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背景：1870年前的政治经济学

2 亚当·斯密

2.1 政治经济学是斯密主义者的创作【13】

为了理解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现代经济学所有产生的经济学，我们必须追溯到亚当·斯密。斯密的重要性向来被描述为“在经济学的整个发展中是无与伦比的”。他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詹姆士·穆勒、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加尼斯）的影响是明显的；尽管这些经济学家修改了斯密的思想，但是他们的政治经济学仍旧停留在斯密主义的模式之内。斯密的影响还越过了英国国界，在这方面，他的英国后继者们是无法与他比拟的。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下简称《原理》）（1817）从未达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 （1776）的成就，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则显然试图对《国富论》予以加工和充实新的内容。此外，斯密的影响也超越了古典时期，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许多经济学家都曾从斯密著作中获得不少教益。

《国富论》是重要的，因为它包含了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要素：它不仅包含了古典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的基本要素，而且包含了基本的古典政策规定。不过，比这更为重要的是，斯密论证了一种贯穿于整个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基于“一种自然的、有效的、在竞争经济或市场中始终起作用的自我调节机制”。他表明，只要政府维护法律、正义和保证财产制度，各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将会比政府干预制度更有效地促进一国财富的增长。

强调斯密在经济思想史上地位的极其重要固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像一些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麦克库洛赫和穆勒）所说的那样，把斯密看作是经济学的奠基人就错了。18世纪中期，当斯密形成他的思想时，已经有大量的文献涉及经济学的所有方面：同加利阿尼、普芬道夫和哈钦森联系在一起的主观价值论；配第和洛克奠立了劳动价值论的起源；有大量文献谈到货币，从17世纪中期一些小册子作者（例如米斯尔顿和托马斯·曼）的著作，到洛克、劳和坎梯隆等人的著作；【14】甚至自我均衡机制的观点在17世纪的文献中也已提出来了。此外，斯密从他的同时代人（特别是休谟和像魁奈、杜尔阁这样的重农主义者）那里也获益匪浅。的确，斯密借助于他人之处如此之广泛，以致熊彼特觉得可以说《国富论》“实际上没有（包含）什么新颖的思想”。

2.2 斯密的体系

哲学

虽然18世纪和19世纪的许多经济学家是哲学家（其中最著名者除斯密之外就是穆勒和西季威克），但是他们的经济学整个来说能够独立于他们哲学的其余部分而被理解。不过，对斯密来说，情况不是如此。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只是其广泛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他的哲学体系包括伦理学、法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其中有两点同他的经济学有关。斯密对追求个人利益的有益后果的强调，来自他更一般的目的论的宇宙观，按照这种观点，引导天意的行为是能够看出来的。例如，“看不见的手”一词只是他在《道德情操论》（1759，这本书是斯密发挥其伦理体系的主要著作）中用于说明引导天意的许多名词之一。不过，更加重要的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发展了一种基于“同情心”的自然正义理论：人能够用其他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以这种方式引出的正义观构成了法律和个人行为的基础。正是在这种正义的范围内，斯密才断言追求个人利益的有益后果。对他来说，个人利益是同正义观念交织在一起的，追求个人利益是为了虚荣心，就像为自己一样：“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虚荣心，而非安逸和享乐。但是虚荣心总是基于这种信念，即我们都是关心和满意的对象。”例如，自然正义排除了雇主们勾结起来压低工资；否则，竞争就不可能导致利益的和谐。

关心经济增长

从其著作《国富论》的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可以看出，斯密所关心的首先是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这种关心构成了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及其经济自由主张的基础。因此，尽管斯密对相互依赖和看不见的手的强调会使我们联想到现代的一般静态均衡论，但是只在这个范围来解释斯密就不对了。对斯密来说，竞争并非我们所理解的完全竞争，而是更加动态的东西：它消除了超额利润，扩展了市场，增加了生产率，使资本涌向更有利【15】可图的投机事业。同样，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所关注的并非资源的最优化和静态配置，而是提出促进增长的条件。

