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民生公司[1]是个传奇,人们热衷于谈起它在抗战最紧张的阶段抢运战略物资和抗战人员入川的“中国实业的敦刻尔克”奇迹(卢国纶,2015),为它对保存民族工业和抗战力量付出的惨烈代价和赫赫功勋发出叹惋和感慨。然而,却鲜有人深入地探究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自然,丰功伟业总是比背后的努力更容易被标记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当我们带着社会学的眼光去重新解读这些传奇故事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社会学可以为这个问题呈上什么答案?在敌机对川江不断的狂轰滥炸之下,任何一次航行都无异于上前线,作为一个非军事单位、非政府机构的组织,民生公司如何得以运行有方,完成这些历史的使命?一切组织皆由个人构成,民生公司有什么力量让它的数千员工冒死在川江上奔波来往?
2007年,在重庆图书馆与民生公司研究室龙海先生的一次邂逅让我有了解开这个疑问的机会。龙海先生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2]先生的思想和作为,他的介绍好像一个引子,为我打开了全面了解卢作孚思想与实践的大门。在卢作孚留下的诸多历史遗产中,他的现代化建设理念与实践,尤其是在工商企业内部以职业群体为基础建设现代集团生活的部分读来令我备感意义重大。在我看来,这与经典社会学家们倡导的在职业分工的条件下打造社会的“有机团结”存在某种亲和。在了解了更多的材料之后,我开始尝试把民生公司的惊人事功放在其现代集团生活建设的背景中去理解。一盘散沙的中国亟须建立有凝聚力的组织,这是当时知识精英的普遍共识,当时各种建设组织、整合社会的方案也可谓百花齐放。有不少人的确从乡村入手做了开去,而卢作孚却独辟蹊径地在城市里、企业中开展这项工作,他称之为建设“现代集团生活”。对于民生公司的这番职业共同体建设,他称之为自己的“创造集团生活的第三个试验”,这其中贡献的不只是经济的奇迹、科学管理的经验,更在于工商社会如何“合群”、培养社会之“群力”的宝贵经验。社会学关心的核心命题不正是“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吗?在民生公司的现代集团生活建设背后,正潜藏着社会变迁时有识之士筚路蓝缕探索出来的社会建设与整合的蹊径,也正是开发新思想、建设新社会的可能契机。此后,更多的相关史料阅读、对耄耋之年的老民生职工及其家属的多次访谈带给我的震撼与启迪让我相信,这些尘封的历史经验值得以社会学的眼光加以开掘。
这里要展开的是一个历史案例的研究,离不开对彼时彼处社会制度、文化的考察,涉及地方社会文化以及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环境等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方方面面,但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这个研究主题与当下的一种强烈关联。与民国时期一样,当今的中国社会仍在经历着迅速而重大的变迁,但社会建设与整合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国时期的前辈们要走的路还没有走完,我们仍面临着制度探索的艰难。对历史案例的探究,除了丰富我们关于历史的知识库以外,也将为不同制度环境下处理相类的问题提供宝贵的比较、镜鉴价值。而新的社会制度、组织形式,乃至其中埋伏的问题,都必定与历史上的形式存在着或明或暗的联系,将历史案例引入我们的经验视野之中也有助于提示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知识和行动的由来,从而最终对我们的行动发生影响。认识到效果历史[3]的存在,正是我带着谦逊的心情去开展这项历史案例考察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