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穷达以时”

人这一生，必然有“命”。对于上面说的“命”，我们可称它为“性命”。因为它是和人的“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性自命出”。由于“命”和“性”的内在关系，故可以诠释为一种道德上的无待命令，“命”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使命。它要求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去堂堂正正地做事，去认认真真地做人，去对自己的言行负起责来。虽然说这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从哲学来看，这还不够，因为“命”的合法性还需要确立。那么，“命”的合法性又由何而来？郭店楚简讲“命自天降”，实际就是给“命”赋予了一个合法意义，“命”因为“天”而具有了庄严感和神圣感，“天”是宇宙的终极根据。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命”的理解一般比较笼统，事实上“命”是需要分析的。在郭店楚简中，“命”至少有两种意涵：一种是“性命”，另一种是“时命”。从“时命”中还可分析出“遇命”, “遇命”属于广义上的“时命”。

“性命”之“命”的好坏与“性”有关系，也就是“命”与一个人的修养有关，你的修养好（善良），你的“命”就好；你的修养不好，你的“命”就不好。由于“性”包含了知、情、意，所以，如果一个人知识丰盈、情操高尚、意志坚毅，那就是他的修养好，否则，就是不好。一般来说，修养好的人就是好人，好人总有好报。儒家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里也讲了“积不善”者的下场。

人们在提到“命”时，总不免感觉有些神秘。但是，这“性命”之“命”一点也不神秘，因为它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一辈子的生活质量取决于他的德行、教养，以及他为人处世的水平。如果一个人本性善良，人缘好，朋友多，他就容易赢得人们的信任，由此而来，他得到的机会就会比一般人多。反之亦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并提出好人不一定有好报，那就只能用“时命”和“遇命”去解释了。

人生过程，既有必然，也有偶然。而《穷达以时》对“时命”和“遇命”的分析，说的就是人生中的偶然性，而且讲得非常清楚。它说：

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

“天”和“人”是有分别的，也是各有职分的。人们应该明白“天”和“人”不同的道理，应该明白它们各自遵循的原则和规律。“天”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冯友兰先生曾把“天”划分为五种：天空的、人格的、命运的、自然的、道德的。我们这里所讲的是命运之“天”，也是“时命”之“天”。这样说来，一个人如果没有赶上属于他的时代，没有处在适宜于他生活的世界，即使他再聪明、再贤能，也很难发挥他的作用，也很难施展他的才华。汉人庄忌在他的《哀时命》中说：“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往者不可扳援兮，来者不可与期。”悲哀自己的命运不如古人，责问自己为什么就生不逢时！过往的圣主不可挽留，后世的明君又不可求期。既然如此，我又该如何处之？由于今之“时命”的不可选择性和不可逃避性，故也就只能是顺受和适应了，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所言：“共其职贡，从其时命。”那时的“职贡”就是一种命，不能选择，也不可逃避。杨伯峻先生解释说：“盖谓不时之命亦从之。”也如庄子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但是，对于那些赶上好时代的人们来说，那就是“时命”好，就是时运好。因为这个时代是属于他的时代，这个世界是适宜于他生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要是想施展自己的才华，也不会遇到太多的困难。

除了时代的“世”之外，还有一个相对于个人的机遇问题。如果说“世”指的是客观世界，那么“遇”指的就是具体的事件了。机遇是人生中的偶然，很难猜测得透。《穷达以时》对于“遇命”做了如是论述：

舜耕于厉山，陶埏于河浒，立而为天子，遇尧也。邵衣枲盖，冒绖蒙，释板筑而佐天子，遇武丁也。

初韬晦，后名扬，非其德加。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骥厄张山，骐塞于邵来，非无体状也。穷四海，至千里，遇造故也。

舜耕于厉山，后立为天子，是因为遇到了尧。邵（疑为傅说之误）衣披麻布、帽蒙丧巾，尔后能辅佐天子，是因为遇到武丁。一个人因韬光养晦而扬名，不是因为其品德的高尚；伍子胥前多功而后戮死，也不是由于其慧智的衰微。骥麒困厄张山，窘处邵来之地（“邵来”，李零推测可能是地名），也非体之不壮；而能穷四海，行千里，乃是因为遇到了造父。

所以，“遇不遇，天也”。“遇”和“不遇”乃是“天”的造化，非人力所能为。虽然人对于“天”之“遇命”无可奈何，但并不意味着人就可以放弃一切，无所作为。恰恰相反，人需要的，而且必须努力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既不要怨天，也不要尤人。《穷达以时》说：

动非为达也，故穷而不［怨，隐非］为名也，故莫之知而不吝。［芝兰生于幽谷，］［非以无人］嗅而不芳……穷达以时，德行一也。誉毁在旁，听之弋母，缁白不釐，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敦于反己。

这里的大意是，人积极进取也不一定就能事业成功，但即使穷途末路，也不要怨天尤人。隐退也不一定能留名后世，故不必因惜智而遗憾。芝兰生在幽谷，不会因为人们嗅不到就不散发芬芳之气。穷达皆由时遇而定，人之德行应该始终如一。毁誉在侧，也不必去斤斤计较。君子应该做的是认真地反省自己的存在。

儒家重视“知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以郭店楚简的观点解释，“知命”就是知“性命”，知“时命”，知“遇命”。如果“不知命”，按照孔子的观点，那就不是君子。孟子也讲“知命”，并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可以看得出，儒家讲“命”侧重于理性分析。

反观其他宗教，佛教讲“命”，重在缘分，缘分是什么？谁也说不清。基督教若要讲“命”的话，那就是上帝的安排，上帝是什么？很难规定。

人这一辈子离不开“性命”，也离不开“时命”和“遇命”，总之，摆脱不了“命”的纠缠。一个人要想否认“命”的存在，不仅不可能，而且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人生一世，既有生之偶然，因为他的生命的产生纯粹是个意外，也有死之必然，因为他终究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何时离开，却是偶然的，这就是人生，也是人生中的“命”，这“命”的不确定令人迷思。即使如此，人还是在探寻着这种不确定中的确定，探寻着人生的定位。既积极入世，又洒脱自然；既有崇高理想，又脚踏实地地活着，所谓“广大高明不离乎日用”。“道”在何方？就在脚下。“率性之谓道”，这应该就是人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