斯密对增长的关心以及他的自由放任政策主张，使一些历史学者把他看作是工业革命的预言者，这场革命把斯密主义和古典经济学同正在兴起的产业阶级的利益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首先，尽管《国富论》问世于1776年，再版于1784年，但其基本思想早在18世纪50年代即已提出；而这时很难说已开始了“工业革命”。其次，斯密从未提及（甚至在再版中也未提及）蒸汽动力的应用或使棉纺织工业革命化的纺轴的发明。另外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把斯密描述为只关心农业经济，这也是不对的：尽管农业仍居统治地位，但工业在整个18世纪都在发展。正是工业发展的这个早期阶段，而不是“工业革命”本身，乃是《国富论》写作的背景。因此，斯密强调的是分工而不是机械化作为提高生产率的源泉，他注重的是流动资本而不是对机器的投资。

2.3 增长论

定义

斯密以人均收入，即每年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同消费者人数的比例来定义他所关心的国民财富。人均收入取决于如下两个因素：“第一，一般地说，一国国民劳动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初看起来似乎如此，但立刻会提出斯密计算国民收入的方法问题，因为斯密所说的是劳动力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分配，而不是就业和失业人数之比。斯密划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标准是劳动是否能够保留“任何痕迹或价值……供日后获得等量服务之用”。这样，非生产性劳动就包括许多劳动者（从家仆到军人）以及君主本人。这种划分在现代经济学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上述服务能够计入国民产品并估价其生产成本。斯密未将这些服务算进国民收入，所以他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是有意义的（Make sense）。【16】

这样解释国民产品同斯密的资本观点有关。他认为资本是使生产得以持续而必须具备的储备品。他说：“织匠在织成并卖掉他的织物之前，要不是他自己或别人事先有所储备，足以维持他的生活，并提供给他工具，他是完全不可能织出什么东西的。”“储备品”（斯密以此称呼积累的财富）包括：消费品（用以维持劳动者生活）；固定资本（有用的机器、可获利的建筑物、土地改良以及社会成员“获得的有用能力”）、流动资本（中间产品）。生产性劳动定义的要点在于，唯有这种活动能够增加这种储备品的数量，从而增进未来生产的潜力。可触知性不是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唯一标准，如果（例如）生产的是维持劳动所不需要的奢侈品，那么这种可触知物品的生产也是非生产性的。这些解释是同斯密关于积累和增长的看法相联系的，不过，在考察这些观点之前，我们需要先看一下他对分工的看法。

分工

斯密根据经验观察指出，在影响人均收入的两个因素中，更重要的是前者即“劳动生产力”。他认为，使劳动生产力增长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分工。单个工厂内部的分工是人们熟知的，但对斯密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交换所许可的分工。人可以专门生产一种东西，而经由交换获得他们需要的其他物品。分工的范围取决于市场大小。市场的发育又促进了生产率。正是在这一点上，斯密引出了与交换有关的现象，如价值、价格和货币等。

积累和成长

斯密用一种简单的总量模式分析了同市场范围和分工如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积累过程。一国经济从一定量过去积累的资本开始，它们被用于支持生产产品的生产劳动者。这些产品可能被非生产劳动者消费掉，也许生产的是奢侈品；【17】或者可能被增加到用于支持下一期间的生产劳动者的资本上。如图2.1所示。

通过这个过程，资本可能增加，该国经济因而得以发展。增长率取决于两个因素：生产劳动的生产率，以及生产劳动同非生产劳动之比例注1。后者是同产品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分割相一致的。对此需要稍加评论。

注1变量的含义如下：Xt——t时期的产量Lt——t时期雇用的劳动P——生产性劳动的生产率w——工资率k——产量中归于生产性劳动的部分两个基本关系是：Xt=PLt和Lt=kXt-1/w。从中可得下列方程：Xt=k（Pt/w）Xt-1。增长率为：k（P/w）-1。

第一，斯密所用的这些概念与现代概念并不完全吻合。维持劳动者所必需的消费来自资本，并通过储蓄支付。现代国民收入核算将它们包括在消费之内。斯密的第二个因素同现代概念（例如凯恩斯的消费倾向）不相吻合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如上所述，斯密把非生产劳动的“产品”从他的产品定义中排除出去了，但在现代的收入核算中它们却包括在内。

第二，正是以此模式为基础，斯密得出如下结论：[1]“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 [2]“每年的节省就像实际花费的一样，通常都被消费掉了”。他指出，节省不会被贮藏起来，因为这没有什么意义。这意味着，货币在斯密体系中唯一的作用就是充当交换的中介。货币本身作为资本储备的一个要素，同其他要素一样，对生产率也发生作用。对货币的一定量需求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货币供应要与此相适应。银币在必要时会进入或退出这个国家。如果用纸币作为交换中介，就会减少对银币的需求；纸币增加会引起流通的银币等量减少（如果银币纸币的流通速度不同，纸币之增加便不需要银币之等量减少）。至于银币的价格，这是由生产它的成本决定的。

