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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特派特的人生因23岁的“红王子”奥地利威廉大公做出的秘密决定而改变，这个决定将导致伦贝格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流血冲突。这发生在1918年11月，即莱昂离开维也纳的4年之后，威廉大公命令奥匈帝国军队的波兰部队从伦贝格撤出，用2个乌克兰西奇步枪军团取而代之。1711月1日，乌克兰人控制了利沃夫，宣布其为新成立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接着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两派之间开始了惨烈的战斗，犹太人被夹在两者之间，害怕站错边变成失败的一方，想选择中立。18冲突在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签署停战协议，波兰宣布独立之后也没有停止。流血事件波及劳特派特一家居住的剧院街，房屋被严重毁坏。劳特派特同校的朋友约瑟夫·罗特（与在附近布罗迪出生的小说家同名）将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描述为奥匈帝国解体时的“摩擦和冲突”。罗特解释说：“为了保护犹太人，自愿的犹太民兵组织出现了。”其中包括劳特派特，他“日夜”在犹太人区巡逻。19
在一个星期内，乌克兰人的控制权输给了波兰人，达成了结束战斗的协议。20利韦夫变成利沃夫的同时，街头出现了抢劫和杀戮。
我找到了一张街垒的照片，就是劳特派特一家后来居住过的街道，薄薄的初雪落在上面。有了这张照片，我们能更容易地想象发生在那3天里，被《纽约时报》的头条报道描述为“1100名犹太人死于伦贝格大屠杀”21的事件。舆论的压力迫使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出面制止杀戮。
伦贝格西斯笃街上的街垒，1918年11月
在这些暴力事件陷少数族群于危险之中的同时，劳特派特继续埋头苦读。面对族群冲突波及成千上万个个体的严酷现实，他建立了一所犹太高中（文理中学），并且组织了对波兰学校的抵制。他的一位朋友解释说，犹太青年无法“和那些参与屠杀犹太人的人坐在同一条板凳上”22。
随着建立新的波兰或乌克兰国家的可能性出现，现有当权者的崩溃释放出了暴力的民族主义。犹太人对此的反应各不相同。正统犹太教徒中的反民族主义社群希望与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一起平静地生活，一些人主张在前奥匈帝国领土上的某个地方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其他人则希望犹太人在刚独立的波兰获得更大的自治权。23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和新国家的出现，群体认同和自治的问题将法律推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这既是规模上也是范围上的新进展。“法律能怎样保护少数族裔？”有人问。“他们可以说什么语言？”“他们能够在特殊学校教育他们的孩子吗？”这样的问题放到今天仍然会在世界各地引起共鸣，但在那时还没有任何国际规则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指导。每个国家，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那些居住在其境内的人。国际法中既缺少关于多数族裔如何对待少数族裔的限制，也没有赋予个体权利。
劳特派特的智慧成长正值这个关键时刻。在伦贝格生活和授课的哲学家马丁·布伯成了影响他的知识分子，布伯反对作为可恶的民族主义形式之一的犹太复国主义，坚持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压迫阿拉伯居民。24劳特派特参加了布伯的课程，被这种想法所吸引，把自己看作是布伯的弟子。这是最初萌生的对国家权力的怀疑。25
与此同时，法学院仍在继续上课。劳特派特把自己沉浸在罗曼·隆尚·德贝里埃教授关于奥地利私法的课程中，即便奥地利正在衰败。马卡雷维奇教授每天都会讲授奥地利刑法，而这一法律已经不再适用于波兰的利沃夫，这门课程由此蒙上一层超现实的色彩。1918年秋天，劳特派特也学习了第一门国际法课程，讲师是活跃在维也纳政界，即将成为波兰新议会议员的约瑟夫·布泽克博士26。在这所歧视盛行，教授可以自行禁止乌克兰人和犹太人参加课程的大学里，这门课肯定会强调这个课题的边缘性。
劳特派特设想着迁居别处，也许是受到他阅读记录本上某一本书的启发。即将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伊斯瑞尔·冉威尔写的《隔都喜剧》，提供了一系列关于“盎格鲁化”的荣耀的故事。在《忧患之子的模特》中，冉威尔写了一个因“无法忍受”国内现状而离开俄罗斯去英国的旅馆老板的故事。另一个故事（《神圣的婚姻》）里提出了一个问题：“难道你不想去维也纳吗？”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