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俄罗斯:从革命到普京的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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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这本书的起源是我在五年前撰写的一篇论文。【1】在该文中我提出了一些方法,或能对一个问题给出比当时更缜密的解答,这是一个触动了决策人、学者及普通民众逾一个世纪之久的问题,亦即:“俄罗斯现在是、过去曾经是,或者将来任何时候会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吗?”——问这个问题的人通常都想到西方的民主政体。【2】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1994年宣称:“我们(俄罗斯人)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确实,他是如此坚定地作出这一断言,以致将“一个正常的国家”用作他所著《为俄罗斯的斗争》一书中第一章的标题。【3】十年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安德鲁·施莱弗,出版了一部论著并且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家丹尼尔·特瑞斯曼合写了一系列论文,包括刊登在《外交事务》上的题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的重要文章。【4】在这些出版物中,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即俄罗斯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是任何人对一个国家在其发展层面上都会期待的——他们撰文时,恰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其定义为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他们的著作先后催生了2006年彼得·T.利森和威廉·N.特朗布尔以及2007年我在《后苏联事务》上发表的批评文章。【5】

这一项目的结果和我预期的大相径庭。思考俄罗斯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有助于我将关于俄罗斯政治演化的思想条理化。在比较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国家时,我采用了简单的统计学步骤。无疑,我得益于牢记自己2007年文章中至关重要的主题思想,这避免了犯一些简单错误。但随着著书的进展,我意识到多么容易陷入过多使用“正常状态”这一术语的泥潭。【6】因此,我把正常状态着重用于专门论述俄罗斯政治制度自1917年至2013年历史演化的场合。我想到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主要人物在提到正常的政治制度或环境时指的是什么。结果表明,存在一条根本的分水岭,但这条分水岭不是在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公众人物之间,而是在那些认为“正常状态”意味着稳定、安全、无变化且时常把俄国特色也包括进去的苏俄人物和那些认为这意味着政治制度变得与西方的相似或部分相似的人之间。

稳定、安全和维持现状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在1991年8月一场针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流产政变期间,提到恢复正常状态时想到的。这些也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谈到正常状态时通常考虑到的,尽管这并非普遍情况,尤其在他就任总统的第一年。那些提起正常的(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想到西方政治制度的人物实例,包括如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鲍里斯·叶利钦,以及高度引人注目的博主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等公众人物。(参见下文,分别在第196、197、301页。[1]

虽然事实证明把正常状态等同于西方制度一般并不约束俄罗斯领导人力求将选举的不确定性减小到最低程度,而这种不确定性正是组织完善的西方选举制度最重要的部分。然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却都施展了各种计谋创造出威权主义制度特有的条件,借此现任者能够“在选举前夜高枕无忧”。【7】这就是关于带有目的论内涵意义的民主化的乐观议论在21世纪开端广为传播,而在其头十年结束时听上去却日益空洞的部分原因。正如2000年、2004年与2008年总统选举的倒退模式所例示的,俄罗斯在21世纪头十年末与其在该十年初相比,已不太适合被称为民主国家了。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戈尔巴乔夫发现,把在一次普选中被击败视为一个正常的事件,对其他党的官员来说很容易,但对他自己来说却并不容易。他不是被全体苏联公民直接选出来的。说得更确切些,他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表决被选为总统的。为了当选总统,他必须取得大会成员的绝对多数同意。在没有任何对手的情况下,他得到的所投票不足60%。要是苏联没有在1991年崩溃,他就得参加1995年选举以便继续执政。

叶利钦违背了他要提早举行总统选举的诺言。他差点取消1996年选举,当时他是被许多公众人物和其他人说服后才没有这样做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他的女儿和经济学家阿纳托利·丘拜斯了。(参见下文,第209页,叶利钦对他曾几乎这样做的内疚与羞愧感清晰可见。)

相比之下,普京则用手腕将宪法对于只能连任两届的限制巧妙地应付过去,他在2008年指定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为他的总统继承人,而他自己转而担任总理。在这方面,2008年总统选举的特点是仅由一人或至多两人组成“代表选举团”——普京,可以说还有梅德韦杰夫。(我仿效菲利普·罗德,全书始终采用“代表选举团”一词指称那些凭借已确立的程序选择和罢免领袖的人们。【8】我把通过诸如群众集会和政变等法律管辖外手段而拥有罢免权的人们称为“代表驱逐团”。【9】)普京决定2012年再一次担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成为总理,这遭到了部分俄罗斯公民,特别是莫斯科人的强烈反对。群众的反对是如此广泛,以致在2012年3月选举前约一个月,普京承认他或许不得不面临一次决胜选举,尽管竞争候选人都比较弱。

