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经济分析史【1】

熊彼特在其堪称经典性的著作（1954年）中对经济分析史下了这样的定义：它是“人们为理解经济现象所做的智力努力的历史，或者，同样地它是经济思想中分析的或科学方面的历史”。按此定义，经济分析史虽比全部经济思想史窄些，但比单纯的经济理论史宽些，例如，历史的和统计的著作也包括在内。

经济分析史是重要的，这有多种理由，其中一些理由对其他科学也适用，另一些则只适用于经济学。前一类理由中，就有熊彼特所描述的对任何学科的历史的最高要求：“它在人类思维的方式上对我们教益颇多。”不过，更直接有关的理由是，需要给当代经济学一个正确的位置。同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的结构既非有计划的，也非推想出来的。当经济学家们探寻新的研究路线，抛弃或修改旧的方法，发展新的技术等时，经济学的结构就成长和发展起来了。即使在经济学某些特定分支内部，我们也会发现各种并不总是一致的不同方法彼此共存（例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就有厂商理论和一般竞争均衡理论）。研究这些思想的历史，考察它们是如何和为何发展的，就能给它们一个正确的位置。

有两个原因使得经济分析史对经济学家来说尤为重要。第一个原因是，与自然科学的情形有所不同，经济学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不仅经济学家们关注的各种课题会由于政治和社会变化而变化，而且经济本身也在变化。例如，现在英国经济的结构同斯密时代就大不相同。此外，人类行为本身也不可能设想为一成不变的，人们一旦意识到种种新的可能性（例如，发现了一种新的统计学规则），他们便可能改变他们的行为。由于所有这一切变化，历史的观察在经济学中就比在自然科学中显得更加重要。

经济学说史显得如此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涉及方法论。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经济学的特征之一，是它有一个庞大的有条理的抽象理论体系，它的许多内容还是用数学语言表述的。然而，在对它的解释上，在决定取舍的标准上，仍存在着实质性的分歧。尽管【2】多数经济学家赞同经验检验的概念，但对它的解释也是各式各样的。经济学史可用来追寻这类方法论问题。由于方法论十分重要，所以我们先对这方面的问题加以考察。

1.2 科学哲学的若干概念

证伪和知识增长

科学理论和经验证据的关系，也许是科学哲学最重要的问题；经验证据怎能用来评价科学理论呢？在这里，最重要的学说（就它关系到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是波珀的学说。波珀科学哲学的核心概念是证伪性。他论证说，经验观察绝不能证实一种科学概括是真的。这是因为，尽管我们可以得到许多证据来支持一种理论，但绝不可能保证下一个观察不会出现和该理论相抵触的情形。对一种理论所做的成功检验不足以驳倒（原文如此。疑为“证实”之误——译者）这种理论。这种检验可以看作是对该理论的“认可”（即增加了我们对它的信心），但这同证明一种理论是真的还不是一回事。不可能通过收集经验证据来证实一种理论，这就是所谓归纳问题。

波珀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指出，虽然经验观察不能用来证实一种理论，但却能用来反驳这种理论。因此，他认为，科学理论的决定性特征不是可证实性（因为发现证据证实一种理论是容易的），而是可证伪性。波珀即以此可证伪性作为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在波珀看来，科学的陈述至少在原则上是可被证伪的：的确存在着某些事件，一旦它们出现，就会同这种理论相抵触。另外，非科学的陈述不可能被证伪，因为它从未排除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

除了提出一种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以外，波珀对证伪的注重使他强调科学知识的增长。在波珀看来，科学知识不是已被确认为真理的知识，它不过是一种概括，这种概括比迄今反驳它的各种尝试都富有生命力。科学正是通过不断地排除各种虚假【3】假设而进步的，它的着眼点在于注重知识的增长。波珀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他“以这种新的难免错误的——批评的增长问题”替代了“古典的合理性的核心问题即陈旧的基础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的知识是真理）”。

