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的香港因素

今天的香港面临着很多内部的困难，而且香港很多深层次矛盾，单靠这个城市内部的机制已经很难解决，需要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腹地来缓解香港产业结构狭窄和土地空间严重不足的困难。

香港过去在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经济发达程度一直在全国领先。但香港正处在优势与危机并存的时代。香港具有整体制度上的综合优势，这其中包括与西方接轨的市场准则和管理规则、健全的法制体系，以及自由港和低税率的优势；在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上，香港汇聚着具备国际级水平且经验丰富的专才，并能提供优质的服务；在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方面，我国香港地区即使与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也有优势，这点也是内地很多城市政府羡慕香港，但又受制于各种局限无法在短期企及的地方。

但是不得不承认，香港在中国和大珠三角的经济地位已相对下降。香港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最高时的将近25%下降到2015年的2.7%。2003年香港地区与广东省的GDP大致相当；2009年香港地区的GDP只有广东省的38%，2012年只有29%。2008年时，香港仍是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但到2020年以后有可能降至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重庆等城市之后。

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是因为香港目前面临很多结构性矛盾。在政治上，当下香港政治制度的运作未如当初设想。经济上的深层次矛盾突出表现在两点：经济结构和就业市场之间的矛盾及土地供应和房屋需求之间的矛盾。

香港的经济结构和就业市场之间的矛盾有三大特征：一是以金融和专业服务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受惠于中国内地经济发展，但创造的本地就业机会有限。二是集中了大量中低收入就业人口的本地消费性服务业，大大受惠于内地旅客，香港失业率保持较低水平，但打工者收入增长缓慢。三是伴随着香港高等教育的扩张，政府积极鼓励自资学位与副学士学位，约70%的年轻人得以接受专上高等教育，但由于香港高端就业岗位少而低端岗位多，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就业期望与就业市场的实际需求产生结构性矛盾，从而出现了“有人没工做，有工没人做”的现象。

经济上的矛盾又表现在香港土地稀缺、房屋需求大但供给匮乏的老问题上。以香港本地零售增长及商铺供应增长这组数据对比为例，2004—2013年这十年间，随着“自由行”开放，香港零售业总额累计增长接近200%；但与此同时，零售商铺的存量十年增长则仅有16.9%。香港土地供应跟不上两地融合所产生的需求。经济大幅增长的红利往往难以被普通民众所感知，但高企的楼价则成为制约香港人置业、生活乃至发展科技、文创等新兴产业的巨大障碍，令社会矛盾逐渐激烈。

香港城市规划思维的演进速度也与两地经济和人员交流往来的步伐不匹配。香港新市镇天水围的规划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如果只是站在香港内部的视野来说，天水围远离香港核心区中环，属于甚为偏远地区。但是，如果放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视野下，天水围是深圳湾大桥香港侧的桥头堡，实际上随着两地日趋开放的人流、物流，以及内地“自由行”开放，天水围会增加许多就业机会。然而，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规划对两地加速互联互通的前景没有预见性，对天水围区域的规划设计以基层市民居住的公屋为主，缺乏必要的商业设施。从天水围的地理位置来看，这本应是深港都会间一个具有高度发展潜力的区域，但香港过往的中环本位的思维模式使它的潜力没得到挖掘，使其错失发展良机，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