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共合作局面的成立

一　“联俄”与“容共”实际步伐的迈出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是从“联俄”开始的。孙中山是一位具有英、美教育背景的政治家，他从事革命的经费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海外华侨（主要是美洲和东南亚的华侨），这两方面的因素使他从开始革命起，就将争取外援的重心放在欧美，其政治理念也基本是欧美式的。对于与广州毗邻的港英政府，孙中山亦十分重视，他任命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担任外交部长，就是因为他“需要伍朝枢来同英国人打交道”⁽¹⁾。

正因为如此，在苏俄及共产国际谋求与国民党建立关系之初，孙中山态度十分审慎。在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孙中山强调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均不适合中国，并对中东铁路和俄国在外蒙驻军问题表示了严重关注⁽²⁾。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到中国来行使其使命，并征询孙中山对实施苏维埃政权的意见时，孙中山曾向达林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反建议：“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教化的县。那里住的是苗族人，他们比我们城里人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到那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制度。”⁽³⁾

孙中山在政治思想上与苏俄存在差别，致使酝酿已久的“联俄”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共合作一直没有实际动作。国民党及孙中山决定在这个问题上走出关键一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直皖战争之后，英、美等西方国家在政治上支持获胜的直系中央政权及其实施的武力统一政策，争取英、美方向的外援已经不再现实。对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在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报告中有明确的表述：“促使国民党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过去半年内发生的事件。在这个期间里，美国在华中和华北的势力不仅实际上而且表面上都开始压倒日本的势力。曹锟（现在的中国总统）的当政得到美国的支持，它不仅意味着美国势力的增大，而且意味着中国最大的军阀派系——直系的加强。这一事实迫使国民党更加迅速地表态和更加公开而真诚地联合苏俄。”⁽⁴⁾共产国际作为极力促成国民党“联俄”的一方，其判断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从苏俄方面观察，十月革命之后该国一直处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为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境地，也亟须谋求中国的“承认”并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为达到这一目的，苏俄并不因为英、美支持曹锟政权便置北京政府于不顾，相反，在苏俄谋求建立的中苏关系中，北京的位置最初是远远高于广州的。对于北京政府，孙中山曾要求苏俄方面不予承认，但苏俄没有采纳其意见。因为在苏俄看来，“不管北京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它终归是中国的正式政府”，因而将“力图同它建立正常关系”视为理所当然之事⁽⁵⁾。苏俄与北京政府的接触曾经引起孙中山的严重不安⁽⁶⁾。只是在与北京的谈判中，王正廷、顾维钧等坚持将解决外蒙撤军等问题作为中苏建交的先决条件，与苏俄方面先建交后谈判解决两国间“悬案”的立场相忤，谈判一时陷入僵局，广州的地位才因此而提高⁽⁷⁾。后来北京方面同意与苏俄妥协，正是出于阻止加拉罕南下与孙中山联系这一策略的考虑⁽⁸⁾。不过孙中山在外蒙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的民族主义立场，也是苏俄方面始料未及的。

在意识到广州的地位与作用之后，苏俄方面决定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及国民党的政治顾问。几乎同时，孙中山派出其军队参谋长蒋介石率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访问。苏俄对国民党的经费和军火援助问题也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鲍罗廷是促进国民党联俄的十分合适的人选。他为人“谨慎周到，态度和蔼”，不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关系”，而且“与孙中山先生相处甚得”⁽⁹⁾。他的到来，对国民党实施“联俄”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蒋介石率团访苏，获得的总体印象并不佳好，在外蒙驻军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的感受尤其如此。在归国之后给廖仲恺的信中，蒋写道：

尚有一事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中之党员也。而我国党员之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之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其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¹⁰⁾。

蒋介石回国后向孙中山递交书面报告，并于1924年1月中旬国民党一大开幕前夕将访苏的结果向孙中山作了口头陈述⁽¹¹⁾。

尽管对俄国有所警惕，蒋介石率团访俄期间形成的某些印象和所获得的具体成果却加强了孙中山“联俄”的决心：莫斯科对代表团最高级别的接待，为国民党培训军队干部协议的签订，以及关于俄国政权及军队强大和巩固的印象，关于红军的军事政治组织和培训经验对国民党的重要性的认识，关于党和共青团的集中组织对组建有效国家政治结构的意义等，都增强了孙中山对于苏俄可引为中国革命之臂助，苏俄经验可以为中国革命参考的认知。