不过，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虚假性总是一个疑难问题。让我们从经济学方面举一个例子，即关于对某物（比如香蕉）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假设。如果有人依据经验资料指出它是向上倾斜的，那么可以举出许多理由说明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会拒绝接受这种向来受排斥的理论。[1]资料可靠吗？——价格和数量测得准不准？[2]统计程序是否有问题——被估价的该不是需求曲线而是供给曲线吧？[3]本该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但也许收入变动了，或口味因为某种原因改变了？[4]这个理论被表述得是否正确也是一个问题。这些细节比起一般的教训来说是次要的。这个一般的教训是，按照波珀的说法，因为使任何理论“免除”批评总是可能的，所以驳回一种理论成了决定性的事情。

从此开始，论证可以沿着不同方向或路线展开，其中两种与这里有关。一种方向是波珀采取的。他主张，科学家应当采纳的方法论法则，即是拒绝采用任何特定的策略以维护他们的理论。不过，他也承认，运用这种法则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人维护这些理论，那么，在一种新理论有时间对科学做出贡献之前便会很快被抛弃。另一种论证路线是更贴近地研究各种理论被拒绝或被接受的环境与条件。如果采取这种方法，有关的要素就多得多了。例如，全体一致地拒绝一种理论，可以简单地通过把所有持异议者“开除”出去的办法来达到，也可以通过把他们打入“另册”，宣布他们的观念一钱不值的办法来达到。这又涉及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它是库恩著作的基础。下面我们就来考察库恩的观点。

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

常规科学在托马斯·库恩关于科学知识增长的论述中是一个基本概念。所谓常规科学，按库恩的定义，是指“以一项或多项以往的科学成就为基础的研究，这些成就为进一步实验提供了基础，从而为特定的科学共同体所一度承认”。作为这类“范例”（exemplars）或“范式”（paradigms）的例证，库恩引证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牛顿的《原理》和拉沃依西尔的《化学》。对于这样构成进一步研究基础的科学成就来说，它必须具备两个特征：必须毫无先例地长久地吸引一群追随者；必须为科学家们留下尚待解决的各种问题，即它是完全开放的。

常规科学具有若干重要特点，主要的一点是它放弃批评性论述，也就是说，存在【4】着一系列未被质疑的假定和一系列应予遵循的程序。这就是常规科学存在于其中的专业母体（disciplinary matrix）。在制定常规科学过程中，科学家们不是遵循一系列明确的法则，而是参照一种范例。由于提供了最初的科学成就，而且所得的成果被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所以不需要法则。即使科学家们想这样做，适宜于支配研究成果的法则也难以（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明确表达出来。

问题完全不在于可以从波珀理论推论出来的这种非批判性态度，而仅仅在于这种非批判性态度（按照库恩所说）允许把这种理论应用到大量问题上，从而使世界的许多细微之处得以考究。如果科学家们把他们的全部时间花在论证基础性东西上，他们就绝不可能对许多“细小”的现象加以研究。在常规科学内，大多数研究采取了“释疑”的形式。释疑是这样的研究，其结果一般预先已知，而且知道有一种解答，并按一定的法则进行。库恩把这样的疑点分为三个主要方面：确认事实（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或是因为它们本身有意义，或是因为有助于确立所说的范式比其他范式更具有优越性）；把范式应用到新领域；重新阐述范式涉及的各种观点。最初的阐述可能是笨拙的，难以运用到一些问题上。

这样的常规科学对科学共同体的性质具有一定含义。接受某一特定形式的常规科学会导致对某一研究领域的严格限制，不接受其基本假定的人会被排除在有关的科学共同体之外。相关教育变成了学习解决该范式所提出的各种疑点，因为各种假定条件是该共同体内成员所共同采取的，所以教科书是重要的。同时，专业人员也要依据解决该范式所提出的研究疑点来评判，因为不能解决疑点不会使人对这个范式像对这位失败的科学家一样失去信心。

