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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我走上了菲德勒和古德哈特走上山顶的同一条路，走过了一个1919年的城市，这个城市正处在巨大变化的风口浪尖上。“我无法参加我的期末考试，”劳特派特说，“因为大学关闭了对东加利西亚犹太人的大门。”⁴⁴他遵循了作家伊斯瑞尔·冉威尔的建议，出发前往维也纳。

我去造访了他在利沃夫的故居，位于剧院大街上的一栋灰色的新古典主义的四层建筑，基本完好地保存到今天，现在由“哥萨克旅馆”使用。从那个时期的照片上看，这栋建筑被左右两座教堂和背后雄伟的市政厅塔楼包围着。大厅里有一块铭牌记载了建筑师的名字（工程师A. 皮勒，1911年），介绍了装有玻璃天窗的气派的楼梯间。这间位于二楼的公寓有一个露台，提供了欣赏城市街景的良好视野。

我透过眼前的景色想象着劳特派特离开的情形。他到了火车站后，会穿过作家卡尔·埃米尔·弗兰佐斯笔下鲜活的场景，与这样一群人擦身而过：轻骑兵军官和旁边优雅的绅士；有着“黝黑狡猾的脸孔”，戴着“沉甸甸的大金戒指”的摩尔多瓦贵族；穿着“厚重的丝绸衣服和脏兮兮的衬裙”，有着“深色眸子”的女人；留着长胡子的鲁塞尼亚神父；正要去布加勒斯特或雅西碰碰运气的年老色衰的风尘女子。⁴⁵他可能也遇到了一些“文明的旅行者”，像西行的劳特派特一样思想开明的波兰犹太人。

劳特派特抵达维也纳西北车站。这座受弗洛伊德、克林姆特和马勒影响的城市，正在经历经济困难时期，饱受帝国终结的创伤。劳特派特身处红色维也纳，这是一座由社会民主党人担任市长，挤满从加利西亚来的难民，通货膨胀和贫困肆虐的城市。俄国革命引起了一些人的焦虑，给另一些人带来了希望。奥地利屈服了，帝国分崩离析了。它现在依赖捷克和波兰提供的煤炭，以及巴纳特提供的谷物。奥地利失去了出海口，失去了帝国时期领土范围的绝大部分，包括说德语的苏台德地区和南蒂罗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还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布科维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也分离出去了。奥地利被禁止与德国合并，甚至不允许自称为德意志奥地利。

屈从和耻辱的感觉进一步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从加利西亚涌入的“东犹太人”——像劳特派特和莱昂这样的年轻人——很容易就被他们当成攻击目标。在劳特派特到来之际，5000人聚集在市政厅要求把所有犹太人赶出城市。两年后的1921年3月，参加反犹太联盟集会的人数增加到了4万人，他们鼓掌赞成城堡剧院总监霍夫拉特·米伦科维奇要求严格限制犹太人工作的呼吁。⁴⁶

记者雨果·贝陶尔出版了畅销小说《没有犹太人的城市》，书中设想了一座没有犹太人的城市。“如果我能够离开燃烧的伦贝格贫民窟并到达维也纳，”贝陶尔笔下的人物宣称，“我想我会从维也纳设法去别的地方。”⁴⁷在小说中，没有了犹太人之后，城市就散架了，他们在适当的时候被邀请回来，对他们的驱逐被认为是错误。贝陶尔为这样的想法付出了代价：他于1925年被年轻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奥托·罗斯托克杀害，后者在审判中以发疯为由逃脱了惩罚，被无罪释放（他后来成了牙医）。民族主义报纸《维也纳早报》警告说，贝陶尔的谋杀案是对“每个有目的地写作的知识分子”⁴⁸发出的信号。

劳特派特在维也纳的生活中穿插着这类事件。他现在就读于大学法律系，他的老师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朋友和大学同事，著名的法理学专家汉斯·凯尔森。⁴⁹凯尔森将学术生活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在战争期间曾经是奥地利战争部长的法律顾问。他帮助起草了奥地利革命性的新宪法；推动创立了第一个配备有权解释和适用宪法，并应个体公民的要求行使这一权利的独立的宪法法院，这成为欧洲其他国家所效仿的范本。

1921年，凯尔森成为宪法法院的法官，使劳特派特在欧洲（如果不是在美国）直接接触到了新的观念：个体拥有不可剥夺的宪法赋予的权利，他们可以去法庭行使这些权利。这与波兰那种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模式不同。两个关键的区别——群体与个体的区别、国家执法与国际执法的区别——对劳特派特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在奥地利，个体被置于法律秩序的核心。

相比之下，在法律是为主权者服务的观念所主导的这个纯粹的、保守的国际法世界中，个体拥有可以对国家行使的权利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想法。国家必须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除非它自愿接受强制性规定（或者这些规定是强加的，如同《波兰少数民族条约》之于波兰）。简单地说，国家可以对其国民做任何事情，可以歧视、使用酷刑或杀害。《凡尔赛和约》第93条及后来使我的外祖父莱昂于1938年被剥夺波兰国籍的《波兰少数民族条约》可能在一些国家为一些少数族裔提供了保护，但是并没有提供普遍意义上对个体的保护。

劳特派特引起了他教授的注意。凯尔森注意到他“非凡的智力”，这个来自伦贝格的年轻人具有“真正的科学头脑”。⁵⁰他还注意到他说的德语有“明显暴露他血统的口音”，因为这个学生是“东犹太人”，这在20世纪20年代的维也纳可算是“严重缺陷”。这就是为什么他在1921年6月被授予学位时只拿到了“合格”等级，而不是“杰出”。

劳特派特埋首于国际法的研究和关于新国联的博士论文中。他曾在两位导师手下工作：犹太裔教授利奥·斯特里索尔教授和非犹太裔的亚历山大·霍尔德—费尔纳克教授。1922年7月，他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被评为“优秀”。这个评定让凯尔森感到惊讶，凯尔森知道霍尔德—费尔纳克是激进的反犹人士（15年后，在德奥合并之后，霍尔德—费尔纳克公开且错误地谴责他的大学同事埃里克·沃格林是犹太人，导致这位杰出的哲学家逃到美国）。⁵¹

在需要古斯塔夫·马勒被迫受洗皈依罗马天主教才能继续担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的环境中，劳特派特再次遭遇了种族和宗教歧视的现实。⁵²这促使他产生了一个新想法——个体权利“至关重要”。他不缺乏自信心，他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领袖。同时代人认可了他是一位优秀的倡导者，一位具有“尖锐”幽默感的年轻学者，他受到了对正义的渴望的鼓舞。他长着深色头发，戴着眼镜，有着坚毅的脸庞、炯炯有神的眼睛，是一个内向的人，住在“自己的世界”里，但也关心政治，积极参与犹太学生的生活。他成为犹太学生组织的协调委员会“高校委员会”的会长，并于1922年当选世界犹太学生联合会主席，爱因斯坦是这个组织的名誉主席。⁵³

除此之外，他参加了更多寻常的活动，帮助管理犹太学生宿舍，这就意味着要雇佣一名管家。他们任命了一位名叫保拉·希特勒的年轻女子，他们并不知道她的哥哥就是正在迅速扩大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的领袖。1921年，阿道夫·希特勒意外地出现在维也纳，他的妹妹说他是一个“从天而降”⁵⁴的访客，那时他还没有臭名昭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