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移动互联时代传统媒体转型的逻辑起点
——读第20个玛丽·梅克尔的互联网报告
玛丽·梅克尔（Mary Meeker）1995年发表“互联网报告”（The Internet Report），由于对亚马逊和美国在线等网络公司作出了看好的预见，由此知名并每年发布一个报告。在2015年《互联网趋势报告》中，她预测了互联网未来发展的方向、影响和挑战，通过大量的案例、翔实的数据展示了互联网“重构”人们日常生活、行业发展逻辑、社会连接关系的巨大作用。对于正处媒介融合新阶段的中国传媒业而言，这些新现象、趋势将给媒体转型带来诸多启示和思考。本文重点讨论社会学“强关系—弱关系”框架下，互联网传播以用户为中心的新关系生态的形成。
正如梅克尔所言，“20年巨变=人们用各种移动设备实现了全天候联系”。[1]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连接关系。对于正处媒介融合新阶段的中国传统媒体而言，它们与受众、广告主、消息源的连接关系同样面临重构。由此，传统媒体转型的首要意义在于构建新型的媒体与用户的关系，而从社会学中的关系视角来分析，这种关系至少包括内容生产的“强关系”与信息传播的“弱连接”两大方面。
一、重构传统媒体与用户的新型关系
“关系”是社会学中一个普通而复杂的概念。在社会网络理论下，关系被视为一个居于中间层次的分析单位，将主体与客体、结构与行动、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连接起来。[2]社会网络，指社会行动者及其相互关系的集合，用图形表示的话，节点表示行动者，节点之间的连线就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强关系—弱关系”框架，“认识时间的长短”、“互动的频率”、以相互倾诉的内容为基础的“亲密性”以及“互惠性服务的内容”，是衡量连接强度的四个因素，可以此区分强连接、弱连接以及无连接。他对社会求职的实证研究发现，那些与求职者偶尔或很少接触的人，大多来自与求职者不同的生活圈子，更能提供有用信息，创造可能的机会，显示出“弱连接优势”。而与求职者经常接触的人，尽管动机上更愿帮助求职者，但提供的信息大多雷同或无效，类似于信息在一个封闭系统的内部循环。[3]
“人类的传播既是关系的产物，也会反作用于关系。如果不能在关系层面重新思考传播，就很难理解今天的传播现象。”[4]传播也是一种关系，在传播学视角下的人际传播、小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大类分析中，任何传播活动都是在一定关系下进行的。而移动互联网的交互、实时、便携，更将传播深深地打上了“关系”的烙印，并产生了颠覆性的重构效应，促进新型关系的形成。
这种重构效应已经从理论思辨走进了现实的实践，并引发对互联网属性的重新思考。在中国，“媒介融合”被最高决策层提上了议程，上升为国家战略。[5]微博、微信等各类利用互联网技术的传播形态发展迅速，传统媒体虽然积极谋求转型，但“不转即死”的预期强烈。国际上，互联网对传统“关系”的颠覆愈演愈烈。玛丽·梅克尔在2012年的报告中提出，“新的移动设备＋互联＋用户界面＋沟通方式＋美观……重新定义了人类生活和习惯”。2014年的报告重点阐述了“重构”的五大领域：即时通信应用、内容和分发渠道、日常活动、数字钱币、垂直产业，而这种移动设备与众多传感器带来的数据井喷将推进大数据崛起、计算成本的下降与“云”的兴起。2015年的报告则通过观念的重塑、消息传递的重塑、内容生产的重塑、新一代（12~24岁）对互联网用途的重塑等，全面阐述了互联网的颠覆力。人们的工作环境、工作方式、消费方式、连接方式、商业模式、监管重点都在发生剧烈变化。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影响促使学者们对互联网属性进行再认识。喻国明认为，传统媒体的衰落或者说转型不成功，主要是由于对互联网属性的认识存在偏差。“很多人固执地认为互联网就只是一种媒介、一个渠道，因此从自身发展的逻辑出发，他们仅仅把互联网作为延伸自己价值和影响力的一个平台和工具。事实上，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媒介，更本质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重新构造世界的结构性力量，这是它真正的意义。”[6]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即关系”的思考，认为新媒介传播已经从以技术为导向的、独白式的传统线性传播模式，转向以关系为导向的、对话式的全息传播模式。[7]互联网的发展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其作为社会形态也日益渗透进人们生活，不仅在传播内容，也在促进人与人连接，也就是带来了“关系”。[8]