在库恩看来，常规科学在多数时候都是沿着这条路线令人满意地进步的，但是危机也不时地出现。危机的主要因素是“反常”现象的发现：它们是一些不能以范例来解释的棘手的事实。在多数时候，这些反常事例可以略而不计，因为它们不过是些暂时还不能以该理论来解释的事实而已。当反常事例涉及该范式的基础，或者当它因为外部的原因而变得重要时（例如，科学家不能解释的反常事例却是公众希望解释的），反常事例会引起一场危机。库恩指出，这种情形会使有关科学家感到难堪，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可能不再遵循这种范式。

一场危机的出现也可能不是因为一种范式不能解释某种反常事例，而是因为对【5】该理论所做的必要修正使它反而变得不能令人满意了。这方面的一个经典性例证，就是哥白尼以前的天文学。按此学说，行星的运动可以予以解说，但是只有通过引进日益复杂的体系才能办到。问题在于，这个体系的复杂性的增加比其预见的准确性的增加要快得多，这就表明整个体系基本上是有缺陷的。最后，一种反常可能激起一场危机，只是因为这种反常在一段相当长时期内一直存在。

一场危机的结果是对有关理论的大量特定的修改以及对该范式所做的不同表述。当某一课题的根基遭到损害时，即会出现混乱。科学家们显然是偶然地找到答案的，甚至转向哲学时也是如此；这些答案在常规科学中是没有地位的。一种新的范例终于从对范式的这些新的表述中形成了。这涉及从根本上重建这一领域，常规科学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不过，对库恩来说，只有在革命的科学时期，即该科学的基础受到怀疑时，波珀关于理论要经由经验性证据来检验的观点才是适用的。

按库恩的理解，科学革命是指用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其间的连续性在于，这种代替并不是由为新理论和新范式提供了基础的那种范式预先提出来的。同时，其间又有一定的决裂，这种决裂，按库恩的说法，比一种理论代替另一种理论要丰富些。范式的变化不仅涉及世界观的变化，而且涉及仅依据逻辑和证据所不能做的决定。理由是“各种范式之间存在着非本质的差别”。因为常规科学不可能为在两个范式之间做出纯理性选择提供信息，所以常规科学的危机“不可能通过精细加工和解说而终结，而是通过相对偶然的和类似于格式塔转变的非结构性事物来结束的”。因为在一种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转变中掺进了非理性因素，所以在单个的范式之外来谈论科学进步是困难的。

科学研究纲领

库恩对于在什么条件下理论与经验证据的矛盾会导致该理论被抛弃这一问题的回答，促使他研究科学家们实际行动的方式。尽管他用自己的措辞描绘了常规科学，为适合于这一类型的科学活动找出了许多理由，然而，他仍离开了波珀对一种规范理论的研究，即科学活动应当怎样进行，却转而研究了它实际是怎样进行的。【6】于是出现了一种不同的思路，它跟踪着波珀的方法，试图解释在怎样的条件下，由于更缜密地考察科学理论结构而抛弃了某些理论。这种思路促使拉卡托斯得出了他的科学研究纲领概念。

拉卡托斯指出，估价单位应是研究纲领，而不是单个理论，甚至也不是一系列理论。他认为，一个研究纲领包含两个主要部分；以往所接受的各种假定条件的硬核，这些假定条件在该研究纲领持续期间被认为是无可质疑的；正面启发法是“解决问题的有力工具，它阐明问题，预见反常并按照预想计划把它们顺利地转变成例证”。研究纲领的这种硬核受着辅助假设的保护带的保护，牛顿科学即是一例。除了由牛顿的力学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组成的硬核外，还包含着模拟反常现象的工具。拉卡托斯说：“例如，假定一颗行星没有按正常轨道运行，牛顿主义科学家便会核查他关于空气折射、光在磁爆中的传播的猜测，以及构成该纲领所有部分的其他成百个猜测。他甚至可能虚构一颗迄今未知的行星，计算它的位置、重量和速度，以便解释这种反常现象。”

