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居民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指标体系的调整
（一）中国居民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指标的调整
在先前的研究中，我们将健康与基本生存质量界定为：社会所提供的、能够满足居民健康和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的条件，以及居民对这类基本生存条件的满足程度和评价状况，体现的是居民所享有的健康和基本生存福祉。[1]延续之前的思路，我们仍然将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评价分为健康质量和基本生存质量两部分评价因素。其中，健康质量反映的是居民可以获得的健康医疗条件和所达到的健康水平，包括千人拥有医生数、围产儿死亡率以及平均预期寿命三项指标；基本生存质量反映的是社会所提供的、能够满足居民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的条件，包括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城市燃气普及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千人民用载客汽车拥有量以及万车车祸死亡率五项指标。
在综合考虑各指标解释度以及“十二五”期间统计数据获取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我们对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指标体系进行了调整。其中，健康质量部分删除了“5岁以下儿童平均死亡率”这一指标，主要原因是2011年以后，全国妇幼监测网不再对外公布5岁以下儿童平均死亡率这一指标的省级层面数据，数据无法获取，加之考虑到围产儿死亡率这一指标反映的信息与5岁以下儿童平均死亡率反映的信息存在高度相关，因此，本报告我们暂时删除了5岁以下儿童平均死亡率这一指标。基本生存质量部分删除了“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这一指标，主要考虑到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人均住房使用面积这一指标只反映居住面积大小，存在不能反映生活方便程度、卫生条件好坏等其他居住质量的缺陷；二是根据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结果，我国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已基本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现实情况是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强烈，房源短缺、一房难求的现象普遍存在，房价更是一直居高不下，统计结果与现实状况偏差较大。李昕、徐滇庆[2]对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指标（城镇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的实际含义进行了考察，指出其实际反映的是有户籍并且有住房的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与城市实际人均住房面积存在较大差异，这一数据高估了我国城市实际人均住房面积，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居民的住房情况，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删除了这一指标。最终，确定了由8项指标构成的中国居民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中国居民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评价指标体系
（二）中国居民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评价函数的调整
本研究采用层次-主成分分析法来构建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评价函数。在层次分析阶段，从专家库中抽取了26位专家进行问卷调查，实际回收有效问卷20份，得到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各个指标对应的首轮权重Wi（见表2）。
表2 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指标体系的权重
本研究计算健康与基本生存质量指数的目的是对我国各地生活质量水平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因此我们在上一轮研究基础上，对数据无量纲化处理方法做了进一步完善，以2006年为基年，选取基年各指标最大（最小）值，以后年份各指标值与基年最大（最小）值做减法，再与基年各指标极差相比，具体公式如下。
正指标的无量纲化方法计算公式为：
逆指标的无量纲化方法计算公式为：
以上数据标准化处理方法，不但能够消除量纲的影响，将不同单位数据统一成可比较的单位加总为综合指数，同时使年份间可进行纵向比较。经过上述处理方法，基年数据结果在0～1，以后年份单项指标水平提高直至高于基年最大值水平，结果将大于1；单项指标水平下降直至低于基年最小值水平，则结果将小于0。因此，为使最终评价结果均以正值呈现，结合数据处理的具体情况，我们对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公式进行了调整。
正指标的无量纲化方法计算公式为：
逆指标的无量纲化方法计算公式为：
选取相关指标2006～2015年十年的公开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后使用表2中的首轮权重Wi进行加权转换，再进行主成分分析的操作。按照特征值大于0.5以及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对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的两个部分分别提取主成分因子。健康质量评价指数因素分析显示，健康质量可得特征根大于0.5的因子有2个，且能够解释整体变异的92.48%，从而得到健康质量部分各个主成分的载荷矩阵，如表3所示。
表3 健康质量加权处理后的主成分载荷矩阵
使用表3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便得到健康质量两个主成分每个指标对应的系数，即可得到特征向量，再将特征向量与使用首轮权重Wi加权转换后的指标数据相乘，得到健康质量两个主成分的表达式：
F1=0.5561W1X1+0.5135W2X2+0.6521W3X3
F2=-0.6482W1X1+0.7600W2X2-0.0478W3X3
为了得到较好的综合评价，以每个成分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系数，加权求和后得到健康质量评价函数：
Y1=0.2210W1X1+0.5361W2X2+0.4327W3X3
根据同样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到基本生存质量评价函数：
Y2=0.2742W4X4+0.3439W5X5+0.2254W6X6+0.2896W7X7+0.3877W8X8
将以上健康质量评价函数与基本生存质量评价函数相加可得到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评价指数：
Y=0.2210W1X1+0.5361W2X2+0.4327W3X3+0.2742W4X4+0.3439W5X5+0.2254W6X6+0.2896W7X7+0.3877W8X8
从评价公式来看，由于本轮指标体系有所变化，因此各指标权重较2006～2010年各指标权重也相应产生变化，具体变化见表4。
表4 健康与基本生存福祉各指标权重比较
健康质量部分除千人拥有医生数这一指标权重稍有下降外，其他两项指标权重均有所提高。其中围产儿死亡率这一指标权重显著增加，主要原因有两方面：其一，从研究方法方面来看，我们在对本轮健康质量指标体系进行重构时，删除了5岁以下儿童平均死亡率指标，而围产儿死亡率在反映妇幼保健状况的同时又与5岁以下儿童平均死亡率包含的信息高度重合，因而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其载荷较大，最终的权重有了较大的提高；其二，从客观现实因素分析，2015年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国家、社会以及普通民众对妇幼保健工作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围产儿死亡率权重增加也与实际情况相符。
基本生存质量部分除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这一指标权重有所下降，其他指标的权重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权重大幅度提高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污染逐渐向农村扩散，尤其是饮用水污染情况严重，而且由于农村自来水普及和饮用水安全监测力度不足，农村饮水安全存在极大隐患，同时农村居民对饮水质量要求有所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事关农村居民身体健康和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使其必然成为社会关注焦点问题；千人民用载客汽车拥有量以及万车车祸死亡率权重上升主要是基于我国机动车保有量逐年增加，交通安全事故成为造成我国人员伤亡主因的现实。近年来，交通事故引发的人员伤亡惨重，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巨大，已成为威胁我国居民出行安全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居民道路安全意识提升，对道路安全出行的关注度、重视度日益增加，交通安全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另外，专家调查的主观赋权结果显示，基本生存质量整体主观权重较上一轮增加0.1543，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提升，居民整体健康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在生命健康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人们更加关注各项基本生存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