移动互联网特性使得传统媒体转型并非简单的信息载体变化，也不是将内容、品牌和影响力简单地从“纸”迁移到“屏”，而是一种新的媒体与用户关系的重构。从国内外媒体实践来看，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最深刻的表现是在媒体和用户的关系，我在此前做过论述。用户概念不仅是指受众——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也包括广告主和消息源，这些“用户”的主动性在大幅提升，甚至发挥着改造媒体内容生产、盈利模式、信息传播模式的决定性作用。[9]
从格兰诺维特的连接强度四因素看，传统媒体与用户关系呈现的是低频互动的弱反馈、线性特征，连接强度不大。移动互联网则带来了一幅完全不同的新图景，增强了媒体与用户的连接强度。从“认识的时间长短”来看，各种移动互联网传播形态已成为“90后”、“00后”的“第一媒体”，传统媒体则因受众流失而逐步变成“熟悉的陌生人”。从“互动的频率”来看，各种移动互联网传播形态的终端俨然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只要开机就可实现全时空连接，形成了使用终端与用户特有的时空关系。从“互惠性服务的内容”来看，高频、便捷互动改变了内容的单一、单向生产，形成了使用终端与用户新的使用与满足关系。从“亲密性”来看，共性话语的增多拉近了各种移动互联网传播形态与用户的心理距离，形成新的群体、社群关系。
如果把考量的视角拓宽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发现各种移动互联网传播形态与用户形成了新的关系生态。其要点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一切皆可全时空连接。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都可以实现实时、异地连接，时空障碍被打破，人人都可实现“在场”，异质性个体相互碰撞的概率大幅提升，社会的关系网络被极大地拓展，社会连接的复杂程度也大大提升。
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的赋能效应，使得个体甚至是某些智能化的物成为连接的重要节点，个体的能动性被释放或者激发出来。在庞杂的社会网络中，人人都可能是某个局部网络的中心，重要性上升相应地强化了其主体意识，放大了其信息生产、传播行为的“涟漪效应”。也就是说，在社会网络中，无数个以“己”为中心的圈交织在一起，既是大网络的“去中心化”又是小网络的“再中心化”，个体及其镶嵌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如果说社会网络是一个复杂的电路，那么个体就是掌控着数盏电灯的开关，直接影响到所处网络中的信息与传播流向。
具体到传统媒体的内容、渠道、经营、管理等诸环节，以用户为中心的模式正在构建，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形成。在内容上，传受分离局面被打破，人人都是“记者”，传统媒体信息发布的独家地位被瓦解，移动终端的实时推送，基于大数据、定位技术的精准推送，以及“友好”的交互方式使得用户获取信息的时间成本、搜索成本、解读成本都大大降低，内容生产从以传播者为中心的媒体人“自我选择”走向以用户为中心的用户生产或基于用户需求的生产。
在渠道上，大多数传统媒体只能通过问卷调查粗略知道自己的用户有多少、在哪里、有哪些信息偏好、喜欢在哪些时段接受信息，而移动互联网可以轻易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相对准确的产品、服务推送。传统媒体面前的受众，只是社会学中的孤立、均质、原子式的个体存在，千人一面；而各种移动互联网传播形态的用户，则是有一定个性的个体。后者更好地满足了有个性的用户的信息需求，进而取代了忽视用户个性的传统媒体，成为当下用户特别是年轻一代信息获取的主流通道。传统媒体面临用户流失、渠道失灵的窘境。这从“今日头条”的成功可见一斑，号称信息精准推送的内容“搬运工”定位，并不妨碍其获得数十亿元的商业估值。
在经营上，传统媒体通过售卖受众注意力获得广告收入的“二次销售”盈利模式开始坍塌。移动网络时代，用户成为比广告更重要的资源，只要有海量活跃用户的存在，商业“变现”颇为简单。每个用户都有自己的“朋友圈”或信息获取通道，同质化内容大量存在的传统媒体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选择，其商业价值自然会打折。目前，传统媒体转型在商业上成功的案例不多，建立“付费墙”的一次售卖模式在试行了一段时间后遇到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媒体营收依然严重依赖日渐减少的广告收入。“澎湃新闻也尚未实现报网融合过程中新媒体盈利模式的创新，其上线后获得的6000万元广告盈利完全无法支付约1亿元规模的运营成本，平时的运营费用仍需要上报集团的反哺。”[10]而一个仅有9年历史的独立新闻聚合网站“嗡嗡喂”（Buzzfeed），其独立访问用户数量已超过2亿，单月视频浏览量超过15亿[11]，远远大于《纽约时报》网站，这其实意味着“纸质媒体+对应的报纸网站”的模式，盈利路径仍然难寻。