除了改变这种评价的单位以外，拉卡托斯还改变了评价标准。他指出，如果存在着一个更好的研究纲领取而代之的话，那么后者就会被抛弃。“更好者”比其对手具有更丰富的经验内容。这意味着它应能解释其对手能解释的一切，还能预见到其对手不能预见的某些新奇事实。在这个范围内，一个新解释的事实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新事实，尽管一种理论最终会被指望预见到许多新奇事实。

就这种标准容许对一种理论做出特定修改，容许有较不重要的不一致来说，一方面，它比波珀的证伪标准要宽容些：它容许一种研究纲领时间的扩延；另一方面，它又比波珀的证伪标准要狭窄些：它要求一种研究纲领要比对手做出更好的预测。假如一种更好的研究纲领出现了，某种研究纲领可能在没有被证伪的情况下被抛弃；或者，在反常现象业已变得明显之后它还被保留着，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纲领可用；在这些情况下，区分证伪和抛弃的标准是什么呢？拉卡托斯的方法论承认，许多理论被证明为虚假，这是说它同某些事实不符，但这并不能把它们推入非科学之例。

如果证伪不能作为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那么应当以什么取代它呢？拉卡托斯主张利用进化的和退化的研究纲领之间的区别。对任何一种研究纲领来说，都会出现反常现象，也都需要考虑到对它要做的修改（可以被认为是特定的）。在被做出这类修改【7】和不做出这类修改的理论之间是没有严格区别的，但是，这类特定修改在预见新奇事实与否方面却是有区别的。如果一种研究纲领预见到某些新奇的、迄今未知的事实，则它在理论上是进化的。如果这些预见被证实，则它在经验上是进化的。例如，某项修改引进牛顿研究纲领，结果预测到存在着从不知晓的行星，这些预见得到了证实。拉卡托斯的区分标准是一种历史的标准，它涉及理论随时代而演进的途径。

拉卡托斯方法的另一个暗含意思是，在一种研究纲领中，方法论法则会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路线，这里考虑到了理论研究相对的自发性。解决库恩疑点的次序不仅由当前的反常现象决定，而且由理论上的种种考虑决定。决定科学追踪轨迹的是数学问题而不是反常。这些理论研究得出有意义的可以检验的理论，或预见到新的事实，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

重复发现

要考察的最后一个概念是默顿的重复发现。默顿指出：“科学家们彼此独立做出类似发现的例证在科学史中是数不胜数的。有时候这些发现是同时做出或几乎同时做出的；有时候一位科学家自以为做出了新发现却不知这项发现早在许多年前已由别人做出了。这些偶然事件表明，当必不可少的知识和工具在人类文化宝库中积累起来，相当多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问题时，这些发现最终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个问题的提出，或是由于社会需要，或是由于科学自身的发展，或是两者兼而有之。”默顿提出假设，即我们应当预期到重复发现是一种普遍现象。他说：“在原则上，独立重复发现这种模式是科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模式，绝非单个的稀奇的或异常的现象……在科学史上单独一人做出独一无二的发现，才是需要加以解说的个别情况。”其理由在于，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科学家们通过他们所继承的知识同过去的科学家相沟通；通过同其他科学家的相互影响以及对某些特定思想和问题的关注，他们又与同时代人联系起来。这样，通过科学家们“对撞击着他们所有人的许多同样的社会力量和智力做出反应”，便出现了重复发现。

默顿注意到如下事实：许多发现，常常是被忽视多年，直到又被重新发现之后才做出来的。它们只是被若干独立工作的科学家重新发现时才被并入科学之中。默顿【8】认为，这是因为重复发现有更多机会被人得知。

