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日本新闻的“沦陷”与日本国民性的关联
单波 詹佩
在日本新闻界，人们通常把新闻界的战时表现归咎于军部力量对言论的管制，但是，京都大学研究传媒史的佐藤卓己发现，战争中的大报社与大出版社都在积极响应情报局的需求，因此他认为，“大多数被称为所谓镇压言论自由的事例，都是战后媒体方面为了逃避责任炮制出来的”[18]。战争中的媒体不仅在军部的压迫下不再报道真相，在社论方面也失去理性，全面偏离言论自由。尽管有一些小的插曲，如1936年5月7日，美国密苏里大学表彰《朝日新闻》，赞扬其多年来发展日本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抵抗军国主义的功绩[19]。但在战败后，《朝日新闻》对此展开自我批判表明，虽然被密苏里大学誉为反军阀报纸，但在近卫新体制运动后，报纸自身被迫协助政府，在日本要加入三国同盟时，也没有尝试进行一言半语的批判或反击[20]。《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一书则做出了更客观的分析，认为日本新闻界在战争时期逐步丧失言论自由，“一边是被军部和政府言论统制，被逼合作的受害者，一边是没有将真相正确传达给国民的加害者”[21]，这便是战时日本新闻的“沦陷”。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再度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战时日本媒体到底受到什么力量的驱使，逐步沦为军部的传声筒，丧失了言论自由？
“九一八”事变前夜，《朝日新闻》对军部的独断专行做出批评，表示强烈担心。可事变之后，《朝日新闻》对事变相关新闻进行大规模报道，同时向驻留军寄送慰问金，在社论中全面支持军队。与此不同，《每日新闻》一开始便赞成“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22]的观点，认为中国在事变中破坏了日本的权益，主张对华强硬，以至于报社部分人自嘲“九一八”事变是《每日新闻》赞助，关东军支持的事变[23]。言下之意，《每日新闻》对于战争的推动作用并不是在军部压迫之下被逼进行，而是自己主动请缨。《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一书总结的原因是，民族主义使得报纸在国家面临困难时支持军部，实现舆论的统一，同时伴随“不买运动”[24]。
的确，“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主流媒体转向的重要标志，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当时甚至对报社感激不已，认为各个报纸对内统一舆论，对外发扬了国民的优秀精神[25]。起初，在《大阪朝日》[26]报社内充满对事变的不满情绪，这样的情绪在新闻报道中的体现引起右翼人士的不满，以在乡军人会（会员为日本预备役和退役军人，是支持军部的团体）为主的团体发起实施不买运动的决议，虽然经报社协调谈话后该决议被取消，但没有改变观点的《大阪朝日》销量仍在每日下降。亲近军部的《每日新闻》抓住机会不断扩大发行量，在利益逼迫下的《大阪朝日》因此改变对事变的态度。随后，在《朝日新闻》报社主要负责人会议中，通过一致的报道方针称：“虽然还像以前一样强调裁军，但在国家面临重大事件时，作为日本国民当然应该支持军部，并统一国家舆论。”[27]这样一来，就将记者与国民的身份统一起来，自觉接受国家舆论的导引。
随后，日本新闻界陷入疯狂的境地，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创造”出“爆弹三勇士”的神话，记者在没有确认事实的情况下，连日发布报道，偏离事实，成为“神话”的制造者。媒体代替军部和政府鼓动国民的爱国之心，同时获取诸多商业利益。而为了赢得国民对报纸的购买，日本新闻界迎合国民的战争舆论，不惜牺牲新闻的真实性，走上了新闻的不归路。