在管理上，以报纸、杂志为中心的传统思维在传统媒体内部依然较为普遍，即使在推进媒介融合的传统媒体，报、网“两张皮”现象不同程度存在，资源的有效整合、全媒体采编机制并未实现。
各种移动互联网传播形态正在迫使传统媒体改变运作、竞争的游戏规则。总体看，传统媒体面临调整与用户关系的要点是：社会网络中的节点——用户要被充分激活，成为传媒体系的核心，一切产品和服务都需以满足用户需求、增强用户黏性为中心；原有的大众传播走向人际传播，或走向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群体传播，让“社群”、“圈子”盛行，形成新的关系生态。
二、“强关系”逻辑下的内容生产变革
如果说关系的四个因素中，“认识时间的长短”、“互动的频率”、“互惠性服务的内容”偏于工具性诉求的话，那么“亲密性”无疑是情感性诉求。传统媒体积累的品牌认知度、权威性以及强大的信息采集能力，使其在“认识时间的长短”、“互惠性服务的内容”上具有先发优势，但这并不足以确保其维持住与用户的连接，反而在各项调查中呈现出被互联网逐步边缘化的危机。[12]此外，由于传受反馈机制的缺乏，传统媒体在“互动的频率”以及“亲密性”上存在先天不足。移动互联网的崛起，正在无限放大传统媒体的这些劣势，逐步侵蚀固有的优势。对此，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变革需“取长补短”，通过移动化、社交化增强与用户的强连接关系，从工具性诉求更多地转向情感性诉求，实现两种诉求的融合。
根据梅克尔的报告，互联网发展和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呈现出移动、社交、视觉三大趋势。移动方面，智能手机用户增速、用户平均每天在移动设备上所花时间的增长、广告商在移动端投放的广告增速尽管有所放缓，但依然维持在高位。社交方面，全球排名前列的App应用均为社交性聊天工具，各类新兴公司的创新产品均围绕社交展开，共享经济成为一种商业模式。视觉方面，00后对互联网的使用中，视觉占据主导，各类图片类App用户持续增长，智能手机拍照、摄影功能频繁使用，Facebook等应用视频内容暴涨。
如果将媒体的内容产品简单地划分为内容、形式、渠道三个层次，那么，互联网发展的移动、社交、视觉三大趋势与此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对应。移动，解决的是传统媒体渠道失灵的问题，整个内容生产、传播都要面向移动互联网；社交，解决的是媒体内容生产的驱动力问题，改变以媒体自身为中心的传统生产方式，面向用户，重构媒体机构、产品内容与用户之间的关系要素；视觉，解决的是媒体内容外在表现形式问题，提高交互的友好感，在信息过载与时间碎片化的情境下，降低用户的信息消费成本。三者各有侧重，但更多的是相互关联，融为一体，满足用户的工具性与情感性诉求。
在内容产品中植入关系、场景等因素，被梅克尔视为增强这种“强关系”的可靠路径，本质是推动传统媒体走向“社交化”。社交强调关系的重要性，通过强化社会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的连接、互动来实现社会地位的获取或更新。社交需求是用户利用互联网的首要需要。一项我国的调查显示，“90后”大学生更偏重于对社交媒体的“社交”功能的使用，而较少关注其“发布言论”的功能。[13]用户对纸媒信息的移动阅读，“在各时段都保持着‘社会交往>浏览新闻讯息>线上阅读报刊’的规律。”[14]有鉴于此，传统媒体转型要以用户为中心进行内容生产变革，自然要首先考虑满足受众最主要的社交需求。
互联网在社交化方面的实践已在商业模式上取得长足进展，为传统媒体的社交化提供了诸多借鉴。
其一，UGC（用户生成内容）的崛起既是对以用户为中心的现实回应，也是对用户——被互联网充分激活的个体——的资源利用。按照心理学的一般解释，个体总是更多地关注其投入了时间、精力的事物，吸引、鼓励用户参与内容生产便是这样的过程。用户与各传播形态的平台、其他用户就共同关心的话题频繁互动，增添了以这些内容为基础的“亲密性”，用户在这种互动中得到了价值认同或情感归属，获得了虚拟或现实的社会地位。这从网络“大V”与社会名人界限越来越模糊可见一斑。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理解，UGC可弥补媒体自身内容生产的不足，增添内容产品的丰富性，也可增加内容产品的受众面、阅读量或点击率，更是传受双方的有效反馈机制，有利于培养“沉浸”式的用户依赖。而放在公民新闻视角下，UGC使得“参与式民主”具有某种可行性。在社会学关系视角下，UGC发挥了社会网络中每个节点的作用，强化了节点之间的连接，可催生同质性较强的社群。
