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满族经济史的研究动态
对女真源流问题的研究，学界可谓百花齐放。1943年，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一书中，最先提出并一度成为主流的观点，认为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与满族一脉相承，即肃慎-女真族系为满族之源。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观点受到质疑，1984年孙进己在《女真源流考》一文中提出：肃慎、挹娄、勿吉为同种同语而非同部，靺鞨是若干民族的总称，否定了女真起源于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的观点。他认为生女真和长白山女真是女真的主体，分别起源于安车骨部和肃慎部。之后孙进己还在《女真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辽代女真部起源于黑水》《东北民族史》中，提出了要区别女真民族史和女真系民族史，认为女真这一大系中包括许多小的民族系统，如肃慎—号室—女真是一系，挹娄—虞娄—胡里改是一系，勿吉—拂涅—兀惹是一系，黑水—乌底改—乌狄哈—乌德盖是一系，不应该把这些不同民族支系混杂一处，视作满族这个民族的发展过程。这里，孙进己没有将民族与部族区分开，而一律使用民族一语。张博泉《肃慎·挹娄·女真考辨》认为，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同属一个族属系统，黑水靺鞨的黑水部是女真的直接来源。
在辽代女真部生产力发展水平研究方面，孙秀仁《从英雄时代到封建制的建立》、赵鸣岐《辽代生女真的社会变革及金国的建立》、张博泉《女真部族的社会结构》、姜守鹏《十世纪初至十二世纪初的女真族》，对辽代女真部生产力大都认为“绥可教人烧炭炼铁”，表明女真人已开始冶铁，并认为阿城小岭冶铁遗址与绥可之时相一致。孙进己《辽代女真经济及社会性质》《东北古代使用铁器的历史及对铁时代的管见》则认为，辽代女真只会对输入铁器锻炼加工，而不会冶铁，小岭冶铁遗址据黑龙江博物馆原报道，属金代早期的冶铁遗址。以孙进己对满族源流研究的造诣及考古材料证实，辽代女真只会锻铁，不会冶铁之说是可靠的，女真冶铁技术的掌握当在金代，而不在辽代，辽（907～1125）金（1115～1234）两代相差一个多世纪。
关于金代以前女真部的社会结构，有两种不同意见。赵东晖《女真族的家长制家庭公社》、赵鸣岐《金建国以前社会状况的几个问题》认为，金代以前女真部的社会组织是由若干个体家庭包括非自由人所构成的父系血缘组织，实行土地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张博泉《女真部族的家庭形态》、王可宾《女真人从血缘组织到地缘组织的演变》则认为，女真在建国前主要是家长制家族公社，这和以前的民主型父系家庭公社有别，但仍保持大家族；虽析居犹有公有聚种，包括非自由人和保持父权，但它已具有农村公社性质，已打破血缘联系，土地关系有两重性，大家族与个体家庭并存，称之为村寨组织。
金代女真部经济制度的性质，是学者讨论较集中的问题。朱人昀《有关金代女真人的生产、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几个问题》、漆侠《女真建国前及建国初期的社会状况》，为最早论述金代女真部经济制度性质的论文。他们均认为金代女真部建立的是奴隶制，分歧在于金代女真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时间，华山、王赓唐《略论女真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形成》主张在金初女真族已向封建制过渡。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则认为，封建化始于阿骨打时期，熙宗时期大体完成了上层建筑方面的变革，海陵王大大促进了封建化进程，世宗时期已完成向封建制的转变。张博泉《金代奴隶解放的年代以及奴隶的生产和社会地位怎样》、孙秀仁《从英雄时代到封建制的确立——试论金代前期社会性质的演变》、蔡美彪《中国通史》、吴泰等《中国史稿》、张璇如《金代女真族的奴隶制和向封建制的转化》则认为，在金世宗前后女真族就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孙进己《金代女真族的社会性质》认为，金世宗实际上是维护奴隶制反对封建化，世宗时并未完成封建化。这些学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受苏联史学界影响，将中国自秦至清的经济制度认定为封建制，而不是集权官僚制，因而，有所谓的金代女真奴隶制“封建化”一说。
金代女真族土地制度的性质也存在不同看法，张博泉《金代女真牛头地问题研究》、张博泉等《金代女真计口授地研究》认为，牛头地的破坏标志着女真奴隶社会的解体，经由计口授田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傅百臣《论金代女真族的计口授田》认为，计口授田是牛头地向封建租佃制度的转变。孙进己《金代女真族的社会性质》则认为，牛头地是在土地公社所有及国有基础上的土地分配制度，由牛头地转变为计口授田制，只不过是由旧的按大家族分配土地的方式转变为按小家庭分配土地而已，奴隶照样可由国家计口授田。