对于蒋介石的顾虑，孙中山有着自己的处置之道。据蒋介石称：“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宜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党分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如我们北伐军事一旦胜利，三民主义就可如期实行。到那时候，纵使共党要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何况苏俄对中国革命，只承认本党为唯一领导革命的政党，并力劝其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服从领导，而又不否认中国并无实行其共产主义的可能呢。’”⁽¹²⁾

真正构成孙中山实施“联俄”政策的理论障碍是苏俄的共产制度。虽然孙中山常说自己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根据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理论，民生主义当然与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但孙中山始终认为，共产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至少在现阶段是如此。因此，尽管有“联俄”的现实政治需要，要与实施共产制度的苏俄实施联合，孙中山在认识上是难以融通的。加之当时共产制度被西方国家视为“政治瘟疫”，受此影响，国人避之惟恐不及，国民党自然要顺应舆情，注意与之划清界限。

但是，自从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后，“共产制度”已不再构成孙中山实施“联俄”政策的障碍。孙中山是通过马林的介绍获知俄国“新经济政策”实施情况的，他在致廖仲恺等的电报中称：“俄国经济状况，尚未具实行共产的条件，故初闻苏俄实行共产主义，甚为诧异。今与马林谈，始知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实业计划相差无几，至为欣慰。”⁽¹³⁾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从1921年开始，一直实施到1927年，而孙中山在1925年便去世。也就是说，终中山之世，国民党都可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为理由，为“联俄”的政治行为作出至少自己认为合理的解释。

当然，孙中山更关心的是获得实际的经费及军火方面的援助。在这一点上，苏俄出手虽算不上慷慨，但对国民党而言却能收到雪中送炭的效果。1924年，苏俄在黄埔军校缺乏军火，难以开办的情况下，运来8000支俄式步枪，每支配有500发子弹，并资助现金200万卢布作为开办经费，解决了军校的燃眉之急。1925年苏俄一次向广州运送了价值56．4万卢布的军火；1926年又分四批向广州运送军火，共计2．3万支步枪，90挺机关枪，1000把军刀，子弹1200万发，大炮24门，炮弹1000发⁽¹⁴⁾。

苏俄向国民党提供援助有三个附加条件：其一是要求国民党进行改组，其二是实施国共合作，其三是修改国民党的纲领。苏俄要求国民党改组的目的是想改变国民党尚未形成“强大的政治组织”的状况，使之“处在我们（苏俄）的影响之下”，“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¹⁵⁾。国共合作是苏俄改变国民党的一项重要措施，就像掺沙子一样来改变国民党既有的人员构成。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要“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¹⁶⁾。苏俄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曾经发出与国民党合作的指令。对于国民党，苏俄方面曾明确暗示，能否得到所期望的援助，取决于它与中共的关系⁽¹⁷⁾。至于修改纲领，则完全是要按照俄国人的意志来改造国民党。

很明显，这些条件如果被接受，完全可能将国民党改造成类似共产国际支部似的组织。对国民党提供援助的条件，苏俄态度十分坚决。当孙中山与马林就“南方迫切需要财政援助”进行磋商时，马林明确表示：“如果不进行党的改组，就不能给予援助。”⁽¹⁸⁾

孙中山并非不愿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政治军事斗争的一再失败使他对国民党组织的散漫与无力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但如果完全接受苏俄的条件，国民党是否会改变自身，甚至会成为苏俄的“工具”。围绕这个问题，国民党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作为一个有几十年革命斗争经历的党的领袖，孙中山当然不愿意看到他所缔造的党发生分裂，不愿意失去自己对于全党的领导地位，降格成为某一派的领袖。但是，现实政治、军事斗争中一再失败的艰难处境，使孙中山不得不淡化在“联俄”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可能出现的组织分化，将争取援助这一功利主义的考虑放在首位。

