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个人也写不过陈布雷”

1923年，《商报》的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取“畏垒”作笔名。如果说当年的“布雷”是“舶来品”，那么“畏垒”大概就是“国货”了。从此，“畏垒”与当年的“布雷”一样，很快在报业同行及广大读者中声名鹊起。

《商报》时期，可以视为陈布雷的第二度记者生涯，与《天铎报》时期一样，成为陈布雷一生新闻事业的两个“黄金时代”之一。在这一阶段，陈布雷最为鲜明的特色，是他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立场。诸如：在《解决国是与个人面子》一文中，陈布雷大声疾呼：“内政不修，外侮不御，家盗不除，悍仆不惩”，则国家前途何得有望！在《秘密接洽与宣布始末》一文中，陈布雷既深恶北洋当局“甘心置国民于不顾，而惟仰承日本之意旨以为快”的奴才嘴脸。在《统一国是之先决问题》一文中，陈布雷痛斥有“水晶狐狸”之誉的北洋军阀徐世昌“首在必驱，戎首祸魁，毒浮庆父，时势至今，岂尚可一日之容忍乎”。1923年10月，臭名昭著的“贿选总统”曹锟，以每张选票5000银元的大价钱，大肆收买国会议员，被“选”为大总统，陈布雷更是高张义旗，骂曹为“捐班总统”，指斥受贿议员为“猪仔”议员，以揭露贿选丑闻。1924年，“贿选总统”曹锟举直系数省之兵，围剿浙江督军卢永祥，福建督军孙传芳乘机引兵入浙。《商报》一贯持反直立场，对孙传芳大加讨伐，这与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的政治立场比较接近，从而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赏识。中山先生甚至称许：我们有些报纸，“虽属党员办的报纸，可是为党宣传最得力的成绩，远不及《商报》，《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撑持，可称为忠实的党报”。中山先生的这个评价，肯定了陈布雷在大革命时期对国民革命所作的贡献，被他引为骄傲。

陈布雷表现出的那种不妥协的反帝反军阀的新闻立场，不但得到国民党人的高度评价，也得到共产党人的充分肯定。1924年7月，陈布雷因抨击租界当局援用不合法的所谓《出版律》，竟被租界工部局控告，传至会审公廨出庭受审，几被投狱，经延请英人律师克威先生辩护，始以罚代狱。虽有此惊，陈布雷却豪气干云地说：“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为此，陈布雷在《商报》著论，积极支持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提议：“一，中国法庭，声明今后不认公廨之判案有效；二，租界以外之中国官厅，声明今后不给予公廨以各种之协助；三，中国人民间，各依其乡籍或职业别而成立各种之公断机关，—遇有争议时，宁提交本国人之公断机关，勿向公廨诉讼。”这一着釜底抽薪的妙棋，受到有识之士的广泛好评。其时，中共老资格的宣传理论家萧楚女就曾在《向导》周刊上著论唱和，认为：“我们若无切实的事实上的抵抗方法，空空的东跑西跑，和他们讲那‘外交’有什么用处？惟一的对症药方，只有《商报》在最近所提议三条。”在《对德参战之功罪》一文中，萧楚女以“善哉《商报》畏垒君之言”，明确肯定陈布雷的著论立场。诗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陈布雷与共产党人成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同路人。

这一段时间的生活，陈布雷过得充实而有序。上午11时，陈布雷到中国通商银行办公，处理文书事务；下午5时，陈布雷从通商银行下班，即到报馆搜集材料；入夜，陈布雷留在报馆，备一听香烟，泡一杯浓茶，购几只馒头。如此三样东西入口，慢慢地便开始化为文字，然后凝神运笔，掷地作金石声。等到一篇评论草就，已是深夜一两点钟。陈布雷回到家中，大都在深夜3时左右。此时，儿女们均已入睡。第二天，孩子们早起上学，陈布雷尚在梦乡。因此，这一阶段，虽然是一家人团聚，但全家人一起吃饭聚谈的机会反而很少。

进入1925年，国民革命运动进一步兴起，南北两营垒的斗争（以国共合作为主导的南方革命政府与以直系军阀为代表的北京政权）更加尖锐激烈。陈布雷在南北两政权的对峙中，以坚定的立场拥护南方革命政府，拥护国民革命。这一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平，“噩音既播，哀动八荒；元良云亡，恸之百世”。消息传到上海，《商报》著论哀悼，叹斯人斯绩不可复续，策后死诸君仍须努力。然在当时，《时事新报》竟载文，谓：中山先生之精神与陈炯明决裂时即已死去，今不过是形骸逝去而已。陈布雷阅后大怒，漏夜即作《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一文，对《时事新报》的谬论予以当头棒喝，一棒就将其打闷下去。

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在陈布雷的记者生涯中，是最为闪光的一段时期。其时，陈布雷以《商报》记者的身份，深入到罢工、罢课、罢市的风潮中心。他一方面奔走呼号，主张惩凶，监督政府交涉；一方面采访工人、学生、店员，每天撰写揭露英日暴行的评论，高张爱国旗帜。五卅以后，陈布雷继续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通过《商报》这个舆论阵地，揭露各处发生的惨案，竭力主张“惩凶”，呼吁撤销领事裁判权，支持省港大罢工，欢呼九江、汉口收回租界等等。此间，中共《向导》周刊也曾转载《商报》评论，并加以评注。萧楚女甚至直接致函陈布雷，对畏垒在五卅爱国运动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给予嘉许。总起来看，陈布雷在这一段时期所写的言论，不但才思横溢，笔力千钧，脍炙人口，饮誉沪上，而且其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也与中共提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张相一致，故而受到共产党人的真诚欢迎。陈布雷自己亦回忆：“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与公展每日注视事态发展，间亦亲至各团体访问消息，交换意见，故能把握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