金代女真部的猛安谋克制度很早就有人研究，但集大成者为张博泉。在《猛安谋克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破坏的原因》《猛安谋克在女真族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金代女真部族的村寨组织》这几篇文章中，他论述了猛安谋克制度的形成、发展及破坏的原因，猛安谋克在女真族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了猛安谋克不是氏族组织，而是行政、军事以及管理生产的地方基本组织，随着具有农村公社性质的村寨出现，与之结合而为地方组织，在奴隶制上升时期起过进步作用，但它比封建制落后，对中原封建制是一种反动。他还认为金代女真族的村寨组织已打破血缘联系而具有农村公社性质。孙进己《东北古代各族的各种公社》则认为，猛安谋克既是军事组织又是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它打破了过去的氏族部落组织，虽其中还残留一些血缘联系，但基本上已是地域公社，每个猛安谋克实际上就是一个农村公社。王可宾《猛安谋克制》《女真国俗》《女真社会变革的内在驱动力》认为，猛安谋克也就是女真人的村寨组织，它是女真的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基层组织，本质是农村公社的一种民族形式。
事实上，在前人对金朝女真社会性质和土地性质的论述中，对于封建制、封建租佃制等概念缺乏分析。2011年，刘永佶在《官文化批判》一书中强调，中国自秦朝一统天下后，便废除了封建制，创立集权官僚制，其作为基本社会经济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末。该书认为集权官僚制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以均配土田的方式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占有，又以赐田、禄田、勋田等方式将一部分土地分归官吏占有，允许土地占有权的买卖和析分（禄田除外）。集权官僚制中基本的经济关系为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官僚地主和自耕农拥有对土地的占有权，以及无地佃农从地主手里租土地使用权这三层关系。本书结合史料，吸收这一新成果，除引述外，不再沿用“封建制”一说，将金代女真部经济制度性质的转变确定为奴隶制向集权官僚制的变革，或称为“集权官僚化”。
元明女真部经济史研究成果较少，缺乏系统性。关于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国的社会性质，《满族通史》（修订版）、《满族简史（初稿）》、《满族发展史初编》《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清开国经济发展史》《满族史论丛》《清朝开国史研究》等，争议较大。大部分学者认为努尔哈赤建国前，建州女真内部奴隶和奴隶主两个对抗阶级已经形成，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是奴隶制政权，在进入辽沈地区，或皇太极统治时期，满族社会发展开始向封建制转化，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莫东寅在《满族史论丛》一书中认为，明初女真族停滞在氏族阶段，即已经发展到野蛮的高级阶段、家长奴役制阶段。万历年间（1573～1619），女真族从原始社会末期，急速转入封建社会，后金正是一个封建国家。对于明代女真的发展依次经过氏族制度瓦解、奴隶制发展和封建制萌芽的分析难免让人产生疑问，因为早在金代，女真人就已经完成了所谓封建化，为何到了明代女真人会重新经历氏族制到奴隶制，再到封建制的演化呢？这里，即使不考虑对封建制和集权官僚制两种经济制度的区分，但经济制度“重演”嫌疑犹存。实际上，辽宋时期曾建立金国的女真部属于生女真，而1616年以努尔哈赤为首领创建后金政权的女真部属于熟女真，所谓经济制度“重演”不过是生、熟女真部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熟女真南迁后碰到的是明朝已经高度发展的集权官僚制，而非封建制。后金统治阶级欲将汉人奴化，遭到汉人激烈反抗。努尔哈赤接连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旨在缓和民族矛盾，适应中原先进的生产关系，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多方面进行改革，从而短期内实现从奴隶制到集权官僚制的过渡，当然，急速的生产关系变革仍带有显著的奴隶制痕迹，势所必然。