国际贸易

斯密的国际贸易理论是他的经济增长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他把国际贸易看作扩大市场【18】从而增进分工的一种途径。他采用了“绝对利益”论，认为商品应在其可以最便宜生产的地方生产。这种观点只有在资本和劳动被假定能在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转移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生产成本的差别被认为是起因于各国的土地条件和自然资源的不同。国际贸易被认为基本上同国内地区间的贸易一样。

如果物品的确是可以在其最便宜生产的地方进行生产，那么，一国便没有理由不去发现比它国内市场所能吸收的产品更多的生产。这就引起了下述看法，即国际贸易应被视为处理剩余产品的一种方式，这就是所谓“剩余（产品）出路”（Vent for surplus）论。

更广泛的课题

上述模式只是斯密成长论的一部分。它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制度组织，特别是法律和财产保障制度。此外，成长论也是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因为资源（资本和劳动）应被有效地配置。为了理解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先对斯密的价值论，特别是对其中与收入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有关的部分有所了解，它会使我们回到成长论。

2.4 价值和分配

价值

《国富论》中的价值论，其重要性在于，它是价值问题上全部古典讨论的来源。意味深长的是，斯密自觉和公开地拒绝了前人（特别是哈奇森和普芬道夫）的主观价值论，而偏爱生产成本论。下面是最重要的一段：“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两种不同含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购买其他物品的能力，这是某物所有权的转让。前者可叫作‘使用价值’；后者可叫作‘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极大的东西，往往很少或没有交换价值。相反地，交换价值极大的东西往往很少或没有使用价值。没有什么比水更有用的了，但难得用水购买任何东西；也不会拿任何东西与水交换。反之，【19】钻石几乎无使用价值，但必须以很大量其他物品才能与之交换。”与前人和后继者不同，斯密不把效用解释为主观的，即提供满足的属性，而解释为客观有用性，这使他轻而易举地排除了价值和效用之间的联系。

斯密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他所关注的是解释支配相对价格的法则。为此，他分三步：考察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把这个“真实价格”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阐明市场价格和这个价格的关系。

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斯密开始时指出，一个商品的价值就是它实际的代价，即其所有者为获得它而经历的“辛苦和麻烦”。这使斯密把商品对其所有者的价值解说成“能使他购买成支配的劳动量”。然而，既然商品的价值就是它的“实际代价”，那么，以此来估计价值就不可行了，因为实际代价不仅取决于工作时间，而且取决于制造商品中所忍受的困苦和运用的技巧。用其他物品来衡量价值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显而易见的选择是货币（金与银）和谷物（生活必需用品）。斯密说，谷物就长期来说是较好的尺度，就短期来说，白银则是更好的尺度。他在这里的标准是，哪一个能更接近于实际代价的变动：短期内是白银，因其有效稳定的价值；长期内就是谷物了。这些讨论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澄清了斯密价值论的目的。斯密并没有把可支配的劳动作为一种交换价值，而是作为福利随时间推移而变动的一种尺度。

价格的组成部分

虽然所支配的劳动可衡量商品的真实代价，但它并不等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在使用资本的地方，利润要素还必须包括在内。此外，同样的道理，使用土地也要求支付地租。这样，价值就由三部分所构成——工资、利润和地租——每部分都是一个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斯密解释说，在“最初野蛮”的社会状态下，因为资本和土地不为私入占有，全部产品就属于劳动者。在这种社会中，一个商品的价值（支配的劳动）会等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劳动价值论。但是，尽管斯密著作中的这些段落被后来的劳动价值论者（首先是马克思）所提及，斯密却一直没有提倡劳动价值论。事实上，通过说明劳动价值论仅仅运用于没有资本和土地自由耕种的状态，他对这种价值论提出了非难。他自己的支配劳动论与交换价值论是大不相同的。

