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制度环境理论及研究评述

诺斯在其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指出，制度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制度变革更是解释过去250年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制度环境差异而非要素禀赋是解释穷国和富国之间差异的重要变量，是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和诱发国际直接投资的因素（Belloc & Bowles，2011；Acemoglu et al.，2011），也是导致国家、区域、产业、企业层面技术创新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宋跃刚和杜江，2015）。

2.3.1　制度环境的发展阶段

按照历史进程，制度环境理论可以分为奠基和产生时期、继承与发展时期和蓬勃发展时期。

（1）制度环境的奠基和产生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代表人物有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

凡勃伦开创了制度理论，认为当技术条件变化导致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会对外来刺激做出反应，调整制度的主力通常是受制度约束最大的群体，即从事“工业”的相关人员（Veblen，1921）。因此，凡勃伦的制度变迁是指当技术条件发生变化时，受制度约束最大的群体克服现存制度阻力、推进技术进步的过程。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环境的变化又会产生与之相对应的习惯，从而形成阻力。克服制度阻力的活动永远存在，社会的变化也一直在持续，因此，制度变迁是一个逐步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其结果往往是不公平的（凡勃伦，1899）。为此，凡勃伦提出用“生活的便利程度”来衡量制度变迁的好坏，认为只要社会整体的生活便利程度得到提高，就是制度进步的体现（张林，2003）。

康芒斯认为，制度变迁主要是由于组织和个人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改进现存规则结构，以及集体和个人的意志在解决冲突方面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康芒斯试图从经济角度寻找制度变迁的根源，采用的分析方法接近于正统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康芒斯重点分析了权力机构对制度规则变化的影响，而忽略了人民群众对制度变迁的决定力量，这暴露了康芒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缺陷（蒋雅文，2003）。

米契尔在制度变迁方面的观点与康芒斯类似，强调用货币交换替代劳动支付和实物支付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和交易成本的降低。随着货币交换逐渐替代早期的世俗关系，以及人们交易行为的不断规范，人们的意识形态也由封建主义逐渐转变成日益金钱化的资本主义。

（2）制度环境的继承与发展时期（20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代表人物有约·莫·克拉克、特格维尔、阿里斯等。

约·莫·克拉克认为，完全竞争假设否定了市场经济的动态特征，在现实经济中很难实现。他认为，应当采用更符合市场实际情况的“有效竞争”来替代完全竞争假设。另外，克拉克区分了“商业效用”和“社会效用”，为后人研究社会成本和“外部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格维尔认为，20世纪20年代末期美国的工业制度尽管已经十分完善，但企业制度并不成熟。美国技术进步的目标是高消费、高投资、高生产与低价格、低成本，而企业家思想意识严重落后成为阻碍美国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因。

在分析制度环境时，阿里斯认为，科技进步是制度环境和社会变化的主要推动力。他在早期的著作中，采取批判的态度分析制度及其作用，认为尽管制度可以帮助人们解释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但制度环境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阿里斯在后期的著作中认为，一项新的制度尽管包含某些过时的风俗，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推动了社会发展，并且新制度通常是建立在旧制度基础上的，制度促进了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

（3）制度环境的蓬勃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代表人物有加尔布雷斯、科斯、诺斯等。

加尔布雷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认为科技进步推动了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发生动态变化，经济学应采用演进的方法研究经济社会制度及其变化。新制度经济学派在研究过程中将研究对象从个人和企业转向整个社会（加尔布雷斯，1980）。该学派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计划”和“市场”两种体系。“计划体系”由若干大公司控制，实行有组织的计划经济；“市场体系”由许多分散的个体、小企业、农场构成。“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是对立的、不平等的，两大体系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冲突。因此，资本主义改革本质上是如何改革这两个体系的相互关系。

2.3.2　制度变迁的基石

诺斯在其1981年出版的专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提出制度变迁的三大基石：

（1）将制度变迁与产权理论相结合，描述了激励个人或组织的产权理论。

高效的产权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替换无效率的经济组织。产权结构的创新作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可以创造更有效率的市场；有效的知识产权鼓励技术变革，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

（2）将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称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需要同时解释国家的兴衰和造成经济组织或政治组织无效率的内在原因。诺斯指出，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国家一方面通过降低交易费用使产出和国家税收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界定产权结构竞争与合作的规则最大化统治者租金。国家在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税收最大化和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方面存在持久的冲突，因而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3）在吸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西方正统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指出，要用意识形态理论解释新古典理论个人主义理性所产生的偏差，伦理法则和道德意识形态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当界定和执行产权的收益小于相关成本时，不能依赖产权来解决“搭便车”问题，而需要通过意识约束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诺斯还提出，应通过控制集团成员数目和为个人提供选择性激励来解决“搭便车”问题。

2.3.3　制度变迁的原则和分类

权衡收益与成本是推迟或者促进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可分为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后者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