运用UGC须警惕两类误区：一是主角仍然是各互联网传播形态的平台主持者而不是用户；二是重点放在内容上而不是基于内容的互动上。当下传统媒体转型UGC的探索，更多的是将其视为配角，主角还是PGC（专业生产内容），这与传统媒体移动化、社交化程度不高有很大关系。“今天的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中，人取代内容，成为互联网的基础单元，这个基础单元是以网络节点的形式存在的，每一个用户作为一个节点，都可能对整个网络施加自己的影响。”[15]在这里，用户既是内容生产的主角，也是社会互动的主体，这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之于网络的价值。这种UGC的实践既有Facebook、微信等社交类App，也有国外的“赫芬顿邮报”、国内的“雪球”。以“雪球”为例，它定位于资本市场投资者的社交网络，相信以专业投资者为主体的用户可以生产出比媒体内容价值更高的个性化信息，主打UGC，辅以软件抓取的财经新闻、上市公司公告等信息，通过“信息—人—股票”的链接将有价值的信息推送到个人主页或股票主页上，实现基于投资标的、交流内容的互动，既获得了“互惠性服务的内容”，又增强了基于互动的“亲密性”，是“强关系”下的内容自主生产。
其二，社交化路径的探索形成传统媒体可借鉴的多类模式。首先是社交类App借势融合。比如，在拥有海量用户的微博、微信上开设媒体的法人账号。这是目前传统媒体移动化、社交化的常见做法。这种模式反映的是传统媒体将移动互联网视为一种媒介形态的工具性思维，尚属低层次的社交化。即便如此，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传统主流媒体在移动端的探索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不少文章特别是报道国家领导人的文章轻松活泼、富有人情味，适合网民口味，一改过往的死板、生硬形象。更高层次的借势融合则是在内容合作、服务合作、渠道合作、资本合作等层面全面加强与社交类App应用的合作，从工具思维升级为战略思维。其次是基于空间位置的场景适配。通过移动基站和卫星定位，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可移动终端能实现实时获取用户位置信息。这种基于位置的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简称LBS）已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呈普及之势，各类App几乎都会在用户初次使用时出现“是否允许获取您的位置信息”的弹窗。这在地图类、旅行类、饮食消费类等App中更是司空见惯，但传统媒体在此方面的实践还不够多。新华社“我在现场”App初步实现了LBS功能，允许用户分享现场所见所闻，但实践得尚不理想，UGC几乎被忽略，且未能有效实现基于地理位置的新闻推送服务。都市类媒体在此方面有较大施展空间，可与各区域商业机构合作，根据用户地理位置的变更，实时推送当地新闻资讯、商业购物信息等，将内容、服务、社交聚合起来。最后是基于用户生活习惯或者兴趣爱好的社交化。垂直型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就是这个路径，用户与平台构成了一个连接强度较大的社群，主题较为明确，规则相对清晰。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专业化，再加上移动互联网催生的圈子传播、关系传播的迅速发展，这种社交化模式未来发展空间极大，商业价值也相对容易变现。比如上文提到的“雪球”案例。再如不少房地产媒体的转型，从最初的资讯平台，走向服务平台，再走向交易平台，也是循此逻辑。
社交化显然已成为媒体与用户形成“强关系”连接的重要途径。在此，认识时间拉长、互动频率提升、互惠内容易实现，一旦工具性诉求得到了满足，增强亲密性的情感诉求也容易进一步得到实现。
三、“弱连接”优势下的渠道更新
如前所述，传统媒体转型的社交、移动、视觉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移动互联网重构力量下的“一体三面”。社交是在移动基础上的内容再造，移动也是基于社交的渠道更新，视觉则是移动、社交下的产品形态升级。