2012年3月一次决胜选举的可能性显示出我贯穿全书提到的两点。那说明了俄罗斯政治从1917年至2013年近乎一个世纪的演化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苏联的崩溃诱使著作家们将目的论的内涵意义附着于“民主化”这一术语,然后又经受不住截然相反的诱惑,推断说2000年、2004年与2008年总统选举的倒退模式预示了一个线性的过程,所以2012年的选举将比2008年欺骗性的选举甚至更少公开和竞争——那次选举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不如2004年,而2004年的竞争性又不如2000年。

表I.1 政体比较:民主政体、竞争性权威主义政体、“完整的”权威主义政体、极权主义政体(动员政体)

资料来源:本表大量取自Zimmerman,“Mobilized Participation and the Nature of the Soviet Dictatorship,” in James Millar, ed., Politics, Work, and Daily Life in the USSR: A Survey of Former Soviet Citize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332—353;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以及Zbigniew Brzezinski, Ideology and Power in Soviet Politics(New York: Praeger, 1962), esp. pp.14—20。第I至III栏源于Levitsky and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特别是第13页表1.1和附带的原文详细解释并获准得以重印。第IV栏则大量依靠Brzezinski, Ideology and Power。第四和第五行均取自Zimmerman, “Mobilized Participation”。

为了减少将来经受不住这些诱惑的可能性,我在本书中强调了记住“那个”苏联制度的体制内差别和在“这个”后苏联制度中相似的体制内差别的重要性。【10】

在所附分类表(表I.1)中,我将俄罗斯政治制度置于一个总体语境。我制作该表的基础,是粗略地比较了政治学家史蒂文·列维茨基和卢肯·威使用的三分法。【11】在对于冷战以来各种政体的分析中,他们区分出了民主的、竞争性威权主义的,以及他们称之为“完整的”威权主义的制度,区分这三者的基础是核心民主机构的地位、反对党的地位,以及不确定性的水平。

我增添了一个标记为极权主义政体或动员政体的第四栏。我想用“动员”一词来表示利用压力和/或告诫诱使人民帮助政体实现其目标,否则人民不会选择参与其间。【12】第四栏能涵盖那些有改革目标的极权主义制度,那些目标比列维茨基和威的“完整的”威权主义制度远更完整。(我有时就把后者简明地称为正常的威权主义制度。)此外还增添了附加的两行。一行说明代表选举团的规模以及一种代表驱逐团的可能性。另一行为政体的总体目标。

在完成第四栏的过程中,我大量借助兹比格涅夫·K.布热津斯基的《苏联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13】和自己关于动员制度的论著。【14】在极权主义或动员制度内部,政体业已战胜布热津斯基所称的“天然的约束……(包括)亲属关系结构,尤其是基本的社会单元——家庭”【15】、大规模社会中内在的多元文化,【16】以及核心民主机构,后者要么不存在,要么只有装门面的份。而完全的威权主义制度下的公民,尽管易受镇压(有时还很严厉),仍关注着外部的信息源。这类政体会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其公民的传统习俗与核心价值观,以及政体在外部影响中感觉到的危险对其目标和政策进行调整。极权主义制度则坚决抵抗外部影响,使用独裁专制的经济政策并压制那些有国外关系的人,决意要改造其公民的想法和行为,却不是诉诸公民们的核心价值观。

俄罗斯政治在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况不会总是符合一栏中所有的内容。有鉴于此,在表I.1中确定的程式化四分栏系统不可避免需要某种理智的充塞。在某些场合,这种归类很直截了当。苏联在1937—1938年显而易见是极权主义政体,而2008年的俄罗斯则很明显为列维茨基和威所称的完整的威权主义。苏联和俄罗斯在其他时点都很难及时得到归类,部分原因是我们把那些年事后知道它们既成政体的特点归于它们,部分原因是它们符合一栏类别中的大多数但并非每一条目,也有部分原因是它们有时正处于两个类别的拐点之间,例如竞争性威权主义和正常的威权主义之间或竞争性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然而,这里使用的简表却为组织一个复杂并演化着的故事提供了一种方法。

