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里的橙

米兰·迪奥迭维奇（Milan Djordjevic）是个斯拉夫名字，或者，更确切地说，塞尔维亚名字。米兰·迪奥迭维奇出生在1953年的贝尔格莱德，至今，他仍然居住在那里。2007年，米兰·迪奥迭维奇在贝尔格莱德的街道上遭遇车祸。他被送进了医院，昏迷数日，与死神搏斗数周，接受治疗长达数月，又花了更长时间重新学习走路，最终，被送回家中，形神俱损，枯槁骨立。他并没有完全丧失行动能力，他能够走到自家院子里，弯腰捡起栗子树被风吹落的枯枝，风还在吹，云越积越厚，云层间的夕阳衰竭得就像是快被吹灭的蜡烛，又一天即将结束。又一天了，他没法抑制自己不去想一想命运是什么，想一想他和更多人所经历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痛苦。和更多人一样，他原本并不相信命运，他的热情阳光般无所不在，那光芒爱抚过卵石、青草与树木，也曾经掀起雨雪与海浪的帷幕，为世间万物的悲喜剧送去凝神关注；这热情难以消减，哪怕一根短短的铁链正牢牢地把他拴在一堵墙的前面：

无限与永恒在我的范围之外，

我的身体只允许这么多。

我看那些我能摸到的东西，

和它们一同生活，活在它们的阴影里。

我知道命运不过是一个词，

但词语变成现实，是多么艰难。

（《关于命运》）

迪奥迭维奇被困在家里，有时去院子里捡树枝，有时则隔着玻璃窗，看电线上的鸽子。下雨了，天光灰暗，只有两只鸽子还没飞走，它们的羽毛渐渐浸满水气，呈现出墨色。它们一动不动地在雨里停留，甚至也不看彼此：

它们紧紧依靠，是为了爱或温暖吗？

它们是在为彼此遮挡冰冷的雨吗？

我不知道，我只看见

在那根又黑又粗的电线上

它们的身子紧靠在一起

两个灰色的、毛茸茸的小东西

挤在一起，向我们提出问题。

（《两只鸽子》）

无论他对世间万物怀着怎样的好奇和热情，迪奥迭维奇仍然应该被归类为那种天性悲观的人。例子之一就是他总能把电线上的鸽子慢慢看成没有鸽子的电线，而空电线上再次飞来鸽子的时候，他已经拉上了窗帘。在与“事故先生”狭路相逢之前，迪奥迭维奇似乎一直都在为潜伏于未来的某个未知角落的厄运而辗转不安。也许我们不该急于把这不安归咎于天性。迪奥迭维奇是个诗人，他的职责就是恰如其分地强化、扭曲并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危险，哪怕空气般无所不在的它们几乎不可能转化成液态的血，和固态的灰烬。恰如其分的焦虑是一种必要的策略，对某些人推崇的艺术而言。策略的操演、姿态的成熟有赖于训练，训练把表情稳定成面具，而面具佩戴久了，内部的变化则不言而喻，变化并非终结于所谓的心性，这一切的起点，正是那渴望自我成全的心性。我们的“构建”说可以在循环中无限完善，但真正的嘲讽来自于车祸发生的那一刻，命运变成了现实，其中的艰难，谁都可以轻易地说上两句，轻易地，太过轻易地。

究竟哪个最为残忍？让胎儿在见到光明之前就已经溺死于羊水；眼睁睁地看着年轻气盛的野心家们被头脑里的肿块打入地狱，为自己的一事无成而哀嚎；还是驱使车辆撞倒侥幸从虚妄火焰中幸存下来的老人，当他刚开始遗忘曾经的哀求，哀求厄运降临，以验证自己的不平庸？如果我的名字叫做“命运”，我保证这一切都在时刻发生，我保证时刻发生着的这一切无非就是让某些人闭嘴，但绝不是米兰·迪奥迭维奇。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我们不妨来听一下他的故事，读几首他的诗。

2007年，也就是米兰·迪奥迭维奇遭遇车祸的那一年，查尔斯·西密克（Charles Simic）出任美国国会图书馆桂冠诗人。同样出生在贝尔格莱德的西密克十六岁时（1954年）移民美国，写诗，翻译，得奖无数。2010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西密克编选翻译的迪奥迭维奇诗集《橙与雪》（Orange and Snow）。西密克为迪奥迭维奇撰写了简短的生平介绍，于是我们知道了迪奥迭维奇的父亲是建筑师，母亲在贝尔格莱德的出版社工作，那是二战刚结束、冷战正展开的四五十年代。我们不能期待从西密克的文章里知道更多，他的时钟停留在远离贝尔格莱德的那一刻，他的离开注定了他只能讲述片面的故事，当然，留下的人所经历的，是另一种片面。