2.3.4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在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制度，产生了人类社会变迁中的锁入（lock-in）效应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效应。诺斯将阿瑟（W.Brian.Arthur，2007）针对技术演变过程提出的“路径依赖”和“自我增强”机制（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应用到制度变迁当中，提出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路径依赖是指历史因素对人们各种选择的影响，制度变迁过程存在“规模报酬递增”与“自我增强”机制，当制度沿着某一路径演进时，既定的方向会得到进一步强化，过去的选择决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沿着既定路径的变迁一方面可能进入良性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沿着错误的路径从而使整个经济和市场陷入下滑阶段，甚至被“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

2.3.5　制度环境理论

制度环境相关理论与学说在学界呈现日益繁荣的态势，最早可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制度环境理论。本部分从马克思的制度环境理论开始，依次介绍亚当·斯密、诺斯、阿西莫格鲁、林毅夫等学者的制度环境理论。

2.3.5.1　马克思的制度环境理论

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心不是“制度”，但它包括制度环境理论的多数议题，其观点和分析框架对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前期著作中，“制度”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但在《资本论》的核心概念（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中，基本上包含了诺斯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其中，生产关系涉及产权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组织（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关系）及分配制度等，这些都是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政治和法律制度与诺斯的非正式制度和政治制度一一对应。因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可以看作有关制度解说的学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社会形态的基本结构。其中，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关系的经济合约和经济规则，即所谓的正式制度安排；而政治法律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

马克思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过程：生产力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而生产关系则相对稳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即技术的发展变化决定制度变迁的过程。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现有的社会制度将会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上层建筑缓慢发生变化，新的社会制度会随着现行社会制度的崩塌而形成，新制度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该制度又会成为经济社会进步的桎梏，这一过程循环往复，直至共产主义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每一种制度都会有诞生、发展、壮大、灭亡的过程。马克思制度环境理论是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待技术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而并非如凡勃伦与阿里斯那样，片面地看待技术进步对制度的决定作用（拉坦，1994）。

2.3.5.2　亚当·斯密的制度环境理论

制度环境是一个值得长期研究的命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看不见的手”这一命题时，实际上就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制度安排等内容。他通过对比自由市场制度与国家干预制度，认为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生产技术、政治、法律、契约的综合安排，自由市场制度在一国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自然与社会条件的变化，一国的制度也必将发生相应的变迁，因此，亚当·斯密认为，制度及制度变迁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体现。亚当·斯密的理论思想也对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3.5.3　诺斯的制度环境理论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对人类历史的社会演化方式起决定作用，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低交易成本、高效益的制度替代高交易成本、低效益的制度，也可以理解为更高效益制度的“生产过程”。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一方面源于生产要素价格比率（资本—土地、土地—劳动、劳动—资本、技术水平以及信息成本）发生了根本变化，另一方面也源于人们偏好的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和偏好会随着相对价格的变化而改变，从而导致交易的一方或者双方通过改变合约来改善自身处境，实现帕累托改进。生产要素价格比率以及人们行为偏好的改变削弱了原有行为规范的势力，新的行为规范替代原有的行为规范，新的风俗习惯侵蚀或替代旧的习俗或传统（黄晖，2012），因此，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

2.3.5.4　阿西莫格鲁的制度环境理论

阿西莫格鲁（Acemoglu）沿袭诺斯（1990）关于政治过程界定和产权实施的相关思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动态博弈均衡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制度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理论模型，并在模型中纳入了政治与资源配置因素，生动刻画了一国经济制度的动态变迁过程（Acemoglu，2005）。阿西莫格鲁的制度环境理论来源于科瑟尔等的“社会冲突论”和诺斯的“国家理论”，他通过构建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政治决策理论，得出政治制度与资源配置是引起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变化的原因的结论。另外，阿西莫格鲁认为，实际政治权利的掌控和如何解决“可信承诺问题”是导致政治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政治权利以及政治制度的变化决定了一国经济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变迁。良好的政治制度能够促进社会政治权利配置的相对平等和分散，从而有效解决“可信承诺问题”，有利于经济制度的变迁，经济制度反过来又可以影响政治权利的分配和政治制度的自我强化与实施。因此，阿西莫格鲁的制度环境理论重点强调政治制度对经济制度的决定作用，这也是他对制度环境内生化的主要贡献。

2.3.5.5　林毅夫的制度环境理论

国内学者林毅夫从均衡视角分析了制度环境理论，认为导致制度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包括制度选择集合、制度安排、制度服务需求的改变。制度不均衡产生获利机会，个人和组织在追求获利机会的过程中会创造新的制度安排。当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不均衡时，制度结构整体也表现为不均衡。制度变迁成本以及人们的有限理性等导致制度变迁从一个制度安排逐渐传导至其他制度安排。

中国以及其他转型经济体国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制度环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市场对经济资源的配置程度上。为了反映我国在转型时期的制度环境，本书在微观层面分析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和生产率的影响时，将制度环境理解为经济自由度和市场化程度，这点更符合制度环境在转型国家的特征与表现；在分析区域层面的制度环境时，使用相关数据构造宏观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指中国以市场化改革为主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变革；在分析国家层面的制度环境时，诺斯等（2007）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根源是制度方面的制约”，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促进国家和区域的生产活动。本书从东道国制度环境以及东道国与中国的双边制度距离入手，分析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双边制度距离对技术创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