关于女真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商贸活动，女真人自己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主要文献多为明朝和朝鲜国的史书，以及后来清朝满族统治者对其祖先业绩的追述。与明朝同期的朝鲜，由于国力单薄，对东北境内彪悍的女真部族崛起不能不持有强烈戒心，更为关注女真部的动向。因此，在研究女真史和满族兴起史方面，朝鲜史书具有更重要的史学价值。《朝鲜李朝实录》（简称《朝鲜实录》），是朝鲜李氏王朝用汉文记载的官修史书，记录时间始于李朝建立的1392年，止于1910年，基本与中国明清两代相始终。《朝鲜实录》大量记述明代女真在东北和朝鲜沿境的活动，特别是关于女真社会内部的调查和报告，在明朝官私史籍中绝少见到。其中关于贸易往来的材料尤为可贵。
《明朝实录》系统记录了明朝与女真诸部交往、战和的历史，有关卫所设置、贡敕制度的资料尤为翔实，但殊少对女真社会内部状况的报告。其中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以及因不同文化背景而导致的隔膜，俯拾即是。《明会典》乃汇录明朝一代典章制度的典籍，始修于弘治年间，其中涉及女真、女真卫所制度、朝贡回赏等内容均分门别类，便于考察。明末女真崛起于辽东，构成明廷一大威胁。有关辽东或女真史事的书籍迅速增多，既有官修，亦有私撰。马文升《抚安东夷记》、天都山臣《女直考》、张鼐《辽夷略》、海滨野史《建州私志》、苕上愚公《东夷考略》等，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明代女真人与中原汉族、朝鲜族和蒙古族的贸易活动，对满洲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方面的专著尚付阙如。主要论文有龙武《明末辽东马市贸易战和女真诸部兴衰》（2013）、栾凡《试论贸易对明代女真经济的影响》（1996）、栾凡《敕书、朝贡、马市——明代女真经济的发展契机》（2011）、刁书仁《明代女真与朝鲜的贸易》（2007）、文钟哲《浅谈明代女真族与朝鲜人之间的边境贸易》（1996）、王臻《明代女真族与朝鲜的边贸考述》（2002）等。此类文献均强调了贸易对明代女真人农业、手工业的促进作用，尤其增强了女真部军事实力，从而使女真经济带有贸易与掠夺相伴的鲜明的民族特点。
清朝汉文史料，是研究清代初中期满族经济制度与政策的一手资料，也是最基本的史料来源。《清实录》，全称《大清历朝实录》，共四千四百八十四卷，是清代历朝官修编年体史料汇编。其中《清世祖实录》《清圣祖实录》《清世宗实录》《清高宗实录》《清仁宗实录》《清宣宗实录》等，记录了自顺治帝至旻宁帝的大政日志。财政经济资料占有一定比重，主要记载了人口、土地、农业、商业、手工业、国家财政等内容。新中国成立后，著有《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清实录经济史料（顺治—嘉庆朝）》等书，是将《清实录》中关于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等内容的集中归纳，与《清实录》原稿进行比对，可以更好地理解与运用。此外，《清史稿》中《食货》《河渠》《交通》等志，《赋役全书》《户部则例》《户部漕运全书》等众多清代史籍都值得借鉴。但这些文献多为清朝历代官方所修，视域多受统治阶级立场所限。准确辨别满族为主体的清国经济制度与清代满族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区别与联系，是研究清代满族经济史的基本功。
满族通史文献如《满族通史》《中国满族通史》《满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史概要》（满族部分）、《中国历代民族史——清代民族史》等著作中，对清代满族经济发展均有论述，但皆以揭示民族发展规律为主线，清代满族经济史的叙述缺乏连贯性。例如《中国满族通史》只在第五章叙述满族经济，具体描写满族的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的转变与满族的农林牧渔业生产，第十九章叙述满族的商业贸易。这是通史的共同特点，但对于满族经济史研究来说，这一特点变成缺点。对于满族经济的专题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滕绍箴、滕瑶所著《满族游牧经济》可谓拓荒之作。该书第五章至第七章分别叙述满族入关后的牧政与八旗牧场、上驷院所属各个牧场及其关系与管理、八旗等牧业经济效益与清朝中叶牧场的衰落等内容。该书主要通过历朝官书、正史、典制、档案以及私家辑著等文献和古今中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重点研究满族牧业经济的民族特点。该书叙述角度在专著中并不多见，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赵展（2001）在田野调查中，对全国满族民俗事象，进行分类排比，把散居全国的满族，始划分出四种社会群体，即留守群体、驻防群体、留守与驻防相结合的群体和屯垦群体。这种划分在满族研究中尚属首例，但对散居全国的满族人进行系统划分时，有重大的遗漏，即没有涉及满洲贵族这一重要阶层，如散居各地的满族官员将领，他们与散居的普通八旗兵丁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其经济生活差异很大。