迪奥迭维奇的母亲是二战中背叛了家庭参加共产党所组织的抵抗运动的资产阶级小姐，然而，她却在1947年丢掉了出版社的工作，罪名是放任员工批评党的工作。迪奥迭维奇父亲是反共分子，年轻时曾在英国使馆工作，与当时的文化参赞、以先锋小说《亚历山大四重奏》闻名于世的小说家劳伦斯·杜锐尔（Lawrence Durrell）关系密切。这对夫妻的结合让人不禁想起“十七年”文学中屡见不鲜的爱情故事，那些故事里政见不同的情人注定分道扬镳，而迪奥迭维奇的父母却因为他们原本不同但最终合流的政见而走到了一起。

不可否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位命运多蹇的诗人是嘴里含着银匙出生的，他拥有社会主义国家所能提供的优良文化资源，以及资本主义阵营迫不及待地想要歌颂的“政治正确”。迪奥迭维奇原本的理想是成为画家，但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的诗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跟随父亲旅行的途中，迪奥迭维奇掌握了斯洛文尼亚语，并因此而接受了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兹·萨拉蒙（Tomaz Salamun）的影响，而萨拉蒙的吟诵声里，还隐约夹杂着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以及维列米尔·赫列勃尼科夫（Velemir Khlebnikov）的节奏与音调。七十年代末，迪奥迭维奇登上诗坛，是八十年代“纯文学”的重要诗人之一，而所谓的“去政治化”一方面针对曾经的社会主义宣传文学，另一方面，同塞尔维亚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保持距离。从九十年代初持续到二十一世纪的南斯拉夫解体和波黑战乱在迪奥迭维奇的人生中当然不可能缺席，事实上，他积极参与了对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抗议，据说是民族主义狂潮中力挽狂澜的英雄，或者，换个角度说，协助美帝全球战略的帮凶。

1992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的同年，斯洛文尼亚诗人、批评家阿莱仕·德贝尔雅克（Aleš Debeljak）评介南斯拉夫八十年代诗坛的文章发表于《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德贝尔雅克为我们呈现了迪奥迭维奇和他那一代诗人的成长环境与艺术诉求。我们不得不承认，已经不复存在的南斯拉夫是个不乏魅力的国度。1918年，南斯拉夫由摆脱奥匈和奥斯曼两大帝国的控制的多民族构成，它曾拥有六大民族、五种语言、三大宗教、两套字母表，如此璀璨而多元的文化既是诗歌写作的温床，又为日后的暴力冲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土壤。1945年，南斯拉夫从纳粹德国的占领下解放，领导人铁托虽然推行社会主义，却与苏联关系不和，他的不结盟政策使得南斯拉夫成为“铁幕”和“自由世界”之间的缓冲区。

这个缓冲区里，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人信奉东正教，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是天主教地区，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则生活着相当数量的穆斯林。七八十年代以来，托“相对开明”的文化政策之福，各共和国都涌现出去政治化的“纯文学”运动，作家、诗人们频繁接触西方摇滚乐和先锋艺术，他们拒绝完成或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政治指标，却把开拓想象空间、触摸生活纹理当作自己的职责，而只有通过这种对政治的游离，他们才能以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式介入政治。

然而，西方世界选择忽视这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相对繁荣”的文化景象，他们选择拥抱那些识时务地摆出对抗极权姿态的诗人和艺术家，哪怕极权更像是条用来借箭的草船。对此，德贝尔雅克嘲笑患有“异议饥渴症”的西方眼光，并且认为八十年代的南斯拉夫诗坛拒绝提供“写作者对抗审查官”的浪漫场景；他所认同的艺术固然不臣服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更不能臣服于对特定意识形态的简单对抗——谁知道捕蝉的螳螂身后，藏着哪只黄雀？

再然而，从我们2011年的角度回望过去，“异议饥渴”的症状并无丝毫好转，而八十年代的南斯拉夫诗坛早已被九十年代的战乱和屠杀所湮没，如果说车祸是迪奥迭维奇的个人命运，那分崩离析、哀鸿遍野又是谁的命运？