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20】

一种商品的自然价格被解释成刚足以支付所使用劳动的正常工资、土地的正常地租和资本的正常利润率。但是，实际的或市场的价格并不总是等于自然价格，因为市价取决于同斯密所谓对商品的有效需求相比的商品上市量。当市价超过自然价格时，某种要素所获报酬必定多于正常报酬，从而刺激生产更多的这种商品；市价低于自然价格，生产势必缩减。斯密得出结论：“因此，自然价格可以说是中心价格，一切商品价格都不断受其吸引。”当市价等于自然价格时，供给将等于需求。

工资

既然以生产成本来计算价值，斯密于是进而说明如何决定成本。首先是工资。他的理论是，对劳动的需求和劳动的供给决定实际工资，即劳动者获得之生活必需品和方便品的数量。对劳动的需求取决于“预定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这个基金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高利润使它增加），对价格变动做出反应（假定谷物价格低廉，农场主将使用雇工而不出售谷物，从而增加工资基金）。另外，供给取决于实际工资；供给丰裕会使人口增长，匮乏会使人口减少。货币工资则由实际工资（由劳动的供求所决定）和供应品的价格之乘积决定。

供求的作用导致下述状态，即平均工资水平首先取决于社会是前进还是倒退。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利润、工资基金和对劳动的需求都是高的。结果是，竞争会带来高的实际工资以及不断增加的人口。另外，在一个静止和倒退的社会中，来自劳动供给的压力会压低实际工资，造成贫穷和人口的不断减少。不列颠和中国的对比就是明证。

利润

斯密说：“资本利润的增减，同劳动工资的增减，取决于同样的原因，即社会处于增长还是减退的状态。但是，这些原因对二者的影响是不同的。”资本增长所引起的竞争使工资提高而利润降低。亨利八世以来，不列颠的经济发展了（资本品的长期增长即是证明），但利润率却下降了。【21】后面这一点是斯密从他所考察的利息率的长期下降中得出来的，尽管二者并不相等，但可作为利润率的代表。斯密对利润率下降的解释是，劳动的短缺引起哄抬工资，从而使利润下降。不过，他在《国富论》的后面部分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即投资机会有限。

斯密的工资论和利润论极其类似，这一点因下述事实更加强了：当他着手考察工资率和利润率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别时，他是把二者放在一起研究的。他说，在完全自由条件下，“劳动和资本在不同用途中总的利弊，在同一地区，或是完全相同，或是不断接近于相同”。在具体论及工资时，斯密提出了造成差异的五项条件：不同职业的舒适性、职业培训费用、工作的变动性、所负责任的轻重以及成功的可能性，其中只有最后一条与利润有关。斯密由此得出结论：不同行业之间的利润率会比工资率更接近于一致。

限制自由会造成不平等，这既适于利润也适于工资，虽然二者性质不同。斯密对此类限制是坚决反对的。

地租

对斯密来说，地租是一种剩余，是从产品价值中减去土地以外的其他各项投入以后剩下的收入。他说：“地租……自然是租地人依照土地的实际情况所能支付的最高价格。在商定契约条件时，地主极力设法使租地人所得的农产品份额不超过足以提供种子、支付劳动以及购置和维持耕畜及其他农业的资本，并提供当地农业资本的普通利润。”他把这描述为垄断地租，该地租不决定于“地主可能投入改良土地的所得”（土地的供给价格），而决定于“农场主能够支付”的数额。该地租随土地肥沃程度及土地位置而变动。

在发挥这种地租论时，斯密把谷物和利用土地生产出来的其他商品（特别是肉类和矿产品）截然分开。做此区分的基础是，生产食物的土地总被看作足以生产出地租。同时，食物生产创造它自己的需求，因为人口会同食物量成比例地增长。这意味着土地总是能够被用于生产食物。假定土地用于生产其他物品，则支付的地租也必定同生产谷物的土地所支付的一样多，这又意味着生产谷物的土地支付之地租调节着其他地租。【22】如果其他地租较高，这是由于适宜的土地短缺。

进步和分配

在斯密看来，进步会以利润的减少为代价而使工资和地租增加，这是长期支配古典经济学家的一种观点。但是，斯密得出这个结论的思路与他的后继者的思路大不相同，因为他们没有以农业报酬递减为前提。斯密则暗中假定谷物生产报酬不变，因为他认为，谷物价值平均来说维持不变：一方面，农业生产的改良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耕畜（“农业的主要工具”）价格也提高了，结果二者的作用相互抵消了。地主所得份额的提高是由于：[1]土地改良增加了农产品的总价值。[2]饲料价格的提高提高了耕畜价格，从而提高了地租。同时，工业改良降低了制造品价格，从而提高了地租的实际价值。资本的竞争导致了工资增加和利润下降。引起分配领域永久变化的资本竞争在农业中没有发展起来。这同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描述的图景是很不一样的。