五卅运动之后，陈布雷曾经致书四弟训慈，袒露了自己的心迹。其时，陈训慈在宁波效实中学任教，同时奉陈布雷之命，兼理官桥家族事务。因此，陈布雷在信中照例先交代了几件家务琐事，然后话锋一转，写道：“最后要告弟知道者，兄写这封信，是在极繁乱极悲痛的心境下写的。这回学生运动，英捕竟开枪杀人！远道闻者尚且发指，何况我们亲在上海目击喋血前后之种种愁惨情形呢？兄近日要哭，直弄到无处哭。有时也想，连哭的自由也没有吗？毋宁冒险放声一哭。但幕后又似有声音传来说：‘这不是你自己的家里！你是人家的雇佣！怎么能要哭便哭！’呜呼四弟，如兄者已近中年，残血犹热，这真是人生未有之痛楚呢！上海民众颇有觉醒，而总商会诸老成，犹怕担干系，怕说话，窃恐祸犹未已，流血者亦正未有艾。速告琯卿赶快进行爱国之宣传。呜呼四弟，人间何世？痛！痛！！痛！！！”

陈布雷的这封信，可谓是字字血泪。尤其是三个“痛”字，简直有撕心裂肺之感了。陈布雷在信中所说的“总商会诸老成”，是暗指以虞洽卿为代表的一批民族资本家，这说明陈布雷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动摇性是极为不满的。陈布雷在信中所提的“琯卿”，据陈布雷的外甥翁永泽解释，“琯卿”即当时宁波国家主义派的领袖李琯卿。陈布雷把教育民众的希望寄托于“国家主义派”，这说明他的思想，还未能从国家主义派的窠臼中完全解脱出来。这也就是陈布雷在五卅之后，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前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6月下旬，上海总商会单独宣布停止罢市，反帝统一战线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陈布雷在蓬勃兴起的群众运动面前开始变得忧心忡忡，以至主张“缩小对象”，退缩持平等。在《民族堕落之忧》一文中，陈布雷更是明白断言：中国者，“最不适于试行共产党之国家”。在《国民党之内阁》一文中，公开宣布：中国国民革命，“舍国民党莫属”。其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以陈布雷的政治面目来说，既没有加入共产党，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是一个“党外人士”。然而，他的党派立场已经昭然若揭了。或许可以说，陈布雷在组织上虽没有加入国民党，但在思想上已经加入了。

此间，陈布雷对他的浙高校友、《京报》著名记者邵飘萍（邵振青）被害事件，深感痛心。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因持同情国民军及反奉立场，被张大帅的奉军枪杀。陈布雷闻讯邵飘萍被害，悲愤莫名，漏夜写出专评《共和国家与生命保障》一文，开篇便是：“《京报》邵飘萍君竟于昨晨为军团司令部判决死刑，执行枪毙。入民国以来，除袁世凯军政执法处时代外，未有不顾法律，不重人权，下如此骇人之手段者也。”对于奉军此举，陈布雷一针见血地指出：“小而言之，监谤缄口，偶语者诛。”“大而言之，法律无灵，人权失障，以死惧民，将令民不畏死。”

总起来说，陈布雷在《商报》时期的政治立场，是为：反帝、反军阀、反专制。为此，他写下了大量政论性文章。据有心人统计，仅在1926年3月至11月的9个月里，陈布雷就发表了80余篇政论文章，平均每月著文近八九篇。若以此类推，陈布雷在《商报》所发表的文章，大抵有600多篇。虽然，陈布雷在不少文章中，明确表明对工农运动及“赤化”的忧虑，与中共党人有意识地拉开距离，而对国民党人则主动表示亲近。但是，客观地说，陈布雷仍不失为一位反帝反军阀的勇士。

从1920年10月至1927年初，陈布雷为《商报》笔耕六载有余，这也正是国民革命从发端到高潮的一段时期。古贤有诗：“夜来剑气冲牛斗，犹是男儿未遇年。”从陈布雷来说，他的重返江湖，恰遇蓬勃兴起的国民大革命“虎啸而谷风至兮，龙举而景云往”，这就使得他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理想得以张扬抒发，亦使得他的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政论文章得以一展所长。

《商报》时期，成为陈布雷新闻生涯中的一段黄金岁月，著名报人邹韬奋曾经赞叹说：“布雷先生在报界文坛的声誉，在《商报》时代就已建立起来。他当时不但富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以畏垒为笔名在《商报》上发表的文章，往往能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著名诗人刘大白就说得更坦率了：“今天上海报纸的言论，哪一个人也写不过陈布雷。”历经清政府、北洋政府、南方革命政府的“三朝老臣”叶恭绰先生说得婉转一点，但是对陈布雷的推崇也是毫不掩饰的。叶说：“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的人才寥寥无几，论议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

陈布雷听了叶先生的赞许，颇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表示：“我的见解与文字，在南不及张季鸾，在北不及颜旨微与陈博生。”其时，张季鸾是上海《中华新报》的总编辑，陈博生是北京《晨报》的总编辑，颜旨微是天津《益世报》的主笔，张、陈、颜与陈布雷一样，都是擅长写政论文章的高手，在当时，号称是中国报界“四大主笔”。但是，谦虚尽管谦虚，若以文章的思想性、革命性及战斗性而论，陈布雷当为“四大主笔”之首，这在时人中是没有什么疑义的。

经过陈布雷及报社同仁的苦心经营，《商报》在鼎盛时期，发行已达12000份，一度成为与《申报》、《新闻报》鼎足而立的新闻媒介，也是上海商界最为重要的新闻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