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帝《经书》糅合佛道阐发《四书》义理，多层次覆盖世俗社会生活

《四书》（《学》《庸》《论》《孟》）代替《五经》（《易》《诗》《书》《礼》《春秋》），成为引领封建社会后期六七百年的官方意识形态。历代统治者把关羽奉为忠义神明，并以佛道教争祀关羽为契机，不断追加封号，诏封关氏三代公爵，命天下府州邑各“以庙置主，春秋祭”。关羽的地位被抬升为武圣人，与文圣人孔夫子受到同等规格的膜拜。从清代流行于江南南宋以降的“本系梦与玉泉寺僧，僧醒而传述”256的《关帝明圣真经》，与清末收入泉州重刻的《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的《圣经考》，以及泉州通淮关岳庙砌于墙上的《觉世真经》（道光间泉州人、四川总督苏廷玉择写）等经书看，其内容皆是理学（新儒学）借关帝宣传“忠孝修身立命之事，谆谆垂诫世人”之伦理，亦即“积善之家有余庆，积不善之家有余祸”的劝善道理。还有以儒治世为主，以佛治心、以道养生为辅之通俗说教。

先秦儒家就人性的问题，讨论人性善恶。孟子在批判告子“生之谓性”的基础上建立其人性论，以养吾“浩然之气”作为提升人的道德水准的途径。宋儒则将心性修养方法引向深入：以“天命之性”（人人心中都有）与“气质之性”（可为善也可为恶）区别人性，以“人欲”为挟气质之性以俱来之罪恶。实质是将人性引入宗教的“原罪说”。因此，对于“存理灭欲”，提升人们的德性伦理。朱熹通过注解《四书》，综罗先儒的义利之辨，在理气的框架下阐发孟子的“四端”（仁、义、礼、智）“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阐扬“正气”。同时，以《论语》立其根本，以《大学》“格物穷理”为纲领，发《中庸》之微旨，强化并张扬“诚”“敬”观念，以体认“天理”，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天人合一境界。元代《四书》悬为令甲，成为科举考试教科书，朱子《四书集注》成为读书人的标准答案，取得与经同等的地位。上述关帝经书产生于清代，亦即康熙复兴朱子学之后，出自地方缙绅之手的《经书》无法摆脱理学的藩篱，无论通篇抑或字里行间都洋溢着理学文化。

《圣经考·经注》之“鸿濛章”极言因果报应“鸿濛元始，天地未分，大化佈气，是生万物。……化化生生，乃有伦理，宿命因缘，有善有恶，所作之报，如影逐形。种兰得香，种粟得粮，因人善恶，祸福不爽”。“摄生章”则教人“存理去欲”以养生：“人之戕贼其生，未有不始于欲声色、货利之类，一有溺情，则精耗神疲……惟淡泊宁静，存理遏欲，则心安身逸，可语长生。”257“配育章”不超200字，“天理”化为经义凡四出：“人伦中夫妇、父子两端……引之以善念天理也。夫家室永宜，嗣续绵远……而往往不可得者，何也？天理不存故也。天理者何？事亲孝，事君忠，居仁由义而已。苟宅心光明，立身正大，则天理常存。”258“气数章”则阐述“气禀”与“为学”的关系：“人禀气数以生，宁无清浊智愚之别，然而补偏救弊，原俟乎人……气数之小在人，如庸凡愚昧之资，学问可得而转移。”“欲界章”则阐发朱熹“心统性情”说：“欲者，情也。情发于性，贵不失其本，若人一经陷溺，则不名欲而名慾，慾炽而失其情，即失其性，并失其统性情之心矣。”259朱熹重视关涉心性问题的“四端”“七情”，也能在其中找到痕迹。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离开了理学（新儒学）落实于人心的民间宗教，理学成了毫无着落的学问，犹如四处飘荡的游魂。在关帝信仰的“诵经仪式”中，按民间规则，若一时不及塑画圣像，即用黄纸以朱笔写：“伏魔大帝关圣帝君神位”。斋戒沐浴，点烛上香，鲜果供品，三跪九叩，反复诵读，践履笃实。理学文化伴随着关帝信仰善男信女虔诚的诵经活动而潜移默化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