐诸贤，致使“堙厄沦谢”，产生刻骨铭心的理性认识。

秦桧为相，权倾一时，其党羽遍布各地。曾仕泉的主战派、正直的士大夫几乎都遭打击。诸贤被逐的残酷现实对初仕的朱熹有极为深刻的影响。慑于秦桧的政治高压：“猜暴叵测，故家大族一罹飞语，无不糜碎。”43朱熹在《策试榜谕》中劝诫学生说：“若夫朝廷之事，则非草茅所宜言。而师生相与之诚意，亦不当数见于文字之间也，二三子慎之。”44由于前鉴，其深层意识与私下言论，不能直接诉诸文字而授人以柄。由此可见朱熹在同安前期的压抑情绪与韬晦意识，与诸贤遭受迫害以及赵令衿案密切相关。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一死，其党羽纷纷被罢逐。朱熹在讲学之际给学生出的一道策问，对南宋朝廷的吏治腐败的反思不再隐晦曲折，而是直言不讳：

问：台谏，天子耳目之官，于天下事无所不得言。十余年来，用人出宰相私意，尽取当世顽钝嗜利无耻之徒，以充入之，合党缔交，共为奸慝。乃者天子灼知其弊，既斥去之。乃咨人望，使任斯职；又下明诏，以申警之。士怀负所学以仕于世，至此可谓得所施矣。而崇论弘议，未能有听闻于四方，何耶？今天下之事众矣，二三子试以身代诸公而任其责，以为所当言者，何事为大？45

朱熹以一县主簿，言台谏用人之弊，敏锐地洞察秦桧党同伐异所造成的恶果。他对于治国之君必须广开言路——崇论弘议，“听闻于四方”的思考，已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深谋远虑。此后，整顿吏治，防止大臣、近习弄权，以及限制君权成为他终生执着抗争的政治目标。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孝宗即位，诏求直言。秋八月，朱熹在应诏所上封事中，称朝廷为君权吏治的“本原之地”，谓四海利病，斯民休戚，系于“守令之贤否”，而监司则为守令之纲，朝廷为监司之本。对于贤不在位，从朝廷宰执、监司、郡守直至县令结成一张官官相护、层层朘削的巨大关系网，则认为是极大的隐患。他问新君赵昚：

今日之监司奸赃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谁？则非宰相台谏之亲旧宾客乎？其失势者，陛下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矣；尚在势者，岂无其人？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46

这是朱熹第一次向皇帝进言，俨然有几分“帝王师”口气。“岂无其人”实有所指，足见其不畏权贵的道学胆识，也为他日后卷入政潮埋下伏笔。他又有“惟以正朝廷为先务，则其患可不日而自革”之论，所谓“正朝廷”实则是要“正君心”，其深层意义在于限制君权。然而，当时朱熹仅是一个“监潭州南岳庙”的祠官（管庙，有禄无事，住地听便，利于专事学术研究和讲学教育活动），虽已有“程门”传人的名声，但还是官卑言轻，产生不了多大影响。

隆兴元年（1163），朱熹入都奏事，第三札言内修政事，直指赵昚宠信佞臣的君过：致使“谏诤之途尚壅，佞幸之势方张”47；淳熙七年（1180）庚子封事，以倡道救世为己任的朱熹，用淋漓之笔批评赵昚宠信曾觌、王抃等近习权倖：

此一二小人者，上则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之鄙态。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使陛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之独断，而实为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48

淳熙十五年戊申（1188）延和奏事，他面责赵昚亲宠内侍甘惇，痛斥“累年窃位盗权之奸”49王淮。鉴于王淮表里台谏排击异己的教训，以及龚茂良受小人诬陷冤屈致死事，再次批评赵昚不知悔悟的致命弱点；被论者称为朱熹“生平对南宋社会的一次登峰造极的全面解剖”50的戊申封事，所陈天下六大当务之急，其中“选任大臣”摆在仅次于“辅翼太子”的位置；当垂暮之年的朱熹被新君赵扩召请入都，作为“帝王师”入侍经筵46日之际，其所面陈四事，以第三事论“朝廷纲纪”51 最为尖锐，即抨击赵扩的独断与韩侂胄的弄权，并提出限制君主专制的更革措施。

然而，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绍兴间秦桧弄权，控制台谏，陷害忠良，朱熹的父师、父执等一批正直的士大夫遭受打击；而庆元间韩侂胄擅政（光宗晚年卧病不能视朝），同样利用台谏作为工具，纳结邪恶，制造“伪学之禁”，打击朱熹和散于各地的朱氏门人。庆元六年（1200），朱熹在党禁的阴霾中去世。而韩侂胄则因倡“开禧北伐”，逞“立功自固”的一念之私，失于审时度势，落得个兵败误国的可耻下场。