在关系视角下，格兰诺维特认为，信息传递通过弱连带（又称弱连接）时才能触及更多的人以及穿越更大的社会距离。这是因为只有弱连带方有可能成为区间“桥梁”，才能跨越不同团体。他以谣言的传播为例说，在强连带的传递中，一个朋友告诉他所有的亲密朋友，这些朋友也同样如此，那么有许多人将会多次听到这个谣言。这是因为强连带连接的朋友之间有一些共同的朋友，这个谣言就很可能被限制在少数人的小团体之中。[16]他还认为，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弱连接”提供了一个社会网与另一个社会网连接的“桥”，信息、创意都易于流通，人们通过积极地参与会议及集会，会产生某些“社群意识”。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流动的这种“弱连接优势”值得高度重视。一方面，个体能动性被充分释放。“人人是记者”，意味着用户也是传者；“以用户为中心”，意味着用户成为传播活动的主角。用户成为社会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这些节点不是静态的、被动的，而是动态、主动的，他们影响着甚至支配着内容的生产、传递。另一方面，移动互联之下的传播呈现出以个体为基本单元的态势，原有的大众传播越来越离不开人际传播构建的传播基础，甚至被人际传播、群体传播进一步消解。从自媒体的内容传递来观察，粉丝量少的小号通常发动亲人、同学、同事、朋友等各种人际关系进行转载、转发，提升阅读量，以吸引粉丝关注。这是典型的利用人际传播的信息扩散。媒体微信号的内容传递同样如此，除了广告推广，还有硬性要求员工转发，建立各种被采访对象、同行的微信群，与商家合作进行有奖推广等。这些传播方式比起在报纸、电视屏幕上打上二维码有效得多，利用的正是“弱连接优势”原理。
除了充分利用人际传播，“弱连接优势”下的渠道更新还应指向平台化媒体。互联网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开放，搭建平台正是这种开放精神的体现。传统媒体在互联网时代的式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优质内容不能达到用户那里，就像交通运输中存在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一样。
解决方法之一，自建新的渠道，即自己开发客户端应用等。从传统媒体实践来看，这种做法效果并不理想，一则耗费大量资金，二则将原有关系搬家到移动端，未能搭建连接不同区间的“桥梁”，新瓶装旧酒。自建渠道的突破口，最好是构建垂直化综合服务体系，搭建起融合了内容、服务、关系的综合平台，作为产业链上下游不同用户的“桥”。例如2015年11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新三板）挂牌的“铁血科技”，就是一个将垂直领域做透的较好案例。它从军事爱好者交流的网络社区——铁血网起步，利用黏性极强的用户资源，逐步进入军事战术用品电子商务、军事题材IP（intellectual propert）y等领域，搭建了“网络社区”+“垂直电商”两大体系，为军事爱好者提供线上线下消费链的闭环服务。目前，传统媒体自建渠道的成本非常高，且成功率较低。能勉强谈得上成功的可能还是少数几家大型主流媒体，毕竟他们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信誉度、完备的采编体系以及部分信息的垄断发布权等优势。
解决方法之二，与拥有大流量的平台型机构合作，走平台化媒体道路。这既包括上文提到的借势微博微信等社交应用工具，也包括媒体自身以此为基础构建内容合作、分发、传递的平台。比如，主打原创的上海报业集团新媒体公司“界面”、定位个性化信息推送的新媒体公司“今日头条”，通过广告分成等方式吸引优秀自媒体入驻，搭建自媒体联盟平台。这可打破原有区间的边界，大量异质或至少同质特征不那么高的个体介入，就能发挥出“弱连接优势”，搭建更多的区间“桥”。
在渠道更新上，媒体与用户同样呈现了以用户为中心的新型关系，用户成为社会网络中的活跃的节点，每个用户都是传播活动的中心，他们掌控着信息流的闸门，影响着信息传递的范围、速度。他们之间的“弱连接优势”有利于信息在不同群体的扩散，这并不妨碍用户与媒体建立“强连接”关系。
四、结语
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被充分赋能，传统媒体与受众的传统线性模式被打破，以用户为中心的新关系生态正在形成。用户将成为传统大众传播媒的基本单元，媒体的产品、服务、传递都需以用户为中心。传统媒体转型，首先要面对的正是这种关系逻辑，并须适应互联网移动、社交、视觉的特征，进行“强关系”的内容变革和“弱连接优势”下的渠道更新。
按照威尔伯·施拉姆从经济学角度提出的信息选择公式，信息被选择的一方，因为它给选择者来了有价值的收获，选择信息的一方，则因为减少了“成本”，信息获取的费力程度较低。[17]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已大大降低了信息获取的成本，这就要求传统媒体提供的内容产品增添“收益”的含金量，既能满足用户的实用需求，又能提供价值报偿。从关系的视角来看，“强关系”生产不仅可以满足用户对“互惠内容”的工具性诉求，而且有可能增添内容的情感性因素。传统媒体可通过社交化转型，在内容产品中植入情感、价值因素，实现与用户的“强关系”连接，培育“沉浸”式用户依赖。移动互联网时代以个人为基本单元的传播特征，激发了用户作为社会网络节点的主观能动性和活力，对发挥信息传递的“弱连接优势”具有闸门式的显著影响。传统媒体可在移动化、社交化的基础上打造平台型媒体，在巨大而广泛的“弱连接”平台上实现媒体与用户的“强连接”。
