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辽宋时期女真人父系氏族公社经济的瓦解
辽王朝把女真人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反映了女真人内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熟女真”，是其先进部分，辽王朝直接统治。“生女真”比较落后，主要从事渔猎，有少量农业并使用奴隶，多养猪，有了贫富分化。[22]北宋初（10世纪末），生女真的完颜部崛起，在酋长绥可带领下迁徙到按出虎水畔（今阿什河流域）定居，在此后一百年间，完颜部输入铁器，掌握了炼铁技术，生产力发展迅速，农业也发展起来，女真父系氏族公社经济开始瓦解。
一 女真使用铁器及开始冶铁的时间
女真人使用铁器的时间甚早，早在魏晋时期已有明确记载。女真先人勿吉从中原引进铁器，却找不到当时女真部先人能自己冶铁的资料。渤海人已能冶铁有史料可证，但在渤海人统治下的女真部先人靺鞨能否冶铁，却没有确切资料可证。辽宋时期熟女真曷苏馆部可能冶铁，见于《辽史》记载，但他们是西迁前即掌握冶铁技术，还是迁到辽南后才掌握，史籍没有明确记载。[23]
对生女真在辽代是否掌握冶铁，学者认识颇有分歧。苗耀《神麓记》载：“（绥可）教人烧炭炼铁。”[24]《金史·乌春传》载：“乌春……以锻铁为业。”[25]有人据此以为早在绥可时（约公元10世纪），女真人已能冶铁。但绥可的炼铁，究竟是指冶炼，还是锻炼，记载不够清楚，《金史·乌春传》则明载是锻铁而不是冶铁。锻铁和冶铁是两种不同的技术，反映两种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很多民族都是在掌握锻铁以后很长时期才掌握冶铁的。又《金史·世纪》载：“生女真旧无铁，邻国有以甲胄来鬻者，倾赀厚贾以与贸易，（景祖）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26]这表明到景祖时（11世纪），生女真还不会冶铁，他们的铁仍靠输入。他们只是能将输入的铁，通过锻炼打造弓矢器械。以此推断，更早的绥可时代的炼铁，也只能是锻炼而不是冶炼。过去在阿城五道岭发现了冶铁遗址，经多人研究都认为是金代早期的冶铁遗址。[27]有学者认为：“女真人大规模炼铁，应从金的‘实内地’……主要由其掳掠宋人等‘工技之民’来从事冶铁的……五道岭地区冶铁遗址应形成于金中期。”[28]也有人主张：“早在女真族未建国前已经开采冶炼。”[29]但是这个观点还有待考古资料进一步证实，究竟能上推到建国前何时？不一定能早于景祖前，因为如景祖以前就能自己冶铁，那就不需要“倾赀厚价以与贸易”了。
在黑龙江地区虽普遍发现了大量铁器，但目前看来大都是金代的，还没有确切资料可佐证金以前的女真普遍使用铁器，进入了铁器时代。只能认为金以前女真由于大量引进铁器，已较多地使用铁器，并掌握了铁器的锻炼加工，但还没有冶铁，因此也不可能普遍使用铁器，真正进入铁器时代，其生产力水平应相当于野蛮高级阶段，东北许多民族大致都是在这种情形下向阶级社会过渡的。[30]少数民族受汉族影响，不一定非要等到本族自己也能冶铁，才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这可以说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制度演化的一个规律了。
二 辽宋女真的经济发展
辽宋时期女真和我国一些较先进的民族建立了密切联系，在大量输入铁器的基础上，整个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
农业是女真先人肃慎、挹娄、勿吉早就掌握的生业。《三国志》载：“有五谷、麻布。”[31]《魏书》亦载：“佃则偶耕……有粟及麦、穄。”[32]但与《大金国志》所载“田宜麻谷……多织布，喜耕种”[33]，《北风扬沙录》所载“颇事耕艺而不蚕桑”[34]比起来，农业有了一定发展，已渐占主要地位。《金史》载：“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35]虽不能理解为女真到此时才有农业，才定居，但也反映了农业已在女真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在畜牧业方面，挹娄时就有牛马，勿吉无牛有马多猪无羊，女真则“兽多牛马”[36]，《北风扬沙录》有“名马”记载。产名马似表明女真养马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且在辽代女真中，牛马成了财富的主要形式，甚至成为一般等价物。赔偿、谢礼、聘礼、赎人都用牛马，表明畜牧业在辽代女真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金史》载：“凡有杀伤人者，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偶、牸牛十、黄金六两。”同书载：“谢以青牛一、并许归六十之妇。始祖乃以青牛为聘礼而纳之。”[37]《北风扬沙录》载：“杀死人者仍没其家人为奴婢，亲戚欲得则输牛马赎之。”[38]