从初仕泉州到“庆元党禁”的四五十年间，朱熹最初透过“赵令衿案”反思南宋吏治，在讲学时向诸生“策问”，其后一次又一次地向最高统治者进言抗争。他后来的限君思想已升华到更深层次，触及君主制度本身的改革。由此可见，泉州的仕宦生涯，对其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二）从经界赋税透视财政弊端

在绍兴初期就名噪京师、声达宫廷的泉南诗人林外，于绍兴三十年（1160）前为临安（今杭州）太学生时，曾有一绝《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52诗寓深意于洒脱，隐讽嘲于赏悦，把不图恢复、醉生梦死的南宋君相刻画得入木三分。然而，当我们横向检讨几乎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时，发现事物竟是这样的具有讽刺意味：泉南诗人林外在临安题咏抒写胸中块垒，发泄对南宋君相偏安纵逸的不满之际，官宦泉南的同安主簿53朱熹正在忠于王事，恪尽职守地向百姓催交赋税。当他发现漳、汀、泉三州经界不行，赋税苛重不均，贫弱之民不堪忍受时，则极力为推行经界，蠲减经总制而奔走呼号。“海邑三年吏，勤劳不为身”54“王事贤劳只自嗤，一官今是五年期”55，正是朱熹莅职勤勉，“苛利于民，虽劳无惮”的真实写照。

宋室南渡，高宗的政权极为脆弱。当赵构从扬州巡幸回杭州时，即遇宫卫警戒的军官叛变，立他刚一岁多的小儿子为帝。韩世忠勤王，赵构才得以复辟。而惊魂未定，又被金兵追逐得浮海逃命，直到绍兴五年（1135）建太庙于临安，才算替南宋立都。而南方各地叛兵作乱，农民起义频仍，戡乱及求和攘扰达十余年之久。56因此，著名史家黄仁宇认为，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化。绍兴年间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将张俊家每年收租60万斛，杨沂中家单在楚州就有田产39000余亩，金州石泉县杨广家中积谷可支30年。57土地集中造成赋税不均，强宗豪右隐田逃税，贫弱细民产去税存。有田无税，有税无田成为全国普遍现象，直接造成朝廷的财政危机。绍兴十二年（1132）至绍兴十九年（1139），在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的主持下，全国施行经界，以后部分地区仍继续进行，一直到绍兴二十八年（1148）才全部结束。唯独泉、漳、汀三州却因赵构听信提刑孙汝翼颠倒黑白的上状：“泉漳汀三州，近经草寇，民多逃移，乞将三州诸县不以己未打量均税，一切权行住罢，俟盗贼宁息日，申取朝旨施行。”58于绍兴二十年（1147）七月诏罢了三州经界。而 “富者日益兼并，贫者日以困弱”，正是朱熹作为同安主簿的最大难题。他特地拜访了惠安县丞郑昭叔，听取他在仙游任上推行经界的办法，记录下来，准备在同安推广。永春县令黄瑀（德藻）也有相类似的政绩：

及来永春，承寇乱蛊弊之余，田莱多荒，民力凋瘁。公（黄瑀）至，首蠲其宿负。民有鬻业而税籍不除者，悉厘正之，其文书或不具，则履亩而均其税。于是豪民无得幸免，而民弱以苏。59

在向上述二位泉属资深官员做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朱熹不顾上司停罢经界的禁令，自行在清查版籍田税上做了一番论证筹划，请县令陈元滂施行，得到一些收获，这件事他后来在漳州任上提过：

熹绍兴二十三四年间，备员泉州同安主簿，是时已见本州不曾经界。县道催理税物，不登乡司，例以逃绝为词，官司便谓不可追究。徐考其实，则人户虽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本处，但或为富家巨室先已并吞，或为邻至宗亲后来占据，阴结乡吏，隐而不言耳。固尝画策，以请于县。一时均割虽亦颇多，然本原未正，弊随日生，终不能有以为久远之利。60

朱熹力图把正经界作为自己在同安推行仁政的实际行动，但孙汝翼所谓“俟盗贼宁息日，申取朝旨施行”只不过是堂皇的幌子。绍兴二十五年（1145）以后甚至连全国各路推行经界也因大地主官僚的反对作梗而“往往中辍”。漳汀泉三州重新恢复经界之事，三十余年后即绍熙元年朱熹守漳时再次重提。《泉州府志》以沉重的笔调记其事：

承平既久，荒垦互易，而伪慝俵寄，蠹弊丛生。朱文公主簿同安，深知其弊。后守漳州上言：经界为民间莫大之利，绍兴中已推行处，公私两便，独泉漳汀三州未行，民困枵败，官失常赋……请推择官吏，委任责成打量亩步，攒造图帐，费从官给，随产均税……而贵家豪右侵渔贫弱者，胥为异论挠之，前诏遂格。终宋之世，田土高下，变眩莫据。61