直接促成孙中山联俄的事件是陈炯明反目。陈炯明是孙中山扶持提拔起来的，孙中山曾对之寄予很大希望，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之前陈已升任广州政府陆军部长。由于政治上的分歧，加之英国的支持，陈炯明在1922年6月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走上海。在孙中山前往停泊在白鹅潭的军舰上避难时，英国人竟以白鹅潭接近沙面租界，担心牵动外国兵舰为由，要求孙中山离开广东。部下反目为仇，英国人“助纣为虐”，给孙中山以强烈刺激，使他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最终将目光转向苏俄。他在离粤赴港时对随行人员说：“中国革命，许多地方须借镜于俄国。”并让陈友仁转告达林说，他已深信，“中国革命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¹⁹⁾。由此可见，陈炯明兵变之后国民党的艰难处境是孙中山决定“联俄”并作出“容共”决策的一大关键。

作为被“容纳”一方的中国共产党，其多数领袖最初对国共合作尤其是“党内合作”并不赞成。陈独秀1922年4月6日致维经斯基的信对“党内合作”所持否定态度，反映了中共党内从中央到地方多数人的意见。但由于共产国际在1923年1月12日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是国民党”，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²⁰⁾。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组织，不能不表服从。加之马林在中共内部作了大量说服工作，中共在西湖会议经过激烈争议之后，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但只同意少数共产党领袖加入国民党。直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罢工被镇压，鉴于血的经验教训，中共才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只能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应由工人运动转变为国民革命。1923年6月，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承认：“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因此，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提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大会还特别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与《宣言》相呼应，提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因此，中共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²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施国共“党内合作”，成为中共的重大决策。

可见，尽管有些勉强，国共双方毕竟都对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令作出了配合或接受的决定，国共合作在酝酿多时之后，终于迈出实际的政治步伐。

二　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的开展

国民党改组与“联俄”有连带关系，“联俄”又与“容共”有连带关系，既已同意“联俄”、“容共”，则改进国民党组织也就势在必行。

实施改组之前，国民党及其前身中国同盟会虽有近二十年的政治斗争历史，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但组织涣散，政治纲领模糊，内部派系分野严重，整个党全靠孙中山的崇高地位和威望来维系。“二次革命”之后成立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盖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的做法，甚至一度使党带上秘密社会的组织色彩⁽²²⁾。斯内夫利特曾撰文分析国民党的状况，认为“国民党不能算一个政党”，他引用“一位北方的著名军阀”的话说：“中国没有国民党，只有孙中山党。”⁽²³⁾所言大体符合改组前国民党的实际状况，并说明了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923年10月6日，苏俄政府应孙中山邀请派驻广州的代表鲍罗廷（Borodin．Michael）到达广州。18日，孙中山任命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希望鲍罗廷用俄国的方法“训练吾党同志”。孙明确表示：“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习他的方法。”⁽²⁴⁾不久，孙中山又聘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则公开将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表示：“将来引导中国国民运动以致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²⁵⁾于是，国民党的各项改组筹备工作便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全面展开。

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国民党本部的改组事宜。24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胡汉民、林森、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谭平山、孙科、吴铁城九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全面负责改组工作。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分别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说明国共已在政治上开始合作。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由廖仲恺主持，鲍罗廷在会上作关于改组和制定新的章程草案的报告，强调革命力量联合对于被压迫民族自由解放的重要性。会议通过了改组计划。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委员会成立之后，全力以赴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共议决包括全国代表案、国民党改组宣言案、党纲和党章草案、广州区党部和区分部案、筹办军官学校案等重要议案和决议四百余件，并决定于1924年1月5日在广东召开国民党“一大”⁽²⁶⁾。

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12月，孙中山连续发表三次演说，阐释国民党改组的必要和实施“联俄”、“容共”政策的主旨，表示：“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之所以以苏俄为模范，是因为从俄国人那里可以学到政党组织的方法。“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则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则由于我党组织之方法不善，前此因无可仿效。法国革命八十年成功，美国革命血战八年而始得独立，因均无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为我党师法”⁽²⁷⁾。孙中山强调学习俄国人的政党组织方法，却闭口不谈俄国党的主义，为国民党的改组定下了政治基调。