在辽宋女真经济中，狩猎及采集仍占一定地位。《大金国志·初兴国土》载：“善骑射、好渔猎”，“兽多……麋鹿、野狗、白彘、青鼠、貂鼠”[39]，表明了狩猎的动物种类。《大金国志》载：“土产人参、蜜蜡……松实、白附子。”[40]这些用来向外交换的土特产，又都自采集而得。
辽宋女真在手工业上颇有进步。《大金国志·初兴风土》载：“酿糜为酒”，“多织布”，能制造金银铁器及瓦器，并有了专门的铁工。《金史·乌春传》载：“乌春，阿跋斯水温都部人，能锻铁为业。”同传又载：“加古部乌不屯亦铁工也。”但其他方面好像还没有出现专门的手工业者，所以《大金国志》载：“无工匠，其舍屋车帐往往自能为之。”[41]说明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但还没有普遍分离。
辽宋时期女真的物物交换有了较大发展。《金史·世纪》载：“生女真旧无铁，邻国有以甲胄来鬻者，倾赀厚贾以与贸易，（景祖）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世祖尝买加古部锻工乌不屯被甲九十。”[42]看来铁是当时买卖的主要物品。又《契丹国志》载：“熟女真……居民等自意相率，资以金、帛、布、黄蜡、天南星、人参、白附子、松子、蜜等诸物入贡北番。或只于边上买卖，讫却归本国。”[43]《北风扬沙录》载：女真“岁以北珠、貂、桦、名马、良犬为贡”[44]。《辽史·食货》载：“女真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襁属。”[45]这都说明了辽宋女真通过入贡及交易等方式，用土产去交换自己所需物品。女真输入的物品不见记载，但应主要是铁器等手工业品。女真自己铸造货币是很晚的事。《金史·食货》载：“初用辽、宋旧钱。”但这是指金初，辽宋时期女真可能未用过辽、宋钱。《大金国志》：“其市无钱，以物博易。”表明最初还未使用货币，当时似乎以黄金及牛马作一般等价物。如《金史·世纪》载：“凡有杀伤人者，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偶，牸牛十，黄金六两。”[46]
从辽宋女真整个经济发展状况看，这一时期的女真应属野蛮高级阶段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
三 辽宋女真从父系氏族联合体到猛安谋克
女真先人早已进入父系氏族联合体，“它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作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共同占有剩余产品”[47]。但“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在这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耕地起初是暂时的，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完成的，是与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平行地完成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48]。辽代女真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据《金史·世纪》载：“生女真之俗……生子年长即异居。”[49]这表明父系小家庭已形成，已不再是几代人组成一个父系大家庭。“生子年长即异居”，表明了兄弟已经分居，但刚形成的父系氏族小家庭在当时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下，还很难完全独立进行生产。因此，他们又联合起来“聚种”。《金史·兵志》载：“（女真）旧时兄弟虽析，犹相聚种。”[50]这种“聚种”和建立在公共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耕作不同，它是在财产已经分归小家庭所有后，在分家基础上的协作。这种“聚种”在我国近代有些民族中还存在，如独龙族称为“伙有共耕”，黎族称为“合亩”都属于这一形态，这种形态已不是那种土地共同占有共同耕作的父系大家族，而是父系大家族瓦解后的产物。[51]