正经界与整顿赋税是密切相关的，经界版籍越是混乱不行的地方，赋税就越苛重不均。南宋绍兴年间赋税激增，秦桧“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各种无名苛税层出不穷，尤以经总制钱最为扰民。经制钱本是北宋经制使陈亨伯以镇压方腊起义为名增收的临时税，总制钱则属朝代草创时筹款的办法。两税一般从既有的税额增派附加。初时每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后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征收官方办事的手续费62，与赃罚并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驻军定期提供“每月桩发”。此外，赵宋宗室——南外宗正司为避战乱，于建炎三年（1129）迁泉州。初始时期，朝廷应瞻之数多，本州出备少。后来朝廷应瞻数量减少，泉州地方还要负担南外官署和学校的开支，则所谓“官子之养廉，宗学之养士”63。这样，南渡以来国运衰落和统治阶级的奢靡腐败所造成的财政危机迭经层层转嫁，最后全落在老百姓身上。负担最重的人们，也是最无力负担的人们。朱熹到同安不久，便遇户部急如星火催逼州县地方督办积年亏欠的经总制，一场不顾百姓死活的催勒情景令人触目惊心：

前日之为户部者，又为之变符檄，急邮传，切责提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办于县，转以相承急。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于赏典，意外督趣，无所不至……计今天下州县以此（经总制钱）为号，而率取其民者，无虑十之七八，幸其犹有未至于此者。则州日月使人持符来逮，吏系治挞击，以必得为效。而县吏不胜其苦，日夜相与撼其长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则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并缘为奸，何所不有!64

同时遭受督责之苦的朱熹，愤而写信给先父故旧、户部侍郎钟世民，敏锐地指出经总制是“民所不当输，官所不当得，制之无艺，而取之无名”65，痛斥“公卿以下，共事媕阿”66，无人敢批评这种掠杀百姓的巧取豪夺。而第一个冲破被满朝大臣诸公视为“禁区”，主张悉予蠲免经总制积年欠额的，竟是一名初登仕途的二十五六岁的小小主簿。由此可以窥见其早熟的理性思辨才华和敢于犯上抗言的正直性格。但钟世民对其上书不置可否，朱熹减免赋税的努力落空了。

对于防止官吏赃私，朱熹也煞费苦心。他利用“檄书按事涉其境”之便，向永春县令黄瑀取经。黄瑀对付百姓输赋过期，吏人为奸作弊采取的办法：“民输赋或后期，不使吏与其间，独揭其姓名于市，为之期日，而闻者相先以至，间不一岁，流庸尽复，赋入再倍”。67朱熹仿效变通，且有所创新：

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只以一幅纸截作三片，作小榜遍贴云：本厅取几日点追税甚乡分税，仰人户乡司主人头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时，纳者纷纷。然此只是一个信而已。如或违限遭点，定断不恕，所以人怕。68

然而，正如朱熹所忧虑“输尽王租生意微”，69官方“赋入再倍”，只能使百姓陷入更深的贫穷困苦之中。南宋朝廷竭泽而渔的财政措施，致使百姓不能按期如数纳税，在走投无路之际，势必铤而走险进行反抗。同安濒海，由于盐法弊坏，盐贩流民起义不断，或攻城作乱。绍兴二十五年夏，有一股起义军进攻县城，朱熹与监盐税曹德广同守县城西北，两人尽心协力登城指挥，击退起义军。事后，世代习兵的曹氏以“仰高临下则弓矢”为固城之计，在城角辟圃习射。朱熹为作《射圃记》，叙述守城和练兵的“治绩”。朱熹作为主簿，在城“不能守，吾属死无处所”70之际，采取 “治民以法”代替 “爱民以仁”。事实上，自幼接受父师和武夷三先生儒家仁政理想教育的朱熹，对“爱民”有着非同一般的执着。而催讨赋税、课督劳役、以弓守城都有违于关心民瘼，由“忠君”走向“爱民”的反面。这种矛盾在他的心底时隐时现，有如其“拙勤终不补，谁使漫劳心”71“仕身谅无补，憔悴欲归休”72之吟咏。由于掌管簿书赋税使朱熹从同安一县及泉州一郡透视了整个南宋社会的腐败糜烂和财政弊端。他给诸生出的一道策问，忧患的背后隐伏着对秦桧之流把持朝政时期巧立名目，明征暗增，搜刮刻剥无所不用其极的仇视：

问：泉之为州旧矣，其粟米市缕力役之征，岁入于公者，盖有定计，禄士廪军，自昔以来，量是以为出，不闻其不足也；有不足，则不为州久矣。而比年以来，困竭殊甚，帑藏萧然，无旬月之积。二千石每至，往往未及下车，而惟此之问。然文符益繁，县益急，民益贫，财富益屈。此其故何耶？73

