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的新变化

第二章 户籍身份与地位分层

一 户籍分层及其演变

1950年代中后期，新中国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全新的户籍制度，并以此作为相互配套的几项基础制度之一来加强对国内人口流动的行政控制（陆益龙，2003）。在这一制度下，所有的家庭户都必须向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登记，并被划分为农业户或非农户这两种类型。结果，每一位中国公民的户籍身份就被这样一种具有双重划分特性的户籍制度所决定，即户口所在地与户口类别（Chan & Zhang，1999）。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人口流动和户口转变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中国社会法理上和事实上的城市人口几近相等。因此，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结构经常就被归纳为城乡差别，而这一差别同时具有地理上和制度上的双重含义，即同时反映了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以及城镇户籍人口与农村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别。

户籍制度从来都不只是一种单纯的人口管理手段，它更将本来平等的中国公民划分为不同的社会群体，使人们按户籍身份的差异不平等地占有社会资源，而城乡户口之间的对比和差异尤其明显。只有城镇居民才有权享受社会主义体制所承诺和提供的全部社会福利，包括国家保障的就业机会以及通过工作单位提供的补贴福利，例如住房、教育、医疗等。相反，农村居民则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来实现地方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不仅如此，国家还采取了一系列优先满足城市发展需求的经济政策，将农业部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向工业部门输入和转移（例如，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存在的城乡不平等。不可避免的，户籍制度成为形塑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重要力量之一，正如经验研究已经发现的那样，具有农村户口身份的个体其生活机会受到了结构性的限制（Wu & Treiman，2004）。

肇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逐渐放松了对人口在城乡内部和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行政控制。政府开始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非农工作，迅速成长起来的市场部门（甚至包括国有企业）对廉价劳动力也有着大量的需求。步入改革进程以来的中国出现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然而，户籍制度本身却基本没有发生任何本质上的变化，户口转变（或者转变户口类型，或者转变户口所在地，或者两者兼有）仍然并非迁移的一个自然结果，尽管从1980年代起户籍政策也开始出现一些调整和改革（Chan & Zhang，1999）。持续增长的非正式迁移（改变居住地但不改变户籍）导致了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现象（目前总量已超过一亿人，相关数字可参见Liang & Ma，2004；莫荣等，2005），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但却普遍缺乏与工作地城镇居民同样的正当居民权益（Solinger，1999）。结果，基于城乡户口划分的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同时，还将这一隐形的身份界线从农村与城市之间进一步延伸到了城市内部（Chan，1994）。

为了定量研究不同的户籍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结果（经常观察的是职业获得与收入），许多研究者都关注农村移民（通常所说的“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比较。使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1%样本，杨和郭（Yang & Guo，1996）发现，农村移民倾向于填充城镇居民不愿意从事的那些工作职位，例如体力型的、低技术的、地位和声望都比较低的职业类型，即使控制了他们在人力资本上的差异。这与许多重复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一致，即两个群体在行业和职业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差异（Wang et al.，2002；Yang，2003）。孟昕和张俊森（Meng & Zhang，2001）进一步发现，城镇居民与农村移民之间不仅存在显著的职业隔离，而且存在严重的社会歧视，因为他们之间的收入差异中的不可解释部分更多地来自职业内部而非职业之间。与使用特定城市和特定地区样本的早期描述性分析一致（Knight et al.，1999；Wang et al.，2002），德姆希尔等人（Démurger et al.，2009）依据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再一次证实，农村移民与城镇居民相比在年龄、工作经验和教育水平上都要低许多，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人口结构上的差异［他们称之为“非市场性的禀赋”（pre-market endowments）］，而非所谓的职业隔离和工资歧视［他们称之为“市场性的歧视”（on-market discrimination）］。

由于户籍制度下毕竟还有一部分个体可以通过政策规定的途径（例如招工、升学、参军等）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通常所说的“农转非”），其他一些研究者注意到，需要先将城镇居民按是否有“农转非”经历分解为两个亚群体，再将他们分别与（非正式的）农村移民进行比较。例如，范芝芬（Fan，2001，2002）基于广州市的一项抽样调查数据发现，虽然非正式的农村移民确实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但正式的农村移民（有“农转非”经历的城镇居民）却比（没有经历“农转非”的）城镇居民在社会经济地位上更具优势，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也更为成功。这与另一项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所观察到的情形相一致，即城市中两种类型的农村移民——保持农村户口与转为城镇户口——无论是在教育水平还是在职业获得上都显示出了本质性的区别（Chan et al.，1999）。其背后的原因在于获得城市户籍的社会过程是高度选择性的，只有那些农村出生人口中的精英才能成功地实现“农转非”（Wu & Treiman，2004，2007）。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试图沿其他维度来分解城镇居民群体，例如本城市居民与城市间移民或者城市下岗工人与非下岗工人等（Yang，2003；Appleton et al.，2004），但都发现农民工始终是中国城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