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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的一个炎热的夏日，欧洲战场上的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星期，一位出生在若乌凯夫，现居英国剑桥的中年法学教授等待着午宴客人的到来。我想象着他在克兰默路上一栋牢固的半独立式房屋的楼上书房里，坐在桃花心木的办公桌前，凝视着窗外，留声机中放着巴赫的《马太受难曲》。48岁的赫希·劳特派特焦急地等待着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的到来，后者最近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德国战犯首席检察官。

正向剑桥赶来的杰克逊则怀揣着一个特别的问题，他为此要寻求劳特派特的“良好判断和学识”²。具体来说，他需要说服苏联和法国对纽伦堡被告提出指控，指控德国纳粹领导人犯下的国际罪行。杰克逊和劳特派特之间互相信赖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几年前。他们会讨论罪名清单、检察官和法官的作用、证据的处理、语言的要点。

他们不会去谈论的问题就是劳特派特的家庭，就像莱昂和其他数百万人一样，他等待着有关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叔叔、姨妈、表兄弟和侄子的消息，一个大家庭在伦贝格和若乌凯夫悄无声息地失踪了。

他不愿与罗伯特·杰克逊谈起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