为推进改组筹备工作在各地展开，孙中山委派廖仲恺、胡汉民到上海组织临时中央委员会上海执行部，委派李大钊在北京从事国民党党务改组工作。改组工作的重点在广州、上海两大城市。筹备改组的第一步是在各地进行党员登记。广州的党员登记尤为严格，同时开展市党部、区党部和区分部的组织建设，统一宣传机关，并将大本营党务处、大本营直辖委员会、广东宣传局裁撤，归并于临时执行委员会。为统一思想，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限制党员对外发表关于党务的意见，并设讲习所以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到1924年1月12日，广州成立了九个正式区党部、三个代理区党部、六十六个区分部、三个特别区分部，党员登记人数达8218人，两个月内增加党员4569人。在上海，截至1924年1月10日，总共正式成立一个区党部、三十三个区分部，此外尚有三个未编次序的区分部。上海的工、商、学界也建立了国民党基层组织⁽²⁸⁾。

在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做了大量的工作。1923年9月，李大钊与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组织，清洗参加贿选的国民党党员，同时吸收“激进”青年加入国民党。据张国焘称，到11月，“北京国民党组织的人数增至一千余人，可以说大多是北京的优秀青年，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约占三分之一”⁽²⁹⁾。湖南原先没有国民党组织，国民党中央派覃振到湖南去筹建，在毛泽东、李维汉、何叔衡、夏曦、刘少奇等人协助下，筹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夏曦、刘少奇还受国民党中央之命，担任湖南第一、第二分部筹备主任⁽³⁰⁾。其他地区（如四川、山东）的共产党人也与国民党人相互配合，使地区国民党的改组筹备工作开展起来。

1923年11月下旬，中共在上海召开三届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总结了各地贯彻党的“三大”有关国共关系决议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并通过《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明确了“国民运动是我党目前全部工作”，决定将“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作为国民运动的“首要工作”，并确定了扩大国民党组织的三项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决议明确规定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合作”中的关系：“一、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二、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³¹⁾中共中央的决议案，旨在促进国民运动的开展，但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党员的一切政治言论与行动，须服从共产党的指挥，又给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士提供了口实。

不仅如此，共产党人为“矫正”国民党的政治观念，还对国民党展开了尖锐的批评。其批评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对国民党对待军阀政策的批评。认为孙中山只注意在军阀之间周旋，而不敢提出打倒一切军阀的口号是一种政策性错误。蔡和森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甚至宣称：“国民党一直所采的方法和一切混蛋的政团如安福系、交通系、直系、奉系等的无甚差别。”⁽³²⁾二、对国民党对工人运动态度的批评。认为国民党为避免“赤化”、“过激”嫌疑，无视资本家阶级对工人的压迫，甚至为了避免激怒英国人，对吴佩孚制造京汉铁路惨案，亦“一声不响”⁽³³⁾。三、对孙中山外交政策的批评。一是批评孙中山对苏俄的态度不够热情主动；二是批评孙中山为争取外国援助而对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常常缩头缩脑，不敢出面领导群众，有时且故意躲避”⁽³⁴⁾。

中共上述决议案以及对国民党的批评，与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三大”的指示有关。该指示中一些关键性的政治表述，如共产党人应该在国共合作的同时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吸收国民党左派分子加入共产党等，是导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国民党内以“秘密组织”形式活动的依据。一些国民党领导人得到了这份文件，深感不满。1923年11月29日，邓泽如、吴荣新、林直勉、邓慕韩等11人联名向孙中山递交《检举共产党文》。邓泽如等人上书的主要内容与《向导》批评国民党所涉内容大体相同，而政治立场则截然相反。认为《向导》对国民党联络国内实力派共同反直的策略及对外政策的批评，目的在于使国民党“丛国际之仇怨”，“在国内绝实力派之协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想利用国民党的躯体，“注入共产党的灵魂”，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的性质⁽³⁵⁾。