廖晓晴（2006）明确提出，清史、满学界的学者将清朝迁都北京后的满族，按区域分为东北满族、北京满族和驻防满族三大部分。关于这三部分，学术界已有一些力作出版，如关于北京满族，金启孮先生的《北京郊区的满族》和《北京城区的满族》等。关于驻防满族，有定宜庄女士的《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和韩国任桂淳女士的《清代八旗驻防兴衰史》等。关于东北满族的状况，亦有《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等。我们认为这种区域划分类型，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地区的满族经济状况，但不能完整再现满族不同阶层的经济活动特征。因此本书提出，京城的满族统治集团、各地满族官僚阶层、八旗兵丁以及世居地的满族的“四分法”，以在经济上处于不同地位的、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集团作为划分标准。
八旗是满族统治下所形成的一个群体，具有特殊性。八旗群体的经济生活受政治影响巨大，终清一代，脱离生产，由盛转衰。在清代汉文史料的传记中，可以找到有关八旗将领的经济生活的写照。如《清史列传》《清史稿》中列传部分涵盖有清一代三百年间的人物传记，《满汉名臣传》八十卷中，满洲大臣传四十八卷，汇集清朝前期众多满族重要人物传记，对研究八旗将领的经济活动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现代汉文著作如滕绍箴的《清代八旗子弟》、刘小萌的《清代八旗子弟》《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等，对该主题均有涉及。其中滕绍箴所著《清代八旗子弟》一书，详尽介绍了八旗子弟从优越地位的确立到腐化堕落，走向贫困的历程。但将八旗子弟一概而论，并未区分八旗中满洲贵族将领与普通兵丁的经济生活差异。正如《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一书中提到，“东北普通八旗兵终年劳动，与穷苦百姓一样艰辛度日，即使在清朝初年亦复如此”[10]。这就将普通八旗兵与八旗将领区别开来。《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只是概述性描写了驻防的财政状况。《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则将八旗驻防的将领与兵丁区别而论，突出两者经济地位上的差别，为散居各地的驻防将领与八旗驻防兵丁群体作区别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20世纪80年代，关于清史与满学的研究渐趋繁荣，但多以断代史为主，侧重入关前及清朝前中期的历史。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满族经济史成果不仅尚付阙如，就连这一领域的专题研究也寥若晨星。进入21世纪，随着学界对满族关注度的提升，对这一特定时期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时间重点在清代初中期，空间重点聚焦于某一特定地区，如京旗、关外驻防或驻防八旗的特定支系。研究内容的重点在政治、军事、生活、习尚等方面，经济方面的内容多散见其中。满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满族简史》（1979），李燕光、关捷主编《满族通史》（2003），关凯主编的《中国满族》（2012），戴逸主编《简明清史》（198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满族史研究集》（1988），郑天挺著《清史探微》（1999），鸿彬著《清朝开国史略》（1992），冯尔康和常建华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2001），都业娟主编的《满族》（2010），赵志强著《满学论丛》第一辑，刘小萌著《满族的社会与生活》（1998）、《旗人史话》（2000）、《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2001）、《清代八旗子弟》（2008），孙文良著《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1992），陈佳华著《满族史入门》（1987），张佳生著《中国满族通史》（2005）等著作，以历史为纵线，对各时期满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多有记叙。其中关于晚清至民国时期满族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对本书颇具参考价值。如李燕光、关捷主编的《满族通史》（2003）第三编，详细描述半殖民地半集权官僚制社会的满族经济生活面貌——列强侵略下资本主义经济对传统小农经济的排挤，极度腐败的满族贵族统治，清末民初社会经济的一系列重大变革等。其中关于八旗土地制度崩溃及满族统治经济地位的丧失，侧重经济视角的分析。张佳生著《中国满族通史》（2005），对晚清至民国时期满族的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的转变、满族的农林牧渔业生产、商业贸易等有较详细记述。《满族简史》（1979）就半殖民地半集权官僚制历史阶段满族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论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满族史的著作。