根据《日本新闻年鉴》（1933年版），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期间的报纸表现有如下描述，“这是日本人经营的报纸，国民爱国热情越高的话，言论和报道也就越受读者和周围情况影响，而不断国家主义化、帝国主义化”[28]。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条约》设立的，其最大的使命是维护战胜国决定的国界线来维持世界和平，日本与英法意并列为四大常任理事国[29]。因接到中国的投诉，国际联盟理事会向中国、日本派遣李顿调查团调查“九一八”事变。李顿《报告书》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的侵略行为，“满洲国”政权是傀儡政权，这触及日本军部和国民敏感的神经，日本决意退出国际联盟。在国际联盟拒绝承认“满洲国”后，《朝日新闻》由主张慎重对待退出一事，转为主张将在国际联盟的人都撤回，认为错不在日本，发动战争也在所不惜。《每日新闻》则表现出一贯的强硬态度申明退出论，日本在国际联盟里被孤立，主动退出胜过最后被除名。日本新闻界不顾此时的国际舆论，呼吁国民支持并相信政府的决定，从而主动放弃了言论自由。
关于日本国内两起政党政治与军部的冲突的报道，加深了国民对军部的信赖。“五一五”事件中，犬养毅首相被青年军官杀害，在《大阪朝日》发表社论揭露恐怖罪行的情况下，《东京朝日》却辩称犯罪动机是为改善社会情形，《东京日日新闻》与《读卖新闻》规避对青年军官的错误追究，将事件归罪于社会现状与政党政治。“二二六”事件中，青年军官袭击首相官邸和多位官员官邸，杀害大臣，并袭击《东京朝日新闻》报社，然而《朝日新闻》在社内会议中决定支持政府，其他大报则处于完全“失声”的状态。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报社开始热心于向海陆军捐款和捐赠武器等报界支援活动。日军攻打南京时，报纸只讲大日本帝国的军事侵略英明神武，剔除军队在南京的“屠杀”暴行，在美国发行的日语报纸《大洋新闻》中指出，“日本国民并不知道日本海陆军在中国目不忍睹的虐杀行为”[30]，已被媒体蒙蔽。
松本君平曾在《新闻学》中写道，国人的特性与媒体的相互影响：“最让人惊讶的是巴黎报纸其特性颇似巴黎人之品性格，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之疑问：到底是巴黎人造就了巴黎之报纸呢？还是巴黎之报纸造就了巴黎人呢？总之观察巴黎之报纸，正好可以作为观察巴黎人之一种手段。”[31]这句话触及了一个秘密，日本新闻界乐于造就为报纸而存在的国民，也乐于被国民所造就，自觉把自己绑缚在国民性之中。在引入西方先进思想时，日本新闻从业者遵从西方所推崇的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起初，在媒介资本运作之下，新闻界努力争取“与受众的关系”，想要扩大报纸的销量，以吸引更多的广告商，赚取更多的商业利益。此外，媒体凭借受众的数量汲取更多“新闻的力量”，使自己的报道有足够多的国民阅读。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害怕失去国民的支持，努力满足国民的信息需求，不断突破政府的管制，为业界争得公开说话的权利。1890年，为抵抗完全封闭消息的政府，日本新闻界组成共同新闻记者俱乐部，在监督权力机关的同时获取言论自由。随着战争的爆发，报纸看上去展开各式各样的报道，但实际上偏向于迎合国民口味，并以日本的世界地位、军队战斗力强大、精神主义至上等为卖点，制造与顺应相应的舆论氛围。这些报道又反过来制造了国民的新闻口味，使得战争报道大受欢迎，不支持战争的新闻逐渐受到国民抵制。这就给日本新闻带来了巨大压力。时任《朝日新闻》主笔的绪方竹虎所想的只是害怕失去广告主和国民的支持[32]，以至于在战争时期，需要顾及报社整体安危，所以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写新闻[33]。这样做的原因更多地来自报社利益的考量，按照《大阪朝日》编辑总务原田让二的说法，当时报社流行的集体意见是，“报纸就是商品，对社论一定要更加注意。说得太过分的话，报纸卖不出去也很麻烦”[34]。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追随国民，就是追随报社的利益。
