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寻常的谋生路

我父亲被害以后，家中实际当家人是我的祖母。我的祖父因病早逝，祖母30多岁就守寡了，艰难的时世练就了她坚毅刚强的性格。祖母是个女能人，性格直爽、为人真诚、有胆有识，持家处世、待人接物都井井有条。各种农活也是行家里手，人称“不是男人的男人”。我的母亲贤惠善良、勤劳朴素、勤俭持家。这两位坚贞女性，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抚养我们三人，日夜操劳、流汗流泪、呕心沥血、任劳任怨。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分别到了上学的年龄。祖母和母亲千方百计筹措书钱学费，供我们上学读书。在她们的艰苦努力下，我很认真地读完小学。那是1954年，我小学毕业，与同学、好友杭国龙、胥学文坐船前往泰兴参加初中招考，被扬中三茅中学录取了。接到通知，我欣喜若狂。然而事与愿违，本指望把家中养的猪卖了，供我做上学的盘缠（路费）和书钱学费开支，却偏偏遇上猪瘟。猪死了，我上学的费用全落了空。祖母一筹莫展，母亲更是以泪洗面。目睹家境如此，我强忍悲痛，心头一狠，干脆放弃了继续上学的机会，从此便走上了不寻常的谋生之路。

我因家庭经济所迫停学之后，祖母和母亲觉得不能让我老是在家窝着。“荒年辰饿不死手艺人”，她们便谋划着让我学门手艺，为日后谋条生路。首先是求人说情，拜当时的社会医生张益斋为师，在他的诊所学医，从挑水、扫地、出诊背包，到抄药书、背药方，前后一年多。后因政府实施医疗体制调整，医生个人带徒受到限制，我只好辞医回家了。

1956年秋天，我的小舅舅郭士中在常州武进安家沙做裁缝。母亲就拜托小舅舅收我为徒。小舅舅比我年长九岁，我做学徒时，与他同吃同睡。小舅舅的倾心传教，让我日见长进，我也从内心爱上了这门手艺。

然而，变故是无常的。时隔半年，到1957年春天，生产队要出民工开挖焦土港，这是个大型工程，生产队所有男劳力必须无一例外“上河工”。我当时刚跨入18岁，达到“劳力线”，毫无疑问，必须服从生产队命令，丢下缝纫针，回家“上河工”。挑过河的人都知道，这是农村最苦、最累的活计，特别是“吊河底”“拿龙沟”那阵子，从二十多米深的河底往上爬，就是空着身子尚要气喘吁吁，何况还有上百斤的泥担子压在肩上，那真是蹬一步，摇三摇啊。哪个子女都是娘的心头肉，我母亲心疼我怕我吃不消，和我轮番出工。几天下来，我腰酸腿痛，特别是左右两个肩膀，肿得高高的像两个红馍头。当时一些壮年长辈看我挑得吃力，暗暗可怜我、关心我，如我们三圩东的戴选成、三圩西的戴贤彬、夹圩队的胥学连等，只要看到是我的担子，总要在挖的“划子”（挖出的又大又长的整泥块）头上切掉一块，以便减轻我肩头的重量。后来每当想起这类往事，我总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

焦土港开挖结束，接着便赶上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同时大办养猪场。大办养猪场缺兽医，大队干部朱宜达、周顺根看我勤勉、聪慧，且曾学过医，有基础，便推荐我去扬州参加兽医培训班，培养我做兽医。

几个月后，即1959年二三月间，全国上下纷纷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郑州会议精神，遏制浮夸风、共产风的泛滥，纠正公社化推进过程中“一平二调”的错误，我们蒋华公社也及时召开会议，我有幸参加了会议。会上，公社领导根据中央确定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整顿建设方针，结合本地实际，明确提出了加强村队财务管理，充实村队财务人员的要求。会议结束后，我们土桥大队（现公殿村一部分）支部书记陈恒发和大队长恽德荣研究决定，让我回大队任会计。时间将近一年，1960年，我被调往蒋华公社任辅导会计。1963年建立蒋华区，组建小公社，我被调往蒋华区公所任会计辅导员，分别参加泰兴县工作队、社教队，进驻珊瑚区、古溪区参与整顿村级班子和村级财务。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底，我又参加了全省社教工作队，分别赴镇江句容、扬州邗江、高邮等地参与清理整顿乡村班子和乡村财务工作，直到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省社教工作队结束，我又回蒋华区工作。

经过几年的实践锻炼，特别是县工作队和省社教队的磨炼，我对党的组织和党的事业有了比较明确和具体的认识，深深懂得了我的个人前途、家庭命运是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个人的成长进步绝对离不开党组织的教育和关怀。我对党有着更加热爱和向往之情，并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就在省社教队驻扬州邗江酒甸公社期间，经当时的工作队长任景春、队员李明文介绍，我于1965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随后进入“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生活不能正常开展，直到1968年底，经蒋华区委研究决定，同意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我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