但当时，女真部的血缘联系还未破坏，这种“聚种”不是地域性的农村公社，而是兄弟聚种，是由血缘纽带联结起来的。它由若干有血缘联系的小家庭组成了一个父系氏族，再由若干个父系氏族组成氏族联合体。因此，它并不排斥氏族的存在，到金建国前，女真的氏族组织还存在，完颜、徒单、乌古论各分为若干氏族，如完颜分为十二，乌古论分为十四，徒单分为十四，蒲察分为七，纶石烈亦分为若干个氏族。
到辽末，女真人各氏族不断迁徙兼并，各父系氏族联合体中出现了不少外来的自由民及非自由民。如《金史·乌春传》载乌春曾一度迁居完颜部。《金史·高丽传》载有医者本高丽人，居女真之完颜部。《金史·温敦蒲剌》载：“麻产据直屋铠水，缮完营堡，招纳亡命，杜绝往来者。”[52]女真人的父系氏族公社开始转变为地域性的农村公社。这种地域性的农村公社，具体表现形式是猛安谋克。过去一般都认为猛安谋克是在金太祖时才有，其据为《金史·世纪》载：“太祖二年（1116）十月，初命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53]但事实上，在此以前早就有谋克之制。《金史·太祖纪》载：“太祖二年九月，遇渤海军攻我左翼七谋克。”[54]又《金史》：“肃宗拒桓赧已再失利，世祖命欢都、冶诃，以本部谋克之兵助之。”[55]则谋克于世祖时已有，太祖不过厘定其制而已。地域性的农村公社是原始社会的最后一种残余形态，它主要存在于阶级社会中，它的出现标志血缘组织的解体，地域组织的建立，氏族与氏族联合体发展到部族，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了。
四 辽宋女真部贫富分化及奴隶的出现
辽代女真随着一夫一妻制小家庭的形成及私有制的发展，在氏族内部出现了贫富分化。《金史·谢库德传》：“准德、束里保者，皆加古部人。申乃因、丑阿皆驰满部人。富者粘没罕，完颜部人。阿库德、白达皆雅达澜水完颜部勃堇，此七人者，当携离之际，能一心竭力辅戴者也。”同传：“又有胡论加古部胜昆勃堇、蝉春水乌延部富者郭赧，畏乌春强，请世祖兵出其间，以为重也。”[56]《金史·腊醅麻产传》：“腊醅怒，将攻之。乃约乌古论部骚腊勃堇、富者挞懒、胡什满勃堇、渴罗勃堇、斡茁火勃堇。”同传：“腊醅、麻产使其徒旧贼秃罕及驰朵剽取户鲁不泺牧马四百，及富者粘罕之马合七百余匹……。”[57]
从这些记载看，似乎辽代女真各部中，都有一些富者，他们虽不是酋长（孛堇），但其地位与孛堇相平。富者粘罕个人被掠之马就有三百余匹，其他资产及未被掠之马尚不在内，可见其富。而相反，贫者却不能自活，卖妻子不能偿。《金史·世纪》载：“民间多逋负，卖妻子不能偿。康宗与官属会议，太祖在外庭以帛系杖端，麾其众，令曰：‘今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骨肉之爱，人心所同。自今三年勿征，过三年徐图之’。”[58]
这些富者之所以富，一方面靠债务，但主要是靠掠夺。辽代女真部已把战争作为一种职业了，这些战争纯粹为了掠夺。如《金史》：“昭祖及石鲁以众至，攻取其赀产，虏二女子以归。昭祖纳其一，贤石鲁纳其一，皆以为妾。”[59]《金史》：“桓赧乘胜，大肆钞略。”“桓赧恃其众，有必胜之心，下令曰：‘今天门开矣，悉以尔车自随。凡乌古乃夫妇宝货财产恣尔取之，有不从者俘略之而去。’”[60]“太祖至撒改军，明日遂攻破留可城，城中渠帅皆诛之，取其孥累赀产而还。”[61]这方面的记载举不胜举，这些掠夺来的人口都沦为奴婢或妾。如上引昭祖及石鲁虏二女子，各取其一为妾。《金史·欢都传》提到世祖时斡勒部的人杯乃有家人不歌束及家人阿出胡山，均为家内奴隶。
女真族奴隶的来源，除掠夺外，还有因犯罪及债务沦为奴隶的。《金史·世纪》载：“凡有杀伤人者，征其家人口……与所杀伤之家。”[62]这是因犯罪而沦为奴隶的。据《金史·太祖本纪》载：太祖举兵伐辽，“誓曰：‘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63]这表明了在金建国前，女真族内部已有贵族、庶人、奴婢、部曲四个等级。《太祖本纪》又载：“收国二年（1116）二月己巳，诏曰：‘比以岁凶，庶民艰食，多依附豪族，因为奴隶，及有犯法，征偿莫办，折身为奴者，或私约立限，以人对赎，过期则为奴者，并听以两人赎一为良。若元约以一人赎者，即从元约。’”[64]收国二年是金建国的第二年，以上所说的大量庶民因各种原因沦为奴隶的状况，显然不是近期形成的，而是辽宋时期就有这种情况发生。金太祖之所以颁此诏，是因为对外战争掠来异族当奴隶的人多了，为扩大本族军事力量，迫切要求把原来沦为奴隶的女真人转为良民。所谓以两人赎一，或从原约以一人赎，当为以所俘异族人赎本族人，这不是废除奴隶制，而是表明了奴隶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