心里有了这些标准,就没有根据支持苏联体制“自始至终”都是极权主义的论点。【17】我的方式也有别于许多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向极权主义概念提出挑战的人。【18】他们本应该说,他们写作时,苏联并非极权主义而是威权主义国家。这或许会牵涉区分1970年左右的苏联和可怕的1937—1938年的苏联,把处于那种情况下的苏维埃制度称作极权主义的理由最为强烈。这或许还牵涉几位西方与俄罗斯学者对于1937年及1938年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例如特里·马丁、希拉·菲茨帕特里克、彼得·所罗门和奥列格·赫列夫纽克等),【19】他们在苏联档案馆的工作纪实性地描述了斯大林极权主义的特征——社会的割裂和过度动员、恐怖的深度,以及精英内部准则的缺乏。

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极权主义的这些特性也逐渐淡化。个人自由的领域得以产生,实际的恐怖削弱了(威胁依然存在),社会较少被动员,并且谨慎而意义深远的精英内部准则也浮现出来。动员制度逐渐演化为一种更传统的(“完整的”或“正常的”)威权主义制度,这是需要区分的两种苏维埃制度。

同样,西方与俄罗斯的学者一直在为如何描述后共产主义俄罗斯政治制度的特征而绞尽脑汁。例如,已经有一大堆指称民主与独裁混合政体的标志性术语被用来描述在1996年左右的俄罗斯联邦——竞争性威权主义(列维茨基和威)【20】、选举民主制(迈克尔·麦克福尔【21】,他引用了亚当·普热沃尔斯基),或者一个“部分自由”的国家(自由之家)。关于如何描述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的混合政治制度特征,在论著中从未达成过一致——民主制(米亚赫科夫)、选举民主制(麦克福尔)、竞争性威权主义(列维茨基和威)。大多数西方专家,无论他们将1996年前后的俄罗斯如何归类,都同意列维茨基和威关于俄罗斯的说法,即“该政体在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都相当开放”,有着“高度竞争性的选举”、一个“掌握很大权力的立法议会,以及……经常批评叶利钦并为反对党提供平台的私人大众媒体”。【22】

与此同时,无论用麦克福尔、列维茨基和威,还是以自由之家作为他们判断如何将后苏联的俄罗斯政治归类的基础,很少有学者会就俄罗斯政治制度在1996年选举后十几年间的体制内变化进行争论。在那个时期,趋势就是远离曾经——毫不遮丑地——高度竞争性的制度。作为替代,从1996年叶利钦在选举中获胜到2008年弗拉基米尔·普京选择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作为他的总统替身,总统选举变得越来越不开放,越来越少竞争,也越来越没有意义。(这些区别在21世纪的第一和第二个十年的交接点增添了额外的重要性,当时为数众多的西方和俄罗斯学者发表了诸如题为《俄罗斯政治的苏维埃化》【23】的文章,同时鉴于自2011年9月至2012年5月的事态发展【24】。)杰拉尔德·伊斯特尔则夸张地描绘俄罗斯在2008年已成为“一个正常的警察国家”。【25】然而,格里戈里·戈洛索夫却未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作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替身而当选出格地说成是一个“选举类型事件”。这就是为什么列维茨基和威在把1990年至1995年间归类为竞争性威权主义的35个国家中,把2008年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归类为“完整的威权主义”的主要根据。【26】

本书梗概

在第一章,我描述了紧接十月革命后的三四年里精英决策的模式,包括规范在一个狭隘的代表选举团内的投票,那与斯大林时代的苏维埃高层政治无甚相似之处。这些对程序准则的遵守持续消散(第三章)并代之以对非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压制。留下的是在早期后革命年代建立的机构,它们使代表选举团的持续萎缩便利到一定程度,以致任何人都可以正当地认为从20世纪30年代中叶直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都是斯大林自己组成了代表选举团。