默顿的思想除了可用于分析经济学史的许多特定事件以外，还可用于抵消下述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思想史只是（或者主要是）涉及最初提出特定概念的那些人的。尽可能准确地描述经济思想发展中的优先权当然是重要的，不过，经济学像其他任何科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活动。所以，一种思想得到普遍传播的日期可能比包含这种思想的最早的文献的日期更为重要。一旦发现了后来思想的久被遗忘的先驱，主要兴趣就在于说明它们为什么会被忽视，就像阐释这些思想本身一样。

1.3 本书研究方法

科学哲学和经济分析史

经济分析史可以根据科学哲学的某种特定的方法来评价经济思想。以库恩的“范式”或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来叙说历史，这种方法不是没有价值，但这却是以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问题了，因为所选择的这种方法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经济学还有待证明。例如，假定证明的结果是，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不适用于经济分析史，一个可能的结论是，经济学的历史应当反过来予以判断。或者得出结论说，这种方法对经济学是不合适的。

也还存在这种方法可否解释一切的问题。其他方法是否也像库恩的范式一样有效？检验这种方法适用性的标准是否能完全有说服力地用于检验其他方法？例如，经济学如果可以分成几大块，每一块都以库恩的范式或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来加以检验，那么，我们就有许多方法将它们加以划分。我们可以把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也可以将它划分为古典经济学、边际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我们还可以按时代划分为后马歇尔厂商理论，或新古典增长论。“证实”一种方法应当是容易的，因为总有那么多适合于它的可能途径。

那么，为什么不完全放弃这种科学哲学？首先，科学哲学确实提出了一些有用的概念和思想，提出了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例如，即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边际革命不是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但在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9】其次，尽管在这样做时要极端小心谨慎，但经济分析史在估价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时还是有用的。如果经济学家从未遵循看来是正确的方法论原理，那么这也是有很多理由的（当然也可能是一些不太重要的理由）。

以下各章

本书侧重于熊彼特所谓的“科学思想的起源”“人们努力理解经济现象在一种无穷的序列中产生、改进和消失的过程”。尽管经济分析史不单是以某一种方法论来分析的，但它毫无疑问是批判的。用布劳格的话来说，“批判就暗合着判断标准，我的标准就是现代经济理论的标准”。这种说法虽是十分重要的，但也必须做出两点重要修正：

（1）经济学所涉及的不单是逻辑，而且有一系列假定。因此，在评价以往理论时仅仅从逻辑结构上考察是不够的，尽管这很重要。还必须检验经济学家所做的各种假定，在这里，现代经济理论所能提供的指导甚少。如果我们评论现代理论本身，它当然就特别重要了。重要的是要为下述可能性敞开大门：乍一看在逻辑上可能是不一贯的东西，也许正是同现代经济学的假定不相符合的那些假定的结果。

（2）对经济学理论来说，还有着比形式的和逻辑的结构更多的东西。例如，两位经济学家可能采用某种特定的联立方程式，却以不同的方式解它们。正因为如此，要更多地注意经济学家们考察问题的方式，更多地注意他们的“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这样做不是“相对主义”。因为并不要求某种特定哲学或特定条件以任何方式去“证明”有缺陷的经济理论。相反地，把经济学家的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将哲学方法同我们所说的纯经济理论加以区别，会有助于区分依据一定的哲学前提（为了它们的确实性）而提出的主张和仅仅依据经济逻辑所提出的主张。

以下各章侧重于现代经济分析，特别是大约19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发展。任何划分界线都是任意的，不过，以70年代或者稍后以及20世纪30年后期划界是最好的。由于本书旨在阐释现代经济学，因此，对1939年以后的时期给予了同其以前时期同样的分量。另外，如果把19世纪70年代作为一个转折点，而不进一步追溯，也不可能理解后来的许多重要发展。这就是把英国古典经济学也包括在内（尽管很简要）的理由。因为古典经济学源于亚当·斯密者甚多，所以本书把他作为分析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