孙中山接到上书后很快作出批复。针对邓泽如等人“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的说法，孙中山解释说：“此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同时，孙中山再次阐明自己的立场。他认为，陈独秀等人对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批评，体现了“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针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从事“秘密组织”活动的现象，孙中山强调“彼等”既加入国民党，就必须“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关于联俄问题，孙中山因重视苏俄援助，故告诉邓泽如等人，“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我党，故资本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只有俄国及被压迫之国家与被压迫之人民耳。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但孙中山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斗争。那些“中国少年学生”确实曾经“竭力排挤而疵毁我党”，以便“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从整个批文的内容及口气上看，孙中山是在调和当时国共之间存在的对立情绪，因而他要邓泽如等人宽大为怀，捐弃前嫌，团结共产党人，不要因陈独秀等人“往时反对吾人，而绝其向善之路”⁽³⁶⁾。

孙中山为国共合作所作的调解工作，为国民党改组及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内部条件。

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海内外代表总数为198人，实际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73人。中共代表为24人，比较著名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等⁽³⁷⁾。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提出了这次大会的两项重要任务：“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³⁸⁾开幕会之后，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等五人组成主席团，值日主持会议。

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中国国民党章程》、《出版及宣传问题案》等十一个重要决议案，并通过了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各种具体办法。新通过的国民党章程制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完整的组织系统。党章规定在保留“总理”的前提下实施委员制。孙中山为国民党总理，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无须选举产生。总理对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有提起复议之权，对中央委员会决议有最后决定权。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但在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此，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委员24人组成，包括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戴季陶、林森、邹鲁、谭延闿、于右任、叶楚伧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由17人组成，包括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林祖涵（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韩麟符、沈定一、于方舟等。执行委员会之外复设监察委员会，选出中央监察委员及候补监察委员各五人，包括邓泽如、张继、吴敬恒、蔡元培、许崇智等。地方则各省设省代表大会和省执行委员会，各县设县代表大会和县执行委员会，各区设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和区执行委员会；区分部为基层组织，设分部党员大会和执行委员会⁽³⁹⁾。

“一大”闭幕翌日，孙中山主持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设立中央党部。中央党部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青年部、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调查部、军事部等机构⁽⁴⁰⁾。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还决定在各地建立地方执行部，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实际建立的有北京、上海、汉口三个执行部。

经过国共两党共同筹划和努力，国民党组织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国民党已有正式省党部十二处，特别市党部四处，临时省党部九处，全国除云贵、新疆等少数省份之外，绝大多数省区都建立了国民党组织。1926年初，党员人数达到50万，正式登记的有20万。党员的构成也发生变化。以广东为例，1926年2月，省党部报告的党员人数已由九个月前的1．5万人增至4．8万人。其中农民占40％，学生占25％，工人占25％，商人占10％，军、政、法、报、自由职业和其他人员共占百分之几。很明显，经过改组，国民党不仅扩充了党员人数，而且改变了组织成分⁽⁴¹⁾。

“一大”经过激烈争论，在对诸如将大土地收归国有一类具有“共产”色彩的内容作了删改之后，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⁴²⁾。

《宣言》分析了“中国之现状”，认为自辛亥革命之后，军阀专横、列强侵略的形势日益加剧，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深渊。因此，进行国民革命，实施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

对于“国民党之主义”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言》重新作了解释。民族主义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是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要实现前一目标，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要实现后一目标，就必须“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之后，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民权主义旨在赋予国民更多的民主权利。规定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针对“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的情况，《宣言》主张，“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民权实施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之中，以孙中山创制的“五权分立”，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作为原则，以济代议政治之穷，矫选举制度之弊。民生主义的内容乃孙中山一贯主张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项。国家应制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以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凡具有垄断或规模过大之企业，应“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

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及苏俄“指导”的结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曾经明确表示，三民主义将通过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所作解释，来表明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⁴³⁾。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几乎在所有各点上都对国民党行动纲领作了十分重大的修正”，“实际上，（共产国际）向国民党推荐的纲领与中共的最低纲领几乎没有区别。这些坚持不懈的推荐意见表明，共产国际竭力想把国民党变成‘中国的雅各宾党’”⁽⁴⁴⁾。