不幸的是，媒体所追随的国民，此时早已浸染于军国主义之中。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日本特有的神道教的“神国论”“天皇崇拜”“忠于天皇”的思想不断被强调，武士道精神在这样的文化中应运而生，成为近代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并蕴藏于日本的国民性之中，表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相对稳定持久的人格特征和模式[35]。另一方面，日本人在文化上具有一种外向意识。1871年，日本派遣岩仓使团出访欧洲、美国等地，而后举国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技术与制度，认为唯有增强国力才会让日本在世界有话语权。明治维新开始后，国内不断拔高天皇的权威。作为岛国的偏安一隅造就了日本民族心理的自信，在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更是让国民、政府与军队迅速膨胀。此时，大多数国民需要自证天皇的统治力与权威，并希望看到日本在世界强大的战斗力，对积极报道战争胜利与军国主义的报纸，国民趋之若鹜，对反对军部、质疑政府的报纸，则发起不买运动。这样一来，“有求于民”的报纸在为国民服务的旋涡中无法自拔。当媒体过度需要国民作为自己力量的源泉，过分追求销售量上的突破，就会成为受国民驱使的媒体。因此，战时日本媒体就算没有军部势力的压迫，也会失去作为媒体的理性思考与判断力。
按照《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的历史描述，日本新闻界并非全体沦陷，而是存在一些例外。发行量较小的地方报纸、部分记者、学者在为言论自由呼喊，他们坚持要守护报道真相，以理性的声音呼喊国民要保持冷静。“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在《东洋经济新报》工作的石桥湛山申明，光靠武力征服满洲会被中国的民族主义推翻，提出“如果说存在力挽狂澜的方法的话，那就只可能是言论自由”[36]。《河北新报》的社长在不买运动的威胁下表示“成不成立不买联盟是读者的资源，我们绝对不会强迫读者购买”[37]，打消军部施压的企图。在退出国际联盟时，《时事新报》坚持劝说国民要冷静，认为当局者不应该煽动民意，社论部部长近藤认为报纸负有言论责任。在“二二六”事件发生后，根据《时事新报》编辑局长伊藤正德的分析，是新闻人士缺乏勇气、对言论的压迫以及新闻以大众化导致报纸的败北，而该报则坚持批判军部并敦促报业同行要奋起：“昭和时代前半段的报纸因为没有努力抑制军部，所以负有把国家带入亡国战争的连带责任。”奇怪的是，在报纸反抗军部的十个月内，只受到戒严司令部的一次警告。显然，归因于军部压制只是找到了一个可以推脱自身责任的理由，报业自身在国民热情的驱动下，通过满足军部与国民的喜好而获利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福冈日日新闻》的菊竹六鼓认为《朝日》和《每日》以“报纸就是商品”的论调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创办《他山之石》的桐生悠悠批评报纸的商业利益至上，发出“在这个战争中获利的是军需工业者和报社，它们欢迎战争也是没有办法的”[38]哀叹。
这些小报的观点与大报的观点往往相异，它们与当时国民的战争倾向不一样，可生存环境也因此更加恶劣，甚至遭遇停刊。重建《时事新报》的自由主义者武藤遭枪杀，新闻史家常把该报被《东京日日新闻》吞并归因于经营不善，事实上，所谓经营不善无非是发表过多与战争舆论相悖的报道，而有违国民的需要。
从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一些发行量较小的报纸与大报相比，反而理性批评多于狂热地顺从。大型报业集团追求新闻的力量，一心想影响国民与社会舆论，扩大受众的规模和报纸销量，而实现这一追求的手段就是，既顺从军部与政府，又顺应国民的需要。但是，小报与一些杂志认为，体现报纸的力量并不只在积极渴求庞大的销售量，为此附和国民的要求，更在于要为社会提供多元的事实和观点，告诉国民真相。小报编辑记者在言论上常与军部要求相左，得到了自我而失去了国民，大报则一直将报纸视为商品，迷失了自我而得到了国民。小报记者试图用行动告诉后来者，站在国民的一边不是一味与国民统一思想，而是要从国民的利益考虑，理性地思考战争现实与国家政策，为国民的理性思考提供空间。可惜的是，这少数人的坚守逐渐被同行大报吞噬，处于竞争关系中较弱的小报部分因经济上难以支撑而停刊，有气节的从业者遭到生命的威胁与逼迫，即使仍勉强维持刊物运营，在大报渲染的国民情绪下，影响甚微。
