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埃默森的网络交换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埃默森把社会交换理论与社会网络分析结合起来，创立了网络交换理论。正如上文所言，社会网络分析尽管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但也是到70年代才逐渐成熟，所以早期的网络交换理论所利用的也是早期的社会网络分析，网络交换理论与社会网络分析是在相互交叉影响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埃默森早期的网络交换论主要关注的是交换网络中的理性问题，后来转向对网络中的权力问题的探讨。

埃默森试图把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网络结构论和社会交换理论中强调行动者间微观交换的模型结合起来，在强化社会网络分析的弱能动性概念的同时，又强化了社会交换理论中的弱网络结构概念。他认为，网络中的交换者存在强弱之分，有些行动者会被排除在交换之外；而交换网络也存在强弱之分，根据网络的强度以及构成网络的行动者的强度，可以预测通过网络而进行的资源分配。网络交换理论更为强调个体的能动性，同时又将能动个体的交换与选择行为纳入网络结构分析。网络交换中的行动与理性选择理论所强调的理性行动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能动者并不是通过理性计算的手段，而是深受网络结构状况的影响。处于何种网络位置，决定了交换者之间的依赖与控制关系。

埃默森认为，网络交换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行动者在资源分配上通过谈判和讨价还价而进行的交换，比如市场交换和一般的社会交换就是如此。另一种是行动者之间并不会进行谈判和讨价还价，而是持续地向对方提供资源，以期获得对方的回报，进行互惠式的交换。在前一种网络交换中，交换双方之间试图相互影响和控制，因此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交换，双方也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而后者作为一种互惠性网络交换，在交换中双方不会进行理性的计算，也不需要多长的时间来为交换做准备，不会进行相互博弈。在互惠性网络交换中，尽管参与者也想获得某种价值或效用，避免受到惩罚和付出更高的成本，但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并不相同，因此是一种非工具理性的交换。^注54

后来，埃默森更为关注互惠性网络交换中的权力问题。他认为，在这种网络交换中，参与者更可能借用自己在网络交换中的优势来积累权力，进而实现自己的目标。网络结构的规模、形状、密度等维度，都会对这种交换权力产生影响。他认为，人们之间进行网络交换需要三个条件。其一，一方行动者要依赖另一方行动者以寻求有价值的结果。也就是说，交换双方之间的资源是不平等的，缺少资源的一方需要从拥有其所需资源的另一方获得这种资源，从而对于拥有资源的另一方产生一种依赖。其二，只有拥有资源的一方愿意给予另一方他所拥有的资源，依赖一方才能够获得某种收益。其三，交换双方还必须维持持续重复的交换关系。埃默森关于网络交换得以发生的条件的规定，体现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形式化特征，没有考虑制度等其他因素对于资源给予或获得的影响，而仅仅考虑行动者如何通过关系网络来获取其所需要的资源。

埃默森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网络交换过程会出现一种权力与依赖的交换。在网络交换过程中，向依赖者提供物质资源的一方，会利用这样一种依赖性形成对依赖者的权力。而且依赖者依赖性越强，资源提供的权力也就越大，对依赖者的控制就越强。在网络交换中，交换者之间会出现权力的不平衡，依赖性较小的行动者比依赖性较大的行动者拥有更多的权力，而依赖性较大和拥有权力较少者所处的地位就相对不利。这种在网络交换中基于他人的依赖性而产生的权力，被称为结构性权力。结构性权力与地位权力不同。前者往往由行动者的依赖关系所决定，而后者是关系网络中由有权力的行动者在利益获取中形成的结果不平等引起的。

埃默森指出，在网络交换中的权力大小与对方的依赖性相关，而依赖者的依赖性会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因此权力及其运用也会受到这些变量的影响。具体说来，交换一方因为需要某种资源而对拥有这种资源的另一方产生的依赖性，要受到另外两个变量的影响。其一是这种资源对于依赖者的重要性程度。资源对于依赖者来说越重要，则依赖者的依赖性越大，对方的结构性权力也就越大。其二是依赖者要获取这种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拥有这种资源的另一方。也就是说，依赖者所需要的资源提供者的替代性如何，会影响他对某个交换伙伴的依赖性程度。如果依赖者只能通过某一个交换对象来获取这种资源，那么依赖者对于资源提供者的依赖就是完全的，资源提供者的权力相对于依赖者而言也是完全的。如果依赖者可以从其他人那里获得这种资源，那么依赖者的依赖就是部分的，资源提供者的权力也只能是部分的。因此，交换网络的结构状况对于权力与依赖具有重要的影响。