尽管因联俄、容共立场的确立，《宣言》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较之以前有所不同，但国民党的基本政治立场仍然没有变化。例如，以前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在主张实现民族独立自由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现在因联俄需要而将这一口号写进《宣言》，但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与苏俄并不完全相同，它不包含“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内涵，最多只是过去指斥的“外国列强”的代名词；对于苏俄在中国推动“世界革命”，国民党也有所警惕。在民权问题上，以前对西方政治制度颇多赞词，现在虽然出现了指斥代议制度下民主为“资产阶级所专有”的言论，却不主张用“无产阶级民主”而主张用超阶级的“平民”、“国民”的民主取而代之。这体现孙中山力图对西方近代政制进行改良的一贯立场。

《宣言》还明确规定了“国民党之政纲”，内容包括对外政策七条和对内政策十五条。对外政策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特权，对内政策主张制定划分中央地方权限、实施省宪并制定具体政策，以保障民权、民生主义的实施。《宣言》明确宣称，上述内外政策，为国民党“党纲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济中国之第一步”⁽⁴⁵⁾。

国民党“一大”取得的另一重要成果是通过改组方式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国民党“一大”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11％。当时共产党员总数不过四百余人，而国民党的人数仅广州一个城市登记注册的就有8218人，广东全省党员人数将近四万人。全国的总数未见确切统计，但即便没有蒋介石在苏俄考察时所夸张的60万人⁽⁴⁶⁾，也应当不会少于十万人。若以十万计，则共产党的人数仅为国民党人数的4‰，但出席“一大”的代表则占了代表总数的11％。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不仅如此，在“一大”会议上，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中共党员的地位与作用也十分突出。李大钊是孙中山亲自提名的大会主席团成员，同时兼任中国国民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担任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谭平山担任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于树德担任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大会的各项组织领导工作。瞿秋白参与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并以此资格出席大会。

在“一大”期间，代表围绕是否允许共产党员“跨党”的问题产生争议。1月28日，在讨论党章修正案时，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发言，称“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主张在第一章第二条之后，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如果这一提议得到通过，凡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么必须退出国民党，要么必须脱离共产党。方瑞麟的提议得到十人以上附议，大会因此展开了讨论⁽⁴⁷⁾。李大钊以章程审查委员的身份登台发言，并递交书面声明。他在发言中表示：共产党人是经过反复研究思考才决定加入国民党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为国民革命作贡献，而不是为了与国民党争夺小团体的利益。既然孙中山先生已允许共产党人“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则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同时“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为了释疑，他特别表示：“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守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⁴⁸⁾

叶楚伧、李永声等人对方瑞麟的主张也表示反对。而江伟藩则赞成方氏的提议，略谓凡加入国民党者，都应信仰党的主义，从事国民革命事业；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包含于民生主义，但实施途径相差太远，故反对“跨党”。对此，汪精卫不以为然，他以章程审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指出：过去吴稚晖、李石曾、张浦泉等人都曾以无政府党党员身份被接纳为国民党员，有此先例，国民党已无拒绝共产党加入的理由。他认为，国民党章程上订有纪律专章，对于党员违反党义有所制裁，因此，对于“党员跨党一层亦可不必过虑”。黄季陆表示相对赞成方瑞麟的提议，主张对于跨党“应有一种明文规定”，盖既入此党，又加入他党，若无“适宜之规定”，恐造成组织上的混乱。

廖仲恺在会上发言，反对方瑞麟的提议，认为只要对于国民党的主义能真正服膺，能彻底革命，则跨党应不成问题。对于加入国民党的人，只应问他是否诚意加入，其他皆不必多问。他特别指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的一个新生命”，共产党“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功夫的”。胡汉民发言认为，大会争论的焦点，是担心跨党之党员违反党德、党章，“但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既然党内已有纪律专章，便不必在章程上规定取缔条文。随后，毛泽东提议将“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章程，惟申明纪律可也”的意见付诸表决，多数人举手赞成，方瑞麟的提议遂遭否决⁽⁴⁹⁾。

关于方瑞麟提议被否决一事，胡汉民后来有一个说明。他说当时孙中山不在会场，由他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如果反对“跨党”案通过，他将无法向孙中山交代⁽⁵⁰⁾。这表明，孙中山的崇高威望以及孙中山实施“联俄”、“容共”政策的决心，是国民党“一大”实现国共合作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意味着，如果孙中山的作用不复存在，国共合作将面临严峻考验。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为国共合作奠定了组织基础。