第二章描绘了在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年里动员苏维埃公民早期努力的成功与失败。就政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论,在战时共产主义和国内战争时期的最初努力预示了斯大林统治的最坏年代并显示了这样一种基本状况,即在大部分苏维埃时期,俄罗斯迥然不同于我们通常思考的传统的威权主义国家,也就是专注于保持已有但不致力于完成的转型目标的独裁国家。对于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某些阶段,俄罗斯领导层追求转型目标,肯尼斯·乔伊特称之为一项“战斗任务”。【27】这些转而对政体—社会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然而,如同我们将看到的,在苏联时期并非一直是这种情况:苏联崩溃实情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政体动员公民实现其意图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下降(第五章)。【28】

第三章追踪了党的主要机构、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在1921年第十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十余年间的逐步衰落。又过了十余年——20世纪30年代初期——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已被降为至多是代表选举团的地位,而由政治局组成中央决策机构。正如第四章所叙述的,及至20世纪30年代后半叶,党员,甚至政治局委员,和苏联全体人民中其他人之间的分界线业已失去全部意义。实质上根本没有布埃诺·德梅斯基塔等人所定义的公民存在。除了斯大林和少数几个他最密切的助手,如亚历山大·波斯克廖贝舍夫(“斯大林的忠诚盾牌手”)等例外,每个人都已成为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居住者。【29】

第四章聚焦20世纪30年代的深刻改变,包括对公民的大规模动员和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老布尔什维克、对农民、对神职人员、对那些部分人口在苏联境内而部分人口在苏联境外的各民族成员,甚至扩大到对有国外经历或同外国人有比较广泛联系的人们实施恐怖行动。

第五章显示了1937年前后,当时的苏联被最恰当地归类为极权主义,精英政治基本消失——当时实质上没有任何代表选举团保留给斯大林本人——而且对公民在和平时期的动员登峰造极,已发生的社会变动和斯大林先前设定的目标是如何证实为产生相反结果的。为了加强苏维埃国家和公民对那个国家的依附,斯大林采取了几个步骤以减少恐怖行动的实施并使这个政治制度更可预料。一个变化程序开始运转,它最终导致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不前,证明这一现象的,是政体有效动员其公民的能力下降,以及可用文献佐证的群体思想表达和微妙但确实重要的精英内部观点分歧都日益显示出来。第五章还涵盖后斯大林时期,在此期间,在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统治下,一个狭隘代表选举团内的政治活动重新出现,适度的精英内部准则开始形成,而且政体动员苏联公民的能力显著减弱。缺乏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恐怖行动和这一类宏伟的设计是斯大林主义时代(也是部分赫鲁晓夫时代)的主要特征,随着20世纪的消逝,政体—社会的关系以及精英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符合更具正常威权主义政体特性的诸多标准。

第六章叙述了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改变制度的政治领导人的出现,【30】描绘了他创造一种制度先决条件的努力,该制度包括一个全国代表选举团,还包括伴随民主化对于其他人来说的不确定性,同时为他自己保留了与威权主义相称地联系在一起的确定性,直至自此数年之后——在他成功地改变了苏联政治、一个代表驱逐团罢免他的努力未获成功,以及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政治中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出现之后。

第七章接受了列维茨基和威的论证,亦即1996年选举尽管是高度竞争性的,但仍然不符合民主,不管是用他们的还是熊彼特的标准。然而,无论其如何具有竞争性,1996年选举都不是一个预示进一步民主化的数据点。更确切些,第八章所描写的直至2011年的进展是朝着另一个方向的,这在对一次选举的恶劣假冒中达到了高潮,那次选举正式批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被选定为2008年总统。

第九章描述了伴随2011—2012年选举周期的非同寻常的事态发展。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于2011年9月再一次宣布,他们中的一个将竞选总统,而另一个则将成为总理。不过这一次,他们俩将对换角色,普京将成为总统。在普京当选为总统的同时,梅德韦杰夫将成为总理。然而,12月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却未符合预期。官方对统一俄罗斯党的计数少于50%,大大低于修改宪法所要求的数目。抗议投票弄虚作假和鼓动反对普京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大规模群众集会接踵而至,随后是对选举的改革。大约在总统选举前一个月,伴随着民主与竞争性威权主义制度的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究竟普京能否在第一轮中获得多数成了问题。但克里姆林宫仍成功地集结了巨大的资源,以避免统一俄罗斯党在2011年12月的经历再度发生,结果是普京在2012年3月第一轮投票中当选。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普京和国家杜马中的多数派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努力,以确保2011—2012年冬季那样类型和规模的反普京集会不再发生。

