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从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低于200美元的贫穷农业国成长为世界上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43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定义的标准，中国成功晋升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又经过5年中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近8000美元（World Bank，2016）。
中国在近一代人的时间内，几乎取得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成就，同时也在极短时间内产生了西方国家经历过的道德沦丧、腐败、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而且中国在顺利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半期时突然面临长期性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同时国内老龄化和人口红利消失等压力加大，经济增速开始放缓，进入“新常态”。因此，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本文基于工业发展路径的跨国比较，解密中国工业化的内在逻辑，并试图回答中国能否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指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速下降，从而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无法晋升为高收入国家的现象（Gill and Kharas，2007）。与之类似的概念是贫困陷阱或低收入陷阱。文献中目前没有界定收入陷阱的统一标准。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基于一国人均收入与美国人均收入的比率，判断该国是否落入相对收入陷阱（Im and Rosenblatt，2015；Arias and Wen，2015）。
图4-1展示了一些经济体按链式购买力平价（chained PPP）计算的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之比（即相对收入）。数据显示，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成功晋升为高收入经济体（Wang and Wei，2016）。其中，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亚洲四小龙”以快于美国的速度持续增长，成功跨越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晋升为高收入经济体。与之相反，在过去60年间，巴西、哥伦比亚、秘鲁等拉美国家，与罗马尼亚、土耳其等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相对缓慢，人均GDP长期停滞在美国人均GDP的10%—40%的范围内，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尼日尔、马拉维等非洲国家的人均GDP长期以来不足美国人均GDP的5%，被困在低收入陷阱中。相比之下，在过去三十多年间，中国内地经济高速增长，成功由低收入国家晋升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起，印度与越南的经济也迅速发展。在2014年，两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人均GDP的10%左右，有望跨越贫困陷阱。
图4-1 相对收入陷阱
由此可见，跨越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以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长呢？现有文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探讨。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穷国之所以得不到发展，是因为在榨取性制度下，私有产权不受保护，人们没有动力去生产、积累和创新（North，1991；Acemoglu et al.，2001；Rodrik et al.，2004）。然而，长期推行华盛顿共识并采纳民主选举制度的非洲和拉美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的飞跃，反而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这对制度学派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另一种观点强调自然条件的重要性。例如，Sachs（2003）认为非洲热带地区的生态条件是滋生疟疾的温床，对非洲国家的贫穷具有直接作用（也参见Luo and Wen，2015）。Pomeranz（2009）在《大分流》一书中提出，英国最早发生工业革命，是因为其煤炭资源丰富。但这些观点既无法解释为什么地处热带的新加坡成为高收入国家，也与煤炭资源长期没有变化的中国在18世纪没能引爆工业革命但却在20世纪末引爆了工业革命的事实相矛盾。此外，Parente和Prescott（1994，2000）指出技术应用与发展的壁垒能够解释各国人均收入的差异。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来自外国公司的竞争与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发展中国家采用新技术的障碍。然而，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拉美国家在完全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后仍被困在收入陷阱中。
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不过是政府退出，实行了市场化和引进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结果。因此中国经济继续升级并逼近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是政府全盘退出一切经济领域，放弃产业政策，并将所有国家资源（包括土地、森林和稀土）及所有现存国企私有化。但是这一观点显然忽视了为什么充分实行市场化、私有化、资本自由化和去监管化的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却增长乏力，长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
与以上观点不同，林毅夫（1994，2012）认为一个有为政府的符合比较优势的正确产业政策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发展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的结果。而有效市场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由要素禀赋的不断内生改变和与之相应的持续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推动。但是市场失灵使得自由经济体无法自动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发展，因而需要有为政府的提携，并制定正确的产业升级政策。因此政府不作为或采纳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政策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落入收入陷阱的原因。林毅夫和付才辉（2016）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世界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模式，发现日本、韩国、新加坡与改革后的中国能够持续地推进本国的禀赋升级，并根据禀赋结构的变化，持续地推进本国的产业升级与结构变迁。而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秘鲁与委内瑞拉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发展战略路径紊乱，并未成功实现持续的结构变迁。其中最为直接的表现是未能成功应对低成本国家和高收入创新国家的夹击。背后的原因则是未能进入前沿国家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并进行转型升级。
与林毅夫的理论互补，文一（2016）基于对人类历史上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工业革命的内在逻辑的深入分析和跨国比较，指出工业化（劳动分工）的程度受制于市场规模，而中国迅速崛起的“秘诀”在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已经发现了正确的市场培育方式，并一直遵循着与英国工业革命相同的由国家力量主导的“胚胎发育”式的市场创造路径，即从农村市场到城市市场，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到资本密集型产品市场，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低端制造业到高端制造业再到金融业，从高储蓄到高福利这样一个正确的、循序渐进的工业化顺序。在这个循序渐进的市场发育和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相当关键。因为市场首先是个公共品，而且技术含量越高的企业其固定投资成本也越高，从而需要更大的市场才能够盈利，因此需要政府连续不断地与民间合作去开辟和创造越来越深厚、广大的国内外市场，疏通商贸经络，搭建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为企业的产业升级提供有利可图的市场规模和商贸基础。因此，在国家力量主导下遵循正确的市场创造和市场发育顺序，实行符合一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政策和发展战略，是经济保持长期、稳定、高速发展的关键。
本文以林毅夫（1994，2010）的新结构主义和文一（2016）的市场“胚胎发育”理论（新阶段理论）为框架，通过对中国工业化的解读与工业化路径的跨国比较，探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回答中国能否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本文比较了中国在改革前后的工业化路径。在改革前，中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劳动力、资本与增加值之比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这种过早、过度重工业化，虽然有国际环境的逼迫，但违背了中国的市场条件和要素禀赋结构。政府通过赋予重工业企业垄断地位、给予其价格补贴等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林毅夫等，1994）。而且重工业生产由于初始投入巨大，技术与资金门槛双高，回报周期和中间品产业链漫长，因而更加依赖规模化大生产才能自负盈亏，而规模化大生产又必须以规模化大市场为前提。所以重工业产品市场的发育必须等待和依靠发达的轻工业和基础设施拉动（文一，2016）。在缺乏这些市场条件的情况下大搞重工业必然导致巨大财政负担和亏损，即便有外国资金和技术也难以为继。这解释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长期严重依赖资源出口和农业税去补贴重工业所面临的困境。
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遵循了正确的市场发展顺序，通过建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依次经历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78—1988年）、规模轻工业繁荣发展（1988—1998年）和重化工业化（1998年以来）三个阶段。整个工业化过程由最底层最基础的市场和大众基本需求来驱动，不是按华盛顿共识盲目搞金融自由化和重工业国企私有化，而是寻阶而上，并由前一阶段积累的资金和技术来支持下一阶段的产业升级。
接下来，通过工业化路径的跨国比较，我们发现成功跨越收入陷阱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遵循着和中国内地大致相同的工业化路径，即依次经历了乡村（或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城市手工作坊）原始工业化、规模化轻工业与规模化重工业三个阶段。相反，落入收入陷阱的国家则没有遵循工业化的正确顺序。其中，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的东欧、拉美国家，未能充分发展本国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过早进入重工业化阶段，从而使其后续发展难以为继。而被困在低收入陷阱的非洲国家则严重缺乏乡村原始工业化。因此，本文认为正确的市场发育顺序，与符合本国资源禀赋的渐进的产业升级，是成功跨越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解读中国工业化路径，第三节总结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路径，第四节讨论陷入收入陷阱的国家工业化路径中存在的问题，第五节对全文进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