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满族经济史研究中，满族地方史志及相关民族调查值得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79年出版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全书三十余万字，由十九篇报告组成。由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派出大批学者及工作人员分赴辽宁、黑龙江、北京、河北、宁夏等十二个省，沈阳、哈尔滨、抚顺等八个地级市进行田野调查，搜集材料，并分别撰写报告，为这一时期满族经济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由于《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人员缺乏相关经验，调查资料以口碑资料为主，数据及典型事例尚不充分，极少分析和判断，甚至缺少相应的结论。
满族地方志是满族文化典籍和史料宝库。举凡一地历史沿革、行政建制、经济盛衰、文化演变及户口、赋役、民情等，无所不涉。古代社会，地方志中反映经济情况的篇什原已不少。近代以来，伴随社会性质急剧变化，经济交往日趋频繁，记载社会经济方面的篇幅不断加大，为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资料。许多满族聚居地方志中都载有一些未曾发掘的关于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满族经济史料。孙邦著《吉林满族》（1991）揭示了吉林省满族历史及经济发展状况。李林著《本溪县满族史》（1988）中记叙了满族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经济开发的历史，对本书有重要借鉴意义。《丹东满族凤城专辑》（1992）对满族在凤城的发展沿革及经济发展做了大量记录。另外在李林著《北镇满族史》（1990），房守志著《新宾满族自治县志》（1993），佟靖仁著《内蒙古的满族》（1993），李林著《本溪县满族史》（1988），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新宾满族自治县概况》《凤城满族自治县概况》《桓仁满族自治县概况》《宽城满族自治县概况》《岫岩满族自治县概况》《青龙满族自治县概况》《宽甸满族自治县概况》等地方志中，对晚清至民国时期满族的经济发展历史做了搜集整理，并对比归纳。地方志中所载资料较丰富，是对综合性史书中具体事例记载不详的可贵弥补。
晚清至民国时期，是满族占统治经济地位的逐步丧失，寄生性民族经济总危机的爆发时期，因而经济史的专题性研究成果颇丰。较为重要的有：章有义著《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57），白丽健著《中国近代财政简史》（2006），殷梦霞著《民国金融史料汇编》（2011），曾康霖著《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第1卷）》（2011），孙智勇著《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2007）等。费维恺的《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和陈锦江的《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业》，对农业、手工业、近代工业、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进行了深入剖析，展现了满族寄生性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表现和结局。