主流媒体将自己战争时期的表现归责于军部的压制，以及迫于国民不购买报纸的压力，为让自身能运营下去不得不“听命”于他们，从而形成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平庸之恶比“极端之恶”更可怕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作恶者，且大部分人不是主动作恶，是在不加思考的情况下盲目服从；有的人是害怕自己受到损害，从而助长了恶。在新闻界发展初期，国民性与新闻专业主义结合，使媒体受益于销售量的扩大；在战争时期，国民性与军国主义结合，使媒体害怕失去国民支撑。日本新闻界的“平庸之恶”在于，为国家舆论所牵引，又迎合特殊时期的国民性，从而失去了说真话的能力，也失去了新闻报道的能力，助长了军国主义之恶。
战时日本新闻被什么样的国民性所主导了呢？最值得注意的是由“耻感文化”所孕育的国民性。根据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分析，日本人处于“耻感文化”中，他们判断处理事情的根源来自于努力不做让人感到羞耻的事情，并习惯于生活在等级制度下，人们“各得其所”，方能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每个日本人都生活在一个集体或集团之中，避免做出令人失望的事情来成为调试自己行为举止的标准。在对日本社会史的研究中，有人发现，尽管武士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武士道的“忠”仍被保留、传承下来，经过国家的大力渲染，沉淀为日本人的精神内核，日本人的忠诚对象也泛化为职场、国家[39]。这样的忠诚无疑是一种无条件的顺从，而身份制度也是日本长期发展中不可少的特性，在为这样的顺从推波助澜。有日本学者说，明治维新后，很多日本人并不否定身份制本身，不过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以前的地位，上升至更高的地位而已[40]。普通记者会为“不给报社添麻烦”，而在报道中保持与上级和整个报社一致的口径，这种顺从比盲从更可怕之处在于，他们自以为处于集体理性的状态，而实际上已陷溺于“平庸之恶”。
当国民性主导新闻报道，新闻媒体将不再独立于政府、受众、广告主，无法说自己想说的话，一切客观、公正、独立、自由将成为泡影，只是听从国民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记者不仅将自己所处的新闻媒体视为一个集团，更是将国民纳入考虑范围，不肯与国民分离。在战争状态下，日本主流媒体更是贪恋所谓新闻的力量，追随单向度的国民性，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失去独立思考与报道的能力，成为军国主义的帮凶，最终让本国国民成为被蒙蔽的人。战争结束后，日本新闻界迅速承认错误，并积极呼吁国民不要灰心。但日本新闻界是否真的意识到错误所在，是否通过理性的反思有所改正，仍是一个疑问。
令人担忧的事实比比皆是。2014年，《产经新闻》驻华记者福岛在节目中表示，关于中国的新闻，她认为日本国民希望看到的是不好的部分，负面内容和冲突会维持较高发行量。至于到底是媒体塑造出中日关系紧张的社会共识，还是社会共识塑造媒体的认知，她认为两者是相互的。但她坚定地认为记者应该报道国民喜欢看的东西。TBS驻华记者武田则认为，媒体的对华报道不能超过政治大环境的话语，应该与政府的声音保持一致[41]。《读卖新闻》2012年9月9日在社论中说，“尖阁冲突事件，逮捕中国船长理所当然”[42]。如今，日本的法律保证媒体的言论自由，电视、网络等多元化传播手段的普及使言论表达更便利。但日本媒体的行为表现却似乎与多年前一样，受到国民性的驱使而时不时放弃自由。有观察家发现，近十年来，日本政府权力的强化与社会运动和媒体的弱化，反差鲜明，政府高官越来越敢于发表战争言论，而舆论的弹劾作用已相当有限，日本变得越来越窒息[43]。那么，日本会重蹈战时新闻的覆辙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