秦桧死后，赵构“数下宽大诏书，弛民市征口算”等，以示惠民。但积弊既深，更张软弱无力，不能解民于倒悬。尽管朱熹认为推行经界、蠲减赋税对于挽救南宋衰世，比起从文化思想深层结构改变人心道德，只是治标未能治本，但事关生民休戚。因此，自同安任上及其后三四十年间，他一直不失时机地为之执着抗争。

淳熙庚子（1180）封事，朱熹对整顿南宋财政，提出以恤民、省赋、治军为要务，其本则直指人君心术：

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74

在历经“笔端雷动奸豪息”“政声报最惟清白”（赵善括诗）的南康赈荒；“大节殊伟”（陆九渊语）的浙东提举以后，朱熹对整个南宋社会的弊端已洞若观火。戊申（1188）封事之际，东南赋税已由南渡之初的一千万缗增加到六千五百多万缗。对于经总制这一无名之赋，他一反过去蠲免欠额的温和要求，提出概予罢免“以幸天下”的主张。75视经总制为南宋小朝廷的经济命脉的赵昚皇帝，面对朱熹“振廪蠲租，重禁科扰……宽疲民力”，以图“固有邦之本”76的忠告，只能佯装听谏而虚与蛇委。绍熙元年（1190），朱熹出知漳州，再次向经界、盐法、经总制三件关乎国计民生的财政弊端开刀。然而，朱熹将近一年的临漳之政，以经学理学的传播最为可观，次则盐法的整饬，经总制的蠲减略有更革，唯经界用心最多费力最大则终不能行。经界不行的原因，从朱熹离任前夕给左相留正（泉州永春人）的信中可窥一斑：“熹之所忧，独恐温陵（泉州）富室既多，其间岂无出入门墙之下，承眄睬之恩者，必将巧为说词，乘间伺隙，以济其私，窃愿高明审焉。”77与前引《泉州府志》谓“贵家豪右侵渔贫弱者，胥为异论挠之”互为印证，则可知漳泉汀三州“终宋之世，田土高下，变眩莫据”的历史教训。

朱熹对南宋泉州财政弊端的透视为论者所鲜及者，有如其对皇族宗室的考察及预言：

宗室俸给，一年多一年。骎骎四五十年后，何以当之？事极必有变。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遗请给。初立此条，止为贫穷全无生活计者，那曾要得恁地泛及！78

他早已关注南外宗官寄治泉州，挟势为暴，“夺胡浮海巨舰”及“占役禁兵以百数”，又“盗煮海之利，乱产盐法，为民病苦”79等。他认为朝廷不虑久远，宗室日盛，为州郡之患。他说：“宗室请受浩翰，直是孤遗多。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遗请受；有子孙多，则宁不肯出官。盖出官，则其子孙孤遗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遗众分之多也。”80周密《齐东野语·宗子请给》记南渡后，宗室按实际人数“仰食县官”，西南两宗无赖者，“至纵其婢使与闾巷通，生子则认为己子，而利其请给”。81唆使婢女与人通奸生子以获得“请给”，实属罕见之弊例！因此朱熹深忧宗室既坐享其成又贪得无厌，终致“事极必有变”，这是洞察社会经济问题的哲学思考。再如对南宋滥行纸币，他更是预见到其隐伏的严重危机：

这物事轻了，是诱人入于死地。若是一片白纸，也直（值）一钱在。而今要革去其弊，须是从头理会方得。82

其说纸币（官会）“诱人入于死地”，既看到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之恶果，又引唐仲友伪造官会以为鉴。果如其言，南宋初米一石值3缗为常情，100年之后有提到340缗、700缗及1000缗的记载，其货币贬值已超过300倍。83在市场狭小、交通拥塞的条件下，社会已是险象环生。到了宋季，虽“官降钱甚优厚”，但丁壮还是要逃避募兵，于是“野无耕人，途无商旅”。元军南下，蒲寿庚献泉州城投降。景炎二年（1277）蒲寿庚为了投靠新主子，“尽杀南外宗子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备极惨毒”。841279年，左丞相陆秀夫负帝昺赴海死，南宋亡。朱熹去世未远，其 “事极必有变”语，则成为现实。

综上所述，朱熹初仕为泉州同安县主簿，对其政治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秦桧摒逐诸贤诛杀异己。经济上，赵宋王朝自元祐二年（1087）在泉州设立市舶司85，管理海外交通贸易税收，以往“量是以为出，不闻其不足”，财政情况历来优于其他地方的泉州尚且“比年以来，困竭殊甚，帑藏萧然，无旬月之积”；加上朱熹亲自参与管理赋税，深知上司“文益繁”，地方上“县益急，民益贫，财富益屈”的社会现实。这是朱熹从文化思想上回归儒家立场，及其理学思想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