在关于苏维埃制度是反常的这一结论中,我借鉴了对于许多普通俄罗斯人(特别是莫斯科人),连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鲍里斯·叶利钦方面的清晰理解。随着政体动员社会的能力在有效性方面的减弱,以上所有人群都表示了想过正常生活的愿望。通常,这种说法被解释为“像一个欧洲人那样生活”并最终采用欧洲的制度。尽管有这些强烈的愿望,但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仍不清楚短期内俄罗斯的成年人口主体在对真正的参与有过短暂的兴趣之后,究竟会被证实为公民还是居民。

在2000年、2004年和2008年的总统选举所例示的后退趋势已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一趋势在2011—2012年的选举周期中稍有反转。该周期缺乏在2008年选举周期中曾经展示的完整的威权主义政体的诸多属性,尽管它和一个带有“权力循环流”的苏维埃制度的现代化类似情况具有某种相似,【31】也就是一个单人代表选举团,有着一个小规模但日益增长的群体的欢呼喝彩,这个群体觉得被赋予了表达他们观点的权利,毫不在意他们对结果的实际影响如何。

这也不是民主的,因为缺少熊彼特所给出的标准——主要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所有须认真对待的候选人的竞争,同时也缺少列维茨基和威所运用的标准——一个与执政党在或多或少平等的地位上竞争的反对党,而前者也在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水平上运作。【32】作为替代,2011—2012年的选举周期倒非常符合那些被列维茨基和威与竞争性威权主义联想在一起的运转情况。

长期又会怎样呢?事实已清楚地表明,俄罗斯在政治领域的开放性在21世纪的头十年减少了。对普京在2011年的“易位”所爆发的反应即刻改变了官方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会朝更民主结果发展的因素相当明确并将在结论中得到详尽的讨论。可以想象的是,该政体能够使在除莫斯科外各城市的中产阶级确信,在普京2012年5月宣誓就职后所通过的一系列法律是为了示威,一定可以被忽视。普京就职一年后,看来好像已不是这种情况。同样,该政体具有导致其自身死亡的功能——通过反复灌输群众抗议和在大多数人察觉出是一个道德问题的某件事上分裂精英阶层。

反对党也能够导致其自身的死亡。2011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许多人能够通过投票支持任何经批准的政党来反对统一俄罗斯党,而不用采取弃权或撕毁他们选票的方式。普京未必会让投票经常像这样予人以策略性便利。根据以往的经验,一个联合起来的反对党出现的可能性看来还很遥远,除非他们慎重地挑选他们的较量。他们已经表现出能够变得机敏伶俐和坚持不懈。在2012年选举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著名作家鲍里斯·阿库宁行使了他进行早晨健身运动的宪法权利。著名博主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明显但短暂地)加入了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董事会,【33】其赞助人银行家亚历山大·列别杰夫宣布,他想要创建一种信用卡(随后艰难地积攒)【34】来资助纳瓦尔尼的反腐努力,并声明他会把第一张信用卡给普京。《新报》总编辑德米特里·穆拉托夫要求侦查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巴斯特雷金赔礼道歉,因为后者曾威胁要杀死《新报》工作人员谢尔盖·索科洛夫;他得到了对方的道歉。

但是——而且这是一个重大的“但是”——克里姆林宫很可能将保持其对三种重大资源的掌控:各种不同的武装部队、几近垄断的新闻媒体,以及经常受动员支配的人们——他们的工作职位和社会福利都处于动员者的威胁之下。如果有一位领导人成了真正的注目中心,并能够汇集起某些街头组合、一部分有分歧的精英,并且除了莫斯科的城市中产阶级,还有某种关键的社会群集——例如,在莫斯科以外人口超过100万的11个城市【35】的年长者、工人阶级,甚至城市中产阶级——简言之,一个反对党,他或她就有可能在某个时点直至并包括在2018年总统选举中成功地把普京赶下台——假定后者仍保持健康的话。尽管如此,更可能的结果是,那些掌握最多资源的人将获胜,结果将再一次是普京,就像在2000年、2004年、2008年(通过他的代理人梅德韦杰夫)和2012年时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