2.5 经济政策

众所周知，斯密主张自由放任政策，主张撤除对国内和国际贸易的人为障碍。他以其所谓自然自由体系同“商业体系”和“农业体系”（重农主义）相对照。理由之一是分配的效率。他争辩说，资本将会转移到那些能提供最大利润前景的贸易部门，就是说会实际发生在对贸易没有人为障碍的地方。同样理由也适用于劳动。这样，斯密就能够说，干预（无论是对外贸的关税还是对劳动转移的限制）是不可取的。更进一步的理由是从斯密的资本积累和增长模式中引出来的。人为地鼓励工业是反生产的，因为鼓励资本离开农业会减少使资本净增加的剩余。增长要求资本的净增加，而不单是它的再分配，因此农业是重要的。此外，试图超过流动所需量而积累货币是对一国资源的浪费。斯密责备商业体系错误地混同了货币与财富。

【23】另外，斯密并不主张无限制地追求个人利益意义上的自由放任。如前所述，斯密假设存在着一种正义的结构，这有双重含义。一是说追求的个人利益是同正义观念交织在一起的个人利益，这种观念来自对人类福利的同情：竞争应限于一定的表现形式。二是说正义的结构暗含着它对国家的作用远大于单纯维持一种法律和制度结构的作用。经济中广泛的调节和干预（从调节垄断、提供道路、桥梁和运河到立法限制在殖民地聚敛土地）还是必要的。

2.6 斯密的遗产

方法

以上只涉及斯密著作的理论部分，没有论及他的经济学方法。《国富论》的一个特点就是把理论同丰富的经验材料（不仅有当时英国经济方面的，而且有世界各地的）结合在一起。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出于三点理由：[1]上述特点是《国富论》取得成功和长久保持价值的一个主要原因。许多从未读过更抽象著作的人读了它。[2]它告诉了我们斯密自己对方法的态度。虽然他的理论体系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的方法也不完全是演绎的，但他并未远离具体事实。[3]《国富论》方法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说明了为什么各类经济学家（古典时期从李嘉图到琼斯，后来从维克塞尔到坎宁安）会把斯密当作先驱者。具有历史倾向的经济学家可能把他的方法看作归纳的，而其他人则可能把他的方法看作主要是演绎的。

理论

斯密在经济理论领域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这样一种体系，其中，价格形成、生产和分配是相互依存的。虽然按瓦尔拉斯的术语来说，那是一种很大的误解，但是，在一定范围内，它确是一种一般均衡体系：生产成本价值论表现出分配和价格之间的联系；而“自然的”和“正常的”这些名词显然指的是均衡价值。斯密有时责备循环论证——价格决定成本，成本决定价值——但这是他试图不用联立方程式来描述一般均衡体系的结果。【24】

斯密关于分配和成长之间联系的课题被他的后继者（特别是李嘉图）继承。但是，斯密对该课题的处理没有决定他发挥自己理论的方式，因为他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尽管以上所述集中地描述了一种连贯统一的理论，然而《国富论》包含着对价值和分配的许多其他解释的暗示。在我们看来，斯密虽没有提出一种劳动价值论，但对于想在他的著作中发现劳动价值论基础的经济学家们也确有足够的材料。他虽然拒绝以效用解释价值，但效用价值论者仍能在他的著作中找出把他作为先驱者的足够根据。分配问题上也有大量类似暗示。例如，他提出了工资基金论、生产率论和生活资料论。这些观点彼此不一定一致，但它们为《国富论》的发挥提供了各种途径。对他的利润论和地租论也可以这样说。除了这里考察过的各方面外，还有他的贸易理论。在货币领域，斯密的贡献最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比不上休谟。即使如此，斯密关于储蓄构成支出的学说却有极大的影响，他关于真实票据的学说引起了后来的争论。

斯密方法的多重性使各类经济学家受惠于他，同样，他的理论的多重性为经济学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余地。这些发展受到了斯密利用理论来推动富于想象的政策规定的鼓舞。

注释：

[26]同上，第5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