1979年，二十五岁的迪奥迭维奇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题为《皮肤内外》。迄今为止，迪奥迭维奇已经出版了九部诗集（其中尚不包括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选本），它们分别是：《蝇与其他诗》（1986）、《木乃伊》（1990）、《琥珀与花园》（1990）、《沙漠》（1995）、《洁净的色彩》（2002）、《黑橙》（2004）、《花园里的蝇》（2007）与《欢欣》（2008）。迪奥迭维奇的早期诗歌致力于勾勒超现实的幻象，譬如敲打窗户想要闯入陌生房间去杀死自己的雨，或是霓虹灯与夜色交错如流血伤口的街头；而自九十年代起，当南斯拉夫的政治局面渐渐失控时，他的注意力从先锋实验转向了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经验和最平凡的物件，他写洋葱、面包、蜘蛛、流浪猫和橙子，“从微尘里窥见天堂（或地狱）”显然是这个时期的诗歌密码；2007年的事故之后，又一种风格逐渐成形，他回归了早期的宿命论调，却不是在想象的疆域里，而是在最普通最平凡的生活之中。预兆应验，厄运成真，这正是所谓的“非人磨墨墨磨人”。

让我们回到迪奥迭维奇的诗作，回到那些看似与世无争的小刺痛与小欢欣，疯狂世界的疯狂人群里，它们注定被洗刷得不留痕迹。在我们的眼前有一座小火炉，木炭火红，簌簌地落下灰来。迪奥迭维奇扔了一只橘子进去，一只刚开始腐烂变软的橘子，它的皮和肉发出细微的响声，就像是烤着火的牛肉条：

白色水汽从橘子上升起，它的皮爆裂开来，

吐出滚烫的水泡，刹那间这水果就变得漆黑，

变成黑色的、被飞散火星所笼罩的小球。

我们就这样被投进生活的火炉，疾速燃烧，

为了殆尽，为了被烤焦、被烤成灰烬。

“虚无”下令把这些灰都给撒了，

就是它，世间活物终将向其皈依的“虚无”。

（《焦橘》）

如果说漆黑的橘子让人紧张，我们尽可以放松，因为迪奥迭维奇还写过金黄鲜美的橙子：

如同寂静空气里，海鸥的鸣叫

掠过空海滩，暗色水藻正慢慢变干，

当泛蓝的刀刃切入她的皮肤。

我的手指掏空了这盏橙子的灯，

为了让克里特的气息点亮我的房间，

就像是新鲜水滴洒向枯萎的植株。

（《橙》）

西密克编选翻译的迪奥迭维奇诗集题为《橙与雪》，该定题不知是否曾与诗人本人商讨，但“雪地里的橙”的确是美丽夺目的意象。更有意思的是，在迪奥迭维奇的诗作里，雪地里的一抹橙色，来自僧侣身上的袈裟。我们的诗人凝视着手里的照片，他几乎完全屏住了呼吸，为了倾听沉寂中雪落的声音。这沉寂稠密得如同飞溅的尼亚加拉瀑布，或是喜马拉雅的雪崩；而微小的雪落在冻僵的土地上，就像是衣裳在窸窣，而火静静地噼啪着。我们的诗人凝视着手里来自日本的照片。他看见穿橙色袈裟的僧侣举着竹伞走过一座花园，穿橙色袈裟的僧侣用竹伞举起了黑的松树和白的飞雪，黑的松树和白的飞雪在自己的阴影里藏着一座花园，而沉睡的花园梦见一队穿橙色袈裟的僧侣举着竹伞越走越远：

这没有终结、所以无从重复的沉寂呵。

雏鸟翅膀下的绒毛分享了她的温柔，

只属于十月午后的蜜色流溢成她的幸福。

她就是木头书架上慢慢变厚的尘土，

年华老去时才扯痛心灵的、对自由的渴望，

还有那伴着童年一去不返的无尽甜蜜。她呀，

就是天堂，新鲜得如同刚采摘的草莓。

（《沉寂与雪》）

就个人趣味而言，我总是偏爱热血燃尽后的冷漠，或是厌世者偶尔按捺不住的深情，因为滚水浇不死的蚂蚁才叫命硬，而伏在水面上的成群孑孓虽然热闹，却热闹不出什么好事。虽然对迪奥迭维奇的“东方幻想”颇多微词，我不否认自己被他笔下的美所打动，这是一个已经被伤害的人所渴望得到的补偿，他甚至不能独自离开家。我们固然可以展开辩论，把诗定义成语言探索、想象力游戏或任何其他，但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忽略的是，对某些人而言，诗歌首先意味着补偿。无论被怎样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剥夺，我们至少可以试图自己为自己寻求补偿。痛的时候哭，转移注意力，换来安慰或更多伤害；哭的时候学会珍惜，懂得“有限”和“无能”的真正含义；与此同时，哭着，继续丧失我们所珍惜的一切，青春、健康、生命、和平、甚至还有那颗渴望得到安慰和补偿的心。而这样的结局，是我所解释的，“没有终结、所以无从重复的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