东北是满族先民繁衍生息的故土，也是满族聚居人口最多的区域，了解东北经济发展为本书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区域视角。东北三省中国经济史学会编《东北经济史论文集》（1983），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1988），孔经纬著《东北经济史》（1986）、《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1990）、《伪满时期的东北经济状况》（1994）、《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1994），张福全著《辽宁近代经济史》（1989），朱诚如著《辽宁通史》（2009）等东北经济史著作，尽管不是以满族经济为主体的研究，但对研究关外满族经济及“伪满洲国”时期满族经济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满族人口在晚清至民国时期呈现大分散、小聚居格局，大体分为东北满族、北京满族和驻防满族三大部分。张杰和张丹卉合著的《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2005），是学界研究东北满族的拓荒之作。该书共四章六十一节，条目分明，内容丰富新颖，尤其第四章对东北驻防城的经济发展有着立体叙述。该著作阐述了留守故土的满族人民对开发东北边疆做出的巨大贡献，有利于了解满族经济关系的变革历程。刘敏的《清代三姓地区农业经济的兴起与发展》[11]，指出三姓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与清廷的驻防八旗制度及编旗屯田密切相关。清廷在设置八旗驻防、旗地、官庄，八旗兵丁除需完成驻防任务外，还需要在旗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矫明君的《近三十年来东北地区八旗驻防研究综述》[12]，为本书资料搜集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另外，姜相顺的《近代沈阳满族的经济生活和民族资本的发展》[13]，李剑峰的《民初吉林省筹办旗人生计评述》[14]，康波的《清末东北旗人的实业与生计初探》[15]三篇论文，详细分析了清末民初旗人社会的经济变革，阐述了政府及社会各阶层对旗人生计问题所持的态度。
北京历来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共处地区，也是满族经济史研究必须重点关注的地区。刘小萌主编的《清代北京旗人社会》（2008），综合利用满汉文档案、契书、碑文、曲词、家谱、小说、绘画、口述史资料，对北京旗人社会面貌、经济发展变化做了系统深入考察。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清末民初八旗制度的衰落与瓦解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金启孮的《谈北京的满族》（2009），以下层满族人为研究对象，描绘了亲身经历的大量鲜为人知的社会经济生活图景。《北京城区的满族》则详细叙述了京旗辖地及晚清向民国转换时期，旗人的经济生活变迁历程。对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北京满族自力性民族经济的开创，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2002），收录39篇文章，多为北京满族史料拾零，涉及经济生活诸多方面。张福记的《清末民初北京旗人社会的变迁》[16]，以北京旗人社会在清末民初社会变迁为切入点，针对旗人的社会地位下降、八旗生计困窘、职业多元化以及八旗兵制变革等多方面进行论述。其他有关北京满族研究的论文有赵书的《辛亥革命前后的北京满族人》[17]，阎崇年的《北京满族的百年沧桑》[18]，关纪新的《北京对满族的文化贡献》[19]《水乳交融：满族与北京》[20]等。这些论著，贯穿的主题是以“八旗生计”问题为核心，论述了满族寄生性民族经济的全面崩溃和自力性民族经济的艰难形成，以及在自力性民族经济形成过程中，满人如何利用“既有的”历史条件。
定宜庄女士的《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1992），以清代满、汉文献及档案材料为据，重点阐述了八旗驻防制度的特殊性及与清朝统治的关系，论述了它对满族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全书内容全面、系统详备，有筚路蓝缕草创之功，填补了八旗驻防制度研究的空白。韩国任桂淳先生《清代驻防八旗兴衰史》（1993），以各地八旗驻防的兴衰变迁为视角，探讨了清统治者政策的矛盾性和封闭性，力图揭示寄生性民族经济内在根源和演化趋势。我们认为，满族“八旗生计”的恶化有其深层次原因，八旗兴衰成败与满族作为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互为因果。刁书仁教授的《清代延珲地区驻防八旗略论》[21]，介绍了延珲地区八旗驻防组织系统管理及八旗制度的衰落。潘洪钢的《辛亥革命与驻防八旗》[22]，研究了辛亥革命对驻防八旗的影响，指出以辛亥革命为起点，八旗的地位和经济生活发生根本性变化。佟克力《清代伊犁驻防八旗始末》[23]，马诗凯的《试析德州八旗驻防的形成及作用》[24]，李自然《浅谈宁夏八旗驻防的特点》[25]，分别以一个地区八旗驻防为研究对象，探究驻防满族寄生性民族经济向自力性民族经济的转变，将民族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史结合起来，深化了对晚清至民国时期满族经济史的研究。