玛丽·梅克尔在2015年《互联网趋势报告》中预测，未来“消息传递”将有许多改进、调整和发展，微信等消息类移动社交App可能成为“中央通信枢纽”，新一批互联网用户很可能通过这些平台接入互联网。此类移动社交App的一些领导企业，有意打造跨平台操作系统。随着技术的发展，媒体形态将继续演变，用户与媒体的关系也会继续裂变。对此，传统媒体转型应正视这种关系逻辑的变化，改变线性的内容生产、信息扩散模式，通过UGC等方式增强与用户的黏性，借势强大的移动社交平台拓展“弱连接优势”，探索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生存发展之道。
（本文与费杨生合作）
注释
[1] 本文所言玛丽·梅克尔观点均来自其《2015互联网趋势报告》，见http://www.kpcb.com/internet-trends，中文版见http://36kr.com/p/533356.html。
[2] 文中所言“关系”为社会学中的一般性概念，非特指中国语境下的颇为特殊的“关系”概念。有研究者从家族亲情伦理的社会延伸、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关系、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关系等角度阐释中国关系主义，推动构建本土的关系社会学，一定程度得到国际的认可。参见边燕杰：《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3] 参见［美］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69、8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 刘海龙：《中国语境下“传播”概念的演变及意义》，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8）。
[5]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表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6] 喻国明：《融合转型的新趋势：“高维”媒介中的“平台型媒体”》，见http://www.gmw.cn/sixiang/2015-02/03/content_14732280.htm。
[7] 参见陈先红：《论新媒介即关系》，载《现代传播》，2006（3）。
[8] 参见彭兰：《从网络媒体到网络社会》，载《新闻记者》，2014（4）。
[9] 参见陈力丹、史一棋：《重构媒体与用户的关系》，载《新闻界》，2014（24）。
[10] 陈昌凤：《媒体融合中的全员转型与生产流程再造》，载《新闻与写作》，2015（9）。
[11] 参见《中国版BuzzFeed微头条：如何在6个月用趣味制造过亿访问量》，见http://newseed.pedaily.cn/u/zibuyugg/201508241321229.shtml。
[12]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014年8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受众在资讯需求、知识需求、政治参与需求、休闲娱乐需求、决策判断需要等五个方面的信源倚重度上，互联网已经全面超越了其他所有媒体。参见吴文汐、喻国明：《城市互联网用户的媒介使用和信息倚赖》，载《当代传播》，2015（3）。
[13] 参见郭瑾：《90后大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公共参与》，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1）。
[14] 何其聪、喻国明：《移动传播时代：纸媒二次崛起的机遇——“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城市居民媒介接触状况”数据解读》，载《出版发行研究》，2015（7）。
[15] 彭兰：《社会化媒体：媒介融合的深层影响力量》，载《江淮论坛》，2015（1）。
[16] 参见［美］马克·格兰诺维特著：《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7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7] 参见［美］施拉姆、波特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11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