埃默森进而认为，依赖者及其结构性权力与其寻找替代性交换对象的可能性，都是由其所在的交换网络结构决定的。例如，在资源依赖者A所在的一个三人交换网络B—A—C中，存在B—A和A—C关系，如果B—A之间的交换会削弱A—C之间的交换，那么相对于C而言，其结构性权力会因为A有替代性交换伙伴B存在而削弱。而如果B—A之间的交换促进了A—C之间的交换，那么情况正好相反。在前一种网络结构情况中，A可以选择与B或C交换，从而减弱了他对某一个交换伙伴的依赖性，这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增加了依赖者A的结构性权力。网络交换理论在网络结构性权力的概念基础上，区分了强权力网络与弱权力网络两种网络结构类型。如果依赖者所在的网络结构没有替代交换者，就是一种强权力网络结构，反之则是一种弱权力网络结构。

埃默森还研究了交换网络中的依赖与权力的平衡问题。他认为，网络结构尽管一经形成就会作为一个整体相对独立于参与者而存在，但是参与者也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处于某种既定网络结构中的行动者，会有意识地改变其依赖地位，以增加自己的结构性权力，从而实现结构性权力的平衡。当行动者意识到机会存在时，就会发起行动，与替代性的交换对象完成新的交易，减少对于以前的权力者的依赖，并获取某种权力优势，强化他人对自己的依赖，从而改变以前的权力非均衡，最终实现网络结构性权力的均衡。他认为，在特定的情景中，依赖者的投入会随着报酬的增加而出现倒U型变化。依赖者越是依赖于其交换关系，那么越有可能只在这一交换关系中行动，而不会去寻求建立新的关系，导致依赖者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就会日益依赖权力优势方，而权力优势方的权力就会越大。但是随着依赖者从权力优势方那里获得的报酬日益增多，这种依赖性又会下降。然而，在一般性的情况下，依赖者往往会能动地寻求其他方式来减少他对权力优势一方的依赖。例如依赖者可以通过降低自己向权力优势方所提供的物品的价值，从而减少自己的依赖性；或者可以通过提高自己向权力优势方提供的物品的价值，甚至减少向权力优势方提供自己的物品，从而增加权力优势方对于自己的依赖；或者可以通过寻求替代性的交换伙伴，寻求自己所需求的物品的替代品，从而导致权力优势方反而依赖于他，从而实现结构性权力均衡，实现交换双方的相互依赖。

埃默森还从这种网络交换论出发，区分了垄断、分工以及结党、分层等较为宏观的现象。他指出，当交换者为多人时，首先会出现单边垄断。单边垄断的重要特征就是一个行动者可向多个人提供报酬，而对多个行动者拥有权力优势。单边垄断是非均衡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优势者向诸依赖者提供的报酬往往价值较小，而从依赖者那里获得的额外资源却更多。比如一个大企业同时与多个小企业形成一种外包关系，而这些小企业都加工同一种半成品或者从事同一道工序，并把半成品都交给这个大企业，那么这就是一种单边垄断的情况，大企业对于这些小企业具有一种结构性权力。而依赖者为了实现均衡，就会使自己的资源专门化，从而出现依赖者的分工，以提供自己独特的产品，减少自己的依赖性。例如小企业会在交换过程中逐渐选择适合自己的、与其他加工企业不同的半成品加工或工序，从而出现专门化。

埃默森还进一步指出，网络交换者为了增加自己的结构性权力，可以在网络之中形成一个次一级的小网络，从而形成一个结党。例如，在外包网络中，处于某些层次的企业会结成联盟，控制下级加工企业寻找替代性的外包商的可能性，而加工企业也可能结成同盟，控制自己半成品或者专门化产品的价格。因此，网络交换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个人、组织以及企业集群的选择行为，这种选择行为与自由市场选择十分不同。他还区分了资源不同者之间的类间交换与资源相同者之间的同类交换。同类交换关系往往是封闭关系，交换者之间往往不能实现平衡，这时就会出现分层现象。总之，埃默森借用社会交换理论和网络分析，以权力和依赖性作为核心的概念，探讨了网络交换的权力与依赖的动态变化过程，描述了网络交换中的另一种行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