晚清至民国满族经济专题研究同样以“八旗生计”为主题。“八旗生计”问题，萌于清初，现于清中，爆发于晚清，解决于民初。旗人兵有定额，饷有定数，赖国家豢养而不耕不织，户口繁殖，土地日辟，旗人日益困顿。“八旗生计”问题贯穿晚清至民国满族经济史全程。贾艳丽的《清末旗人的民间自救》[26]，以清末裁撤八旗驻防为背景，以旗人自救为关注点，指出旗人对旗饷的依赖和八旗制度的束缚已根深蒂固。李尚英《论八旗生计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27]，就八旗生计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指出“八旗生计”不仅凸显了旗人的经济矛盾，还加剧了满汉民族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削弱了满族统治阶层的统治力量及对外防御能力。陈力的《八旗贵胄的没落——清代旗人经济状况研究》[28]，介绍了旗人生计日绌，生活无以为继，清廷采取回赎土地、移旗实边、支持农业生产等措施，均以失败告终。由此可知，以维护八旗旗人特权为重要特征的八旗制度，是“八旗生计”问题的根本原因。戴迎华的《民初旗民生存状况述论》[29]，记述了辛亥鼎革后丧失特权的满人极其恶劣的经济生活条件，指出民初生计问题的解决，涉及政府财政、社会保障机制及社会群体救助和满族自食其力等多个领域。全文取材丰富，论断精当，原始资料详征博引，为晚清至民国满族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素材。
辛亥革命是满族作为统治民族的终结点，也是满族经济从寄生性民族经济走向自力性民族经济的标志。常书红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2003），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为研究对象，以民族一体化及满族的近代化为脉络，着重对辛亥革命前后满族嬗变的历史轨迹进行考察。齐黎明硕士学位论文《辛亥革命后满族的平民化问题研究》（2011），论述了满族在辛亥革命后平民化历程，对研究民国时期满族社会分布及职业多元化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满族自民国初年，跌至社会弱势群体，有关文献资料阙载甚多，大多未经整理，因此当时刊行的许多报刊成为重要资料来源。我们在搜集资料过程中阅读了《民国日报》《大公报》《科学社会杂志》《晨报》等二十余种报刊。这些报刊大量刊登了民初旗人生活见闻，其中不乏颇具价值的经济报道。
伪满洲国统治时期满族经济是晚清至民国满族经济史中非常独特的一章。由于辛亥革命后化除满汉畛域及民族歧视的政策影响，许多地区满族冠姓、更名、改籍，一时成为民初满族的风尚，这与清初满人逼迫汉族剃发易服，形成历史性照应，均为小共同体向大共同体演化的标志性事件。此后，满族人口聚集的东北地区长达十四年的殖民地经济是满族经济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一页。2011年12月由苏崇民主编的《满铁档案资料汇编》出版，全书共15卷，按满铁档案文书、满铁资料、满铁图书以及个人文书等四大类，分别收集满铁遗存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阐述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华北沦陷区统制、封锁以及强制掠夺乃至武装掠夺的全过程，多角度地展示了当时的历史实况。始建于日俄战后的南满洲铁道株式社（即满铁），是基于日本国家特定法令设立的特殊会社，兼有调查我国物产和自然资源以及为日本侵华政策提供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情报的特殊使命，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积累了数十万件调查报告和档案文书。这批“满铁资料”，既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也是研究伪满时期东北经济和满族经济史的重要素材。朱艳和李闰华《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粮食掠夺》[30]一文，记录了伪满统治时期，满族世居地东北地区作为工业原料和农产品基地被日本大肆掠夺，导致农业停滞不前，大量物产资源遭到破坏的历史事实。“粮谷出荷”和“粮食配给”是日本军国主义掠夺东北粮食的两项残酷政策，使满族人民苦不堪言。季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31]一文，指出日伪大肆掠夺农产品，其方法之周密彻底，压榨手段之毒辣残暴，为史上鲜见。古海忠《日本控制伪满经济命脉的内幕》（2004），指出日本对伪满实行全面经济统制，疯狂掠夺满族世居地的物产资源并奴役满族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满族曾经统治其他民族，现在被外族统治，历史镜鉴，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