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历史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是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发展的反映。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城市文化底蕴深厚。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工业化发展融入了西方工业化的元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到21世纪初，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来，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道路，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问题表现突出，尤其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背离直接影响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速度与质量，进而影响到了国民经济发展。

本研究以制度变迁为主线，将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背离阶段（1953—1978）和体制转轨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初步协调阶段（1979—2011）。在如何看待国民经济发展的问题上，不能把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对立起来。在近70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按照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或资源配置方式进行划分，可以大致划分为几个阶段：新民主主义经济阶段、计划经济阶段、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当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党的经济发展方针和政府经济政策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国家的五年发展规划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了厘清1953—201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本研究在系统总结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主要考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与体制转轨时期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演进和互动机制，并通过实证研究，找出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演进的规律。同时，借鉴外国部分国家或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模式，利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多视角、全方位、整体地、客观地、发展地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认识和看待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试图为“新常态”下中国未来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本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考察。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53—1978），还是体制转轨时期（1979—2011），都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分析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第二，将这两个时期都分别细分为三个阶段，对各个阶段的历史演进进行考察；第三，总结此阶段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特点；第四，对当时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做出明确判断；第五，分析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研究发现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处于极不协调的互动状态，即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而在体制转轨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逐渐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两者之间的关系逐步趋于协调。

第二部分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机制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机制研究；第二，城市化促进工业化的机制研究；第三，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机制的形成与演变。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互动机制已初步形成，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化促进工业化，工业化水平决定着城市化水平。工业化与城市化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

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第一，阐述工业化与城市化指标体系的设置原则和构建；第二，评价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水平，即通过功效函数和系统指标权重的确定，构建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模型；第三，选取变量与样本数据，利用上述模型测定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程度；第四，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对该关系进行定量测度。

第四部分是对外国的借鉴，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影响因素与发展特征；第二，拉丁美洲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影响因素与发展特征；第三，亚非转型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影响因素与发展特征；第四，通过对外国不同层次、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分析，为未来制定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战略提供借鉴。

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历史启示。通过对1953—201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进行考察，本研究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严重失调而体制转轨时期协调发展程度不断提升。为此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第一，注重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创造能力；第二，注重文化发展，推进文明进步；第三，注重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进步；第四，正确处理产业与就业的关系；第五，正确处理城乡统筹与城市级别的关系；第六，完善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互动机制；第七，增强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内生性；第八，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本研究通过比较、系统、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动态分析方法，有如下创新：第一，已有的文献关于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经济史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采用历史分析与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1953—201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行经济史考察，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第二，在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城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同时使用史学方法广泛收集文献资料，并按照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对1953—201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史实进行系统研究，丰富了经济史学研究的内容。第三，对中国工业化水平衡量的标准不同，会得出不同的判断，本研究对已有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进行了梳理和比较。第四，尝试使用定量方法对经济史进行研究，包括采用熵权值赋予各个指标权重，借助功效函数和耦合协调度函数模型，计算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度；选用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进行定量分析；基于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进行定量测度。第五，将1953—201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进行纵向研究，同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横向比较。本研究既有纵向分析，又有横向比较，因此拓展了经济史学研究的视野。

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作为对工业化与城市化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值得深入拓展的空间，主要表现在：第一，对文献资料的挖掘仍不充分，尚有大量档案及其他文献资料没有得到运用，直接影响到研究的质量。第二，不同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程度是不同的，本研究中并没有对各个地区单独进行研究，对于各个省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历史演进基本没有涉及。第三，局限于研究时间、能力和精力，本研究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以官方统计数据为主，因此缺少问卷调查的第一手数据。第四，限于研究的篇幅，对“三化”融合、“四化”同步、“五化”协同均未涉及。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需